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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设定标准（第2页）

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从不夸奖我。他最希望的是我能够脚踏实地保持谦逊。就算我一场比赛打进3球，回到家之后他还是会有批评之词。他会说：“你射门次数太少，你传球次数太少。”我想父亲的话可能是鼓励我要更加努力，然后我便能得到他的称赞。但是就算我表现得再出色，他还是总会说些打击我的话。相比之下，我的母亲和祖母经常给我以赞美和夸奖之词，她们为我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回首往事，我有时会想我的父母是否无形中给了我双重引擎：一个让我更加努力，另一个让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当我感觉可以帮助一名球员提高时，我会对他进行批评，但是我会选择一种积极的方式。例如，我会告诉一名年轻的球员，如果多传球，他的价值会更大。这样他能更好地领会我的意思，反之厉声说：“如果你总是自己拿着球不传，你将一无是处。”则效果不佳。当比赛结束时，我总是避免训斥球员。他们已经承受了足够大的压力，无须我再当众施压了。我会把批评之词留在私下场合，躲开那些时刻窥探着的眼睛。对于那些传球失误导致我们丢球或是失去了机会球的球员，我会努力将他们保护起来，不让他们受到批判。你总能给媒体一些其他内容去发挥，一些对我们不公正的判罚、一个本应该判给我们并能帮助我们赢得比赛的点球、球队中有很多伤员或是多如牛毛的赛事。对于那些无须我或是他人提醒就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球员，我会努力减少他们承担的压力。因为大部分的球员都会因为让球队失望而感到羞愧难当。而我的首选方式则是保护这名球员，以后再说。

每名球员都不一样，我开始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不同的关怀和培养方式。有些球员则属于另一个极端，他们几乎不需要我。这些人往往是那些有过数百场比赛经验的老球员，他们心中充满自信并且明白我的意图。而那些年轻球员，或是那些不知为何不太自信的球员则需要不同的对待方式。我可以肯定自己经常低估了新球员所经历的恐惧。即使是那些在曼联队待了很多年的年轻球员也会被一线球队的更衣室所吓倒。现在试想一下那些从未在英国踢过球、有时甚至语言不通的海外球员会做何感受。2003年，我们从美国的纽约地铁明星队（MetroStars）买来了蒂姆·霍华德，那是一支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中垫底的球队。霍华德很快就成为曼联的主力门将，我想他肯定意识到了曼联队和他之前球队的鲜明对比。他不得不尽快适应这里，他曾经远隔重洋崇敬备至的球员如今成了他的队友，同时他还需要融入我们这种更直接、对抗性更强的管理风格当中。我不确定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球员准备好迎接一位船厂工人儿子的领导，接受他那格拉斯哥人的率直，特别是这个人对你的命运有着最终控制权。

你也许会认为球员们会抱怨某名球员得到了特殊待遇。如果那名球员仅仅是个普通角色，那么确实可能会招来抱怨。但是经常会有需要特殊待遇的球员出现，埃里克·坎通纳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之前的俱乐部里一直表现得狂放不羁，而且落下了桀骜不驯、难以相处的坏名声。你就是无法用纪律去约束他，因此很多人视他为魔鬼。我却不这么认为。当你与天赋异禀的人接触时，以特殊的方式对待他们也是应该的。我有意识地不去想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是像对待新球员一样对待坎通纳。在坎通纳为曼联效力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找他谈话，在训练场上、自助餐厅或是更衣室。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任何事情都能把他激怒，但是他喜欢谈论足球，而这也是让他振作起来的方法之一。我在对待坎通纳和一些非常特殊的球员时确实采用了不同于其他球员的方式，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会让大家产生怨恨情绪，因为球员们都明白自己身上没有那种超群的天赋和素质。我跟坎通纳都不是英格兰人，而且都经常视自己为局外人，这也使得我们的关系保持得不错。但是即使是那些我自认为很了解的球员也会做出令我始料未及的反应。我直到最近才知道，当加里·内维尔还是一名年轻球员的时候，他会因为我的训斥而失眠。这一点证明了领导者需要站在聆听者的角度看问题。比如，当我让一名球员在场边休息时，我会非常小心地告诉他，我指望他在后面更为艰难的比赛中大显身手。这招很管用，但是也许并不能满足他们想要每场比赛都上场的欲望，同时这样做还能够避免他们把我的决定理解为对他们缺乏信任。

