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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设定标准

优秀

每个人都对“世界级”有着自己的定义，这个词仿佛已经取代了“伟大”或“优秀”。如果你看看报纸或是听听电视评论员的点评，似乎有很多“世界级”球员。在教室里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我不断听到关于“分数膨胀”的说法——今年获得A级的学生比去年多得多。在我看来，目前全世界的现役球员中能称得上世界级的仅有2位——里奥内尔·梅西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虽然还有很多球员称得上伟大，还有更多的球员堪称出色，但是当今世界成千上万的职业球员中，也只有梅西和C罗算得上是“世界级”。当然其他球员也会有“世界级”的发挥，一个精彩的进球、一脚精妙的传球或是一次惊世骇俗的扑救，而且在整场比赛中乃至整个运动生涯中这样的时刻是不胜枚举的。关于对球员的分级，我有不少主观的和客观的标准。主观标准包括他们双脚的技术；平衡感；他们保持竞技状态的自律方式；对待训练的态度；各场比赛及各个赛季中的稳定性；他们在不同位置上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以及他们为球队所注入的热情。在客观标准中不容争辩的几点是：他们的进球数；他们代表世界顶级俱乐部出场的次数；曾经获得的冠军数和奖牌数；参加世界杯的次数。如果你运用这种评判标准，就能很容易定义最佳竞技水平了。而对此，球员们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当今足坛有不少伟大的球员——拜仁慕尼黑的托马斯·穆勒（ThomasMüller）、巴塞罗那的路易斯·苏亚雷斯（LuisSuárez）和内马尔（Neymar）以及阿森纳的阿莱克西斯·桑切斯——但是我可以肯定这4位球员都会承认自己比不上梅西和C罗。在此我无意贬低或批判任何球员，虽然在我执教曼联的26年里有不少优秀的球员，但是堪称世界级的也只有4位：坎通纳、吉格斯、C罗和斯科尔斯。而在这4位当中，C罗就像圣诞树顶端的饰物，他是我执教生涯中最后一名世界级球员，也是最棒的。基恩、罗布森和布鲁斯也都是非常伟大的球员，但是他们的优秀来自他们的态度、雄心、领导能力和投入，而并非其他优点。

再往前追溯，博比·查尔顿曾代表俱乐部出战758场、代表英格兰国家队出战106场，其中4次打进世界杯决赛。按照我的标准，他也称得上是“世界级”。他可以满场飞奔、左右脚技术娴熟，可以打左路、右路或中路，并且信心十足，意志坚定。尽管他曾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但是为人却低调、谦逊。他是一个安静腼腆的人，但是当曼联队落后时，他会说：“把球传给我，我会让球队取得胜利。”他并非在吹嘘或夸耀，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实力，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队友也是这么想的。曼联最终赢得了比赛，这都归功于查尔顿——这位世界级球星。

在足球运动中，一位幸运的教练可能会得到一名世界级球员；但是大部分的俱乐部并没有这么走运，即使这些俱乐部也能够组建出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经过悉心准备，11名出色的球员组成的球队所具备的实力超过他们个体能力的简单相加。然而我确实也想不到有哪个球队可以在没有世界级球员的情况下问鼎任何赛事。

在带领一支团队追求卓越时，需要对成功进行谨慎的定义。我通常会非常小心地设立特定的长期目标。我永远不会对球员们说：“本赛季我们要赢得英超冠军和两座奖杯。”首先这样做会传递错误的信息，因为这听起来很傲慢自大。其次，这会给所有人带来很大的压力，而得不到任何好处。最后，这可能会让所有人都失望。相比之下，“我们希望曼联赢得每一场比赛”。这样说要合适得多，因为自从1993年至今我们都是这么做的，这么说也传达了俱乐部的精神。让大伙都知道我们希望赢得每一场比赛就是制定了追求卓越这一目标，我也可以借此不时地为队伍打气。