对于大部分球员来说，我无须督促他们提高效率或是更投入些。但是对于有些球员，比如加里·帕莱斯特就需要额外的鞭策。他在1989年至1998年效力曼联期间，代表球队打了437场比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帕莱斯特是我执教过的最好的防守队员，但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十分懒散。他不喜欢训练，而在比赛中他往往需要15分钟才能进入状态。1990年我们对阵利物浦的一场比赛中，上半场比赛他简直把我折磨得要死。中场休息时我对他说：“下半场你不用上了。”后来我想了又想，改变了主意，然后对他说，“下半场你还是继续踢吧，我要你跟我一起受罪。”

保罗·因斯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他总喜欢自己带球，而不愿意传球。因此我经常训斥他，1992年在我们和诺维奇队的比赛之后我责骂了他。我们只有赢得了那场比赛才能有机会冲击英超冠军，而他在那场比赛中也表现得异常狂躁。他大声叫喊说我总是责备他，其他球员只得把他拉开。我告诉他：“我没有责备你。你犯了错误，你在该传球的时候没有传球。”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会表现得更为严厉。1983年我带领阿伯丁队在欧洲优胜者杯决赛中击败皇家马德里夺冠，3天后我们又击败了流浪者队，在苏格兰杯中成功卫冕。但是当时我对球员的表现很不满，在电视采访中怒批球员的“丢脸的表现”，后来我收回了这一看法。当我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之后，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公共场合对球员进行批判毫无益处，这样做你什么也得不到。此举既羞辱了受害者，同时也鼓励不了他周围的人。于是我尝试着坚持几项原则。那些激烈的言辞在最紧张的时刻有时是不管用的，因此我把自己最严厉的批评留在了私下场合。我通常会在批评中融入一些鼓励的话：“你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对吗？”同时，你还要让所有人都明白任何纪律处分都不是任意的：它适用于任何人，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在1996—1997赛季一场对阵尤文图斯的比赛中，中场休息时吉格斯跟我发生了争吵，于是下半场比赛我让他坐了冷板凳。当保罗·斯科尔斯，这位曼联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做出几次愚蠢的抢断，最后被红牌罚下时，我也会训斥他。因为他的行为让队友们失望；即使是再优秀的球员，也不能凌驾在纪律之上。

在管理那些取得很高成就的球员时，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方面是限制他们尝试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情。经常会有球员能够打进一个杂耍般的进球或是秀出一次精彩绝伦的球艺，但是你永远不能指望这些。当比赛形势严峻时，球员们总会有尝试或依靠绝技的冲动，但是这种杂耍一样的绝技只有在老旧的漫画杂志《男孩自己的报纸》（Boy’sOer）中才管用，而在狂热的75，000名球迷面前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每当我们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并且落后一分时，我总是会跟队员们强调，让他们不要惊慌并要求他们不要尝试在禁区外围远射。我希望他们能够不慌不忙地把握住控球权，慢慢渗入对方禁区。加里·内维尔在曼联效力多年，是一名不屈不挠的右后卫。他总是喜欢尝试在35码处射门。我简直要被他气疯了。每当比赛结束，我总会质问他：“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这样做不管用。”遵守纪律并坚持不懈，这比鲁莽地尝试个人英雄主义要管用得多。

从球员身上发掘出最大的潜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当整个世界都在责难他时，对他表现出真正的忠诚。而在足球界你有的是机会这样做。在1995年水晶宫队（CrystalPalace）的主场，坎通纳著名的飞踹球迷事件过后，当我在赛后观看了录像之后，我认为那是一个咄咄逼人、满嘴脏话的球迷，球队给予了他停赛4个月的处分（后来又被英国足球协会延期至8个月）。但同时俱乐部也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支持。坎通纳曾一度被放逐，他被禁止参加训练或是赛季前的球队旅行，因此他很自然地感觉到自己被孤立和遗忘了。我竭尽所能地让他感觉到我们还是很在乎他的，而就在他欲离队前往意大利的前夕，我们对他的忠诚使得他留在了曼联。

此后的法国1998年世界杯上，贝克汉姆因踢倒了阿根廷的迭戈·西蒙尼（现任马德里竞技教练）而被红牌罚下，我们确定一定要站在大卫这边。所有的记者团一致认为贝克汉姆被罚下场直接导致英格兰队被淘汰，并且各大头条也反映了这种看法。他们丝毫不留情面：《每日镜报》的头条是“十头雄狮，一个傻男孩”，《每日星报》也发出了刺耳的声音：“被罚下的贝克汉姆。”大街上的灯柱上挂的到处都是贝克汉姆的肖像，如果有一名移民局官员拒绝贝克汉姆再次进入英格兰，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马上给他打了电话，我知道他一定难过极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事后我得知，当贝克汉姆见到自己的父母时放声大哭，没有什么能够安抚他的悲痛。

这时贝克汉姆最不希望的是我再去批评他，因为他已经非常自责了。所以我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重拾信心。并且告诉他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曼联队以及俱乐部的所有人员都知道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并且希望他早日归队，我们会保护他的。此后的一个赛季里，曼联第一次客场作战是对阵西汉姆联队，当时在前往体育馆的路上有一条绳索悬挂着贝克汉姆的肖像，而曼联队的大巴车也遭到了石头和玻璃瓶的袭击。

2000年当我们从埃因霍温队买来鲁德·范尼斯特鲁伊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我们已经就各项协议达成了一致，可是范尼没能通过体检，这让我感到很震惊。当时埃因霍温队宣称范尼的身体状况很好，为证明这一点还安排录制了一次训练。而就是在本次录制中，范尼受伤倒地并痛苦地喊叫着，你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这段视频。事后证明他的十字韧带拉伤。于是我们终止了合同，但是我马上动身前往荷兰去看望范尼，他当时正卧床不起。我告诉他现在跟以前不同了，十字韧带是可以修复的，他可以恢复，那时候我们还会签下他。我想这番话安抚了范尼，同时也确保了他不会加入其他俱乐部。一年多以后，范尼就加盟了曼联，并在首秀中射门得分。

球员们经常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幸运的是那些顶级球员很少会染上危及生命的疾病。而当达伦·弗莱彻染上溃疡性结肠炎之后，曼联队也获得了一次向他提供坚定不移的支持的机会，因为当时他离队很久了。他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了几年，但是后来他病得出不了家门，只得接受手术。巧合的是，我妻子的妹妹正是死于这种疾病的并发症，因此我非常了解弗莱彻默默忍受的那种折磨。如果我们对他置之不理，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却告诉他大家都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归队，那时会跟他签新合同。弗莱彻年轻时就来到了曼联，而且从未让我们失望过，因此在他接受治疗期间，我们让他担任预备队的教练，这样他就不会觉得被遗弃了。有一次中场休息时，我伸头去听他的训话，那简直棒极了。他当时正在训斥自己的球员，说道：“如果你们认为刚才的表现能够进入曼联一线队伍，那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你们根本没有机会。”后来，弗莱彻及时痊愈了并将自己的病情公之于众，他自己也得到了极大的解脱，现在已经骄傲地成为西布罗姆维奇足球俱乐部的队长。

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有时我会为了保护球员而让他们离开一线阵容，无论是对年轻球员还是老球员都是如此。对于年轻球员（正如我之前所说），我想最好让他们逐渐认识到一线阵容的残酷。而对于30多岁的球员，我之所以让他们休息，是因为不希望他们的身体负担太重。当坎通纳和内维尔跟我说他们希望退役时，我都努力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我曾经让坎通纳找他的父亲谈谈，但是那并不管用。内维尔是一位很自负也很固执的球员，当我劝说他等到2010—2011赛季结束后再退役时，他对我说：“老板，我完了。现在我只是在欺骗我自己。”在默西塞德郡对阵埃弗顿队时，我不止一次让鲁尼坐在观战席上。而这不仅是出于身体原因，因为埃弗顿的球迷对鲁尼非常不友好。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鲁尼可以对那些咒骂置之不理，但是让鲁尼乃至整支球队都蒙受那针对鲁尼的辱骂，这显然是不明智的。那些辱骂简直不堪入耳，就连鲁尼的父亲——埃弗顿的死忠粉丝也会有意回避葛迪逊公园球场（GoodisonPark）上曼联队的比赛。

足球运动会给教练很多向球员伸出援手的机会。比如前面所说的，当贝克汉姆和范尼遭遇了窘境。但同时还有很多小的方面，可以帮助年轻球员增长他们的技艺，可以给球员提出建议，比如我告诉C罗在他准备进行长传之前需要缩小跑动步伐；当有球员受伤时，站在他旁边不要动；当新球员刚进入一线阵容时对他们进行指引，这其实是在灌输忠诚的感觉。我这么做并非去模仿特蕾莎修女（MotherTeresa），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曼联队，同时还会让球员们感到我们对他的信任。这样做也向球员们灌输了惊人的忠诚，还让他们在比赛中能够有优异的发挥。作为回报，他们会在球场上贡献出那另外5%的潜力。于是，我就这样无心地发现了这种激励人的方式。