在制定可行的目标时，还需要权衡实际情况。你必须让所有人都做好成功的准备，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我们很容易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一点我在执教之初就深有体会。我在圣米伦队的第一个赛季，球队取得了八连胜，并且在乙级联赛中名列前茅。我当时信心满满地告诉媒体我们不会输掉本赛季剩下的任何一场比赛。但是，事实上后来我们仅赢得了一场比赛，在赛季结束时我们排名第6。

在曼联时，每个赛季伊始，媒体都会问我本赛季的目标是什么。我的一贯回答是：我们想赢得一座奖杯，随便哪一个都可以。我小心避免制定错误的目标或是给大家压力，因为这样做会事与愿违。然而，自从我带领曼联夺得第一座奖杯后的23年里，我们至少每两个赛季就能夺得一座奖杯。

幸运的是，几乎没有老板或经理告诉我他希望球队夺得奖杯。唯一的例外是我在圣米伦队被炒鱿鱼之前，当时的球队经理告诉我（即使我们在上个赛季已经晋级，而且队员们都还很年轻）他希望我们在下个赛季赢得英超冠军。这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对我说：“我们需要你去赢得冠军。”然而这位经理没能够意识到的是如果我们要想获得冠军，就必须再买两三名新球员，而俱乐部却不希望这么做。

取得任何胜利都需要循序渐进。你根本不可能一步登天，夺得英超冠军。所以我会小心地将所有事情都细分为可以消化的小部分。没有人会把一个登山队带到珠峰脚下，然后指着顶峰说：“小伙子们，我们的目标是那里。”在赛季伊始，我会避免向球员传达任何特定的目标。我在媒体面前发表的关于夺冠的言论也只是泛泛而谈，而且我的球队也已经习惯了这种预期。只有在11月时，当赛季局面和我们未来的对手变得明朗时，我才会制定更精确的目标。此时，随着冬季的临近，我会对球员们说：“如果在新年那天，我们排名第一、第二或第三，或是跟第一名相差3分之内，我们夺冠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2009年11月，雷内·穆伦斯丁制定了我们计划在12月底收入囊中的分数，但是此后，我们先后输给了切尔西、阿斯顿维拉和富勒姆队（Fulham），我认为此前制定的目标是适得其反的。我想在制订具体计划时最好融入一些模糊性。如果在圣诞节来临之际我们名列第5，那么情况还不算太糟，因为多年以来曼联队在后半个赛季总会有更好的表现，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惯例。我们经常说：“下半个赛季自然会好起来的。”当然事实并非像说的这么简单，但是这至少能提振士气。对于任何竞争异常激烈的事情，通常只有到最后才能形成定局。在我执教曼联的这些年里，英超的比赛中仅有4次是能够在赛季结束前两周或更早预知冠军花落谁家的。

能够在比赛中间调整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球队真的碰上了麻烦，往往局面看似不可挽回。2001年我们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局面，当上半场结束时我们以0∶3落后于托特纳姆热刺队。在中场休息时，我实事求是地告诉球员们，我们的表现简直糟透了。当时的更衣室内一片沉寂，我只说了一句话：“先打进一球，看看局面如何吧。”我并没有说：“我们只剩下45分钟的时间了，而我们还需要4个进球。”因为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走在通往球场的通道上时，泰迪·谢林汉姆（曼联前球员，后来效力于托特纳姆热刺）大声告诉自己的队友：“千万不能让对手先进球！”他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有着多年的比赛经验，因此心里明白我们一旦落后，局面就会变得非常危险。然而，我们真的打进了下一粒进球，而这一粒进球给我们带来的是另外4粒不可思议的进球。最终，我们以5∶3赢得了比赛。

当曼联开始不断赢得国内赛事时，我也为球队制定了更高的理想。我把我的想法说给教练组听并跟他们解释，我们依然要全力以赴去争取英超冠军，我们的新目标是欧洲冠军杯冠军。我执教曼联以来首次获得英超冠军是1993年，且截至当时为止，曼联总共赢得过1次欧洲冠军杯冠军，或者冠军杯（1992年以前的叫法），而皇家马德里已经获得过6次冠军、AC米兰和利物浦分别获得过4次、拜仁慕尼黑和阿贾克斯分别获得过3次、本菲卡（Benfica）和诺丁汉森林队分别获得过2次。

在为欧洲冠军杯冠军而努力的过程中，我采用了与对待国内杯赛相同的策略。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显然，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参赛资格，并获得至少10分。我们仅有3次没能实现这个第一目标，分别在1994—1995赛季、2005—2006赛季和2011—2012赛季。

我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对待球员。我从不会告诉C罗或者迪米塔·贝尔巴托夫（DimitarBerbatov）我们希望他们一个赛季能够至少打进25个球，也不会要求吉格斯或基恩让他们的传球成功率至少保持在80%。我从不会对任何球员提出特定的目标，要求他们完成，然而他们也都明白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最杰出的发挥。跟球员续签合同是审视其竞技状态的好机会，我可以借此机会告诉他们哪里需要提高。每当签下一名新球员，我总是特别注意坐下来跟他聊聊，并向他详细解释曼联俱乐部对他的期望。

至于我自己，我从未制定过一系列的个人目标。在我17岁时，我也从未要求自己在30岁时要打进100粒入球或是在我的职业生涯结束时要获得6块奖牌和20座苏格兰的奖杯。在我成为教练以后也是如此；然而当阿伯丁队经常能够赢得比赛时，我也很清楚自己渴望一个更大的舞台。在跟几家俱乐部进行了漫不经心的交流之后，我来到了曼联队，至此我再也未曾考虑过去别处执教。经常会有人建议我去当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但是尽管几十年过去了，我对这一职位仍然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仅需要面对背叛苏格兰的内疚感，还不得不应付这一位置带来的种种麻烦。同时这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职位，因为每当重大赛事临近，媒体和公众总会为之疯狂。他们往往会忘记国家队主教练虽然拿着可观的薪水，却是一个兼职工作。他只能偶尔见到自己的球员，他不能进行日常训练，并且在国家队中无论是多么有天赋的球员，也不可能像在俱乐部一样本能地感觉到队友的意图。1985年乔克·斯坦去世之后，我曾经当过一阵子苏格兰国家队的主教练，那时我领略了一番国家队教练的苦恼。这个职位真的不适合我。在我看来，国际比赛管理的职位是为那些经验老到、临近退休的教练准备的，他们有耐心去应付这一职位的缺陷，并且有足够的威信，可以指挥更衣室里那些相处时间并不是很多的球员。

当我来到曼联之后，我想象不出比老特拉福德球场更大的舞台。显然，我也很了解诺坎普球场和伯纳乌球场，但是虽然它们都是很棒的球场，却都不及老特拉福德球场那么吸引我。我从未要求自己在退休前一定要夺得多少次英超冠军或是足总杯冠军。如果我当初要求自己带领曼联夺得5次欧洲冠军杯冠军后再辞职，那么我现在可能还得留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但是我私底下一直认为我可以带领球队实现这一目标。我从未告诉自己如果曼联的射手没能拿到FIFA的金球奖（Ballond’Orawards）或是年度最佳球员奖，我的人生将是不完整的。这不是我的风格。我想要的只是更多的冠军，在这一点上我永不知足。

鼓舞

要想自己的球员发挥出最佳状态，用铁棒打是不管用的。你需要赢得他们的尊重，让他们习惯成功的感觉，并让他们相信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我无法想象有哪个教练能够依靠暴政获得哪怕是片刻的成功。事实证明，英语中最强大的两个词是“Welldone”（干得漂亮）。领导能力中很大一部分是开发出另外5%的潜力，而这潜力连当事人本人都不得而知。

无论上个赛季是输是赢，球员们都需要抹掉这些记忆，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去年有着优异的表现，并不能确保今年就能理所当然地继续保持下去。同样，如果去年我们失败了，我可不愿意沉浸在过去的失落之中。教练组，尤其是运动科学组的成员们经常会在赛季开始前或进行中给我一些新颖的意见，但是我从不会大张旗鼓地跟球员们进行赛后分析。我通常的做法是让他们在训练场上以我为中心站成一个半圆，然后向他们再次强调我对于胜利的渴望，并借此提出一些期望。我经常会问一些成熟的球员他们已经得到了多少奖牌，这些球员已经开始喜欢曼联这种胜利的习惯。我告诉他们，在他们获得10枚奖牌之前都不能以曼联球员自居。我记得曾经告诉里奥·费迪南德，除非他达到瑞恩·吉格斯的水平，否则他就不能认为自己是曼联的球员。当然，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别人喜欢你，那么做起事情来会容易许多。虽然我无意博取人缘，但是我会经常试着去关注曼联队，或是其他跟我有关联的俱乐部中的一些人，他们是幕后工作者，是无名英雄。我这么做并非伪善，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这些人没有数百万英镑的薪水、公众的称赞，他们没有百达翡丽的手表和宾利轿车。他们中的很多人——洗衣工、球场管理员和女服务员，都是乘公交车来上班的。他们是俱乐部的中流砥柱。在曼联队，他们中甚至有些人的资格比吉格斯都老。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相当于球队的公务员，他们比政府存在的时间更久，而在曼联，他们与球队的传统一脉相承。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亲切，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跟我有着类似的背景。

有不少教练希望受到球员们的欢迎，并和他们打成一片。这样做是徒劳的。作为一名领导者，你无须让别人喜欢你，在某些场合，让别人畏惧你反而会很有用。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需要获得尊重。生活中总是有些自然的界限，那些越了界的人就会遇到麻烦。当我在流浪者队踢球时，他们雇用了一位新的教练，大卫·怀特（DavidWhite）。他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只是无法胜任教练一职。他被这个俱乐部震慑住了，同时他还停留在凯尔特人队乔克·斯坦的阴影中。球员们不是很尊重他，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跟球员们走得太近了。曼联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1969年威尔夫·麦克吉尼斯（WilfMess）接替马特·巴斯比（MattBusby）成为主教练。当时威尔夫面临着几个不利的因素。他接替的是一个传奇；当时他年仅31岁并且没有管理经验。但是最糟糕的是，他所执教的球队中有很多队员都曾和他一起踢过球。教练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职位。在我执教曼联之前，俱乐部的主教练罗恩·阿特金森（RonAtkinson）也有类似的问题。作为一名教练，他比威尔夫要成功得多，但是他也选择和队员们称兄道弟。但这是徒劳无用的。领导者就是领导者，不是球员。

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很有必要的。这体现在很多小的方面，但非常重要。比如，我总是坐在球队大巴的前面。球员们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因此他们从未邀请我参加赛季末的派对。他们会邀请除了我以外的所有管理人员，然而我并没有为此感到不悦，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除了在阿伯丁队的那一次，我从未参加过自己球员的婚礼。他们不愿意跨过那条线并且尊重我的位置。这样也让事情变得容易了，因为作为教练，对待球员不能感情用事。乔克·斯坦曾经告诉过我：“不要爱上你的球员，他们会欺骗你的。”这也许有些极端，但是他说得没错，你不能跟为你工作的人过于亲密。只有当他们遇到麻烦时，他们需要你的建议，这时你才需要付出情感。我曾经无数次帮助球员解决他们的私事，他们信任我，知道我会为我们的谈话保密，我也为此感到荣幸。在这些情况下，我就像一名牧师、一位父亲或是一名律师，能够解决问题的任何角色。时至今日，我曾经的球员们还是经常跑来向我寻求意见，这也体现出了曾经支持我们之间关系的那种信任。

当我的球员上了年纪，对他们太过仁慈就会损害俱乐部的利益，因此我不能这么做。足球场上的表现会证明一切，它们从不说谎。我不得不做出很多可怕的决定并表现得冷酷无情。我从没有指望球员会喜欢我，当然我也不希望他们恨我，因为这样我就不能让他们发挥出最佳水平了。我想要的只是让他们尊敬我并听从我的指挥。

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球员，就很难激励他们。这是很多年前我在苏格兰时，一个小伙子教给我的。当我在阿伯丁队执教时，每周四的晚上都会去格拉斯哥，在一处阿斯特罗特夫尼龙草皮上给孩子们当教练，我们也可以借此发现一些年轻的天才球员。有一天晚上，我穿着带有“AF”标志的运动服来到了球场，看见一个8岁左右的男孩正在抽烟。我对他说：“孩子，快把烟掐了。要是让你爸爸看见你吸烟，他会怎么想？”那男孩瞅了我一眼，说：“滚开！”然后就走开了。我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看到这一幕不禁大笑起来。但是仔细想来，我才意识到我对这名男孩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他来自何方，他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他是否被小伙伴们奚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火气这么大。除非你了解这一切并且摸清楚一个人的性格，否则你不可能发掘出他们最大的潜力。在我们签下新球员之前，尤其是年轻球员，我总是努力去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因为，人在10岁到12岁以前的经历会对长大成人以后的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激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始终如一。作为一名领导者，你不能摇摆不定，你要让人们感觉到你对某一方法的坚定不移的信心。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将很快失去自己的团队。在足球界球员们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你不是为教练而踢球的。”“不是为教练而踢球”这一幕我已经目睹过上千次。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名教练就彻底完了，因为激励球员追随他，这一主要任务失败了。当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这才是你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当诸事不顺时，总会有做出改变或跳到其他行当的冲动。这是没有用的。有时如果我们输掉了比赛，球员们就会说我们的训练应该更轻松些；如果我们在训练中不去重视专业技术的练习而是踢些娱乐赛，那么结果就会好很多。我从不会采纳这种建议。在星期日的下午，每一处球场上都挤满了玩各种公园游戏或公共游戏的人们，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人成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我坚信只有不断进行专业技术的训练并完善战术策略才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不会为了一时取悦于人而做出任何改变。

领导者往往意识不到，或至少低估了他们在场时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我们眼中的自己总是跟别人眼中的我们不同。此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有一天费迪南德拦住我要跟我说话，因为我去国外考察一名球员而缺席了几次球队训练。他说：“你去哪儿了？你不在的时候训练就变了样。”虽然，卡洛斯·奎罗斯带领球队进行训练，而且规则和训练方式也跟我在的时候一样，但是费迪南德意识到了我没有在场，有的球员可能会因此多少有些懈怠。我不知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因为当时我不在场，但也许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我把费迪南德的这一观察牢记于心。此后，如果我必须考察一名球员或一支球队，我们都会租一架私人飞机，这样即使我凌晨两点还没睡觉，第二天依旧会出现在训练场上。我汲取到的经验是：即使我在训练过程中一言不发（我确实很少说话），只要我出现在训练场上就能对球员们起到激励作用，而这作用比我想象中要重要得多。任何团队的领导者都必须拥有很强的个性。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在谈话中占据上风，或是用最高的嗓门说话。一些很安静的人也具有很强的个性，当他们要发表意见时，整间屋子的人都会洗耳恭听。强烈的个性是内在力量和勇气的外在表现。

我总能够通过赞美球员收获更多的东西，这比奚落、批评他们强得多。足球运动员和其他人一样，在他们的心中也充斥着各种情绪，有时非常不安，有时却过度自信。努力去发现球员们处在怎样一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激励别人，你就需要知道何时缓解他们的不安情绪、何时提升他们的信心。当人们知道他们取得了领导者的信任后，才会发挥出最好的竞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