自满

自满是一种病，尤其是对那些沉浸在成功中的人和团队来说更是如此。我认为能够避免让球队陷入自满情绪是令曼联队卓尔不群的品质之一。我们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总是希望扑灭哪怕是一点点的自满的苗头。自满就像是干腐菌或是蛀虫，一旦潮气侵袭了建筑物，木头里生了蛀虫，你发现的时候往往就已经太迟了。我从不认为我们能够对任何一场比赛稳操胜券。人们也许会认为我是一名“常胜教练”，但是来看看数据吧。我总共带领曼联打了1500场比赛，其中输掉267场、打平338场、胜利895场。因此，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当我步入足球场，我也只有60%的胜算。2008年当我们赢得了欧洲冠军杯冠军和英超冠军之后，我在莫斯科的酒店里跟球员们一起回顾了2008—2009赛季并强调了要做好准备，迎接新赛季一系列的艰苦挑战，因为我们不能对每场比赛都稳操胜券。

自满给我带来的第一次教训在1968年，当时是我在流浪者队踢球的第一个赛季。在决赛对阵阿伯丁队之前，我们从未输过任何一场比赛。而最后我们以2∶3输给了对手，失去了冠军。赛后成千上万的球迷陷入了疯狂，他们砸窗户、互相践踏。当时的场面简直是一片混乱，我们在警察的护卫下才得以安全离开球场。其实我们要想赢得冠军并不难，我们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但是我们没能够做到。

在我的脑海中还深深地记得另一个关于自满或过度自信的例子。那是网球比赛中的故事。2012年我观看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维多利亚·阿扎伦卡（VictoriaAzarenka）和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Williams）。当时阿扎伦卡几乎拿下了比赛，在决胜盘之前还以5∶3领先。这时她向观众席上的亲友们举手示意自己马上要赢了。自那一刻起，局势发生了扭转，她丢掉了本该属于她的冠军。在阿扎伦卡失利后，我观察了她的面部表情：极为沮丧。这告诉人们，在你赢得奖杯之前，千万不要触碰它。

这一幕，我曾经目睹过无数次。开始是不稳定因素的出现，从而导致混乱。恐慌接踵而至，而在你发觉之前，整支队伍都已经停止了反抗，失败也在所难免。而与此同时，对手的表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逐渐建立起了信心，他们变得越来越专注同时排除掉了一切干扰，他们可以闻到血的味道，不知不觉间自满再次决定了一次丑陋的胜利。

我们曼联队也不能免于自满的困扰，有那么几场比赛，每每回想起来都会令我感到羞愧。1998年11月，我们对阵布莱克本流浪者队，当时局势已经很明朗，看起来我们会很顺利地以3∶0赢得比赛，因为当时他们已经被罚下一名球员了。但是就在最后25分钟内，对方连进两球，这让曼联几乎崩溃。整支球队陷入一片混乱，球员们不断地把球踢出边线或是踢到看台上。这时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输了，我会把你们都宰了。”最终，我们以一球险胜，但是正是因为自满，也许还因为我进行了几次换人，我们险些尴尬地输掉比赛。

毫无疑问，自满让我们付出的最惨痛代价是2012年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对阵埃弗顿队。那时已是4月，我们在该赛季的英超联赛中已经打了34场，在积分榜上排名第一，领先曼城队5分。天晓得那场比赛发生了什么。也许大家都觉得这无非又是一场乏味的比赛，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获胜。也许我们都认为即将迎来另一座奖杯，因为本赛季中我们发挥出了最佳水平。在离比赛结束还有7分钟时，我们以4∶2领先；有一两名球员已经变得怠惰起来，跑回了他们的防守位置，无所事事。

我经常反思那场比赛，但是时至今日我依旧无法对其做出解释。开场33分钟时，我们以0∶1落后。在中场结束前我们扳平了比分，后面又打进了3粒不可思议的进球，我们以4∶2的比分领先埃弗顿队。讽刺的是我们却一直受到对方中场球员达隆·吉布森（DarronGibson）的困扰，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球员，我们刚刚将他卖给埃弗顿。我不断告诉球员们不要让吉布森在中场位置拿到球。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没能够阻止他，于是吉布森的个人表演开始了。在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时，埃弗顿队将比分追平。一周之后，我们在伊蒂哈德球场（EtihadStadium）以0∶1输给了曼城队，这场败仗的部分原因来自我对球员的选拔出现了错误，同时也因为罗伯托·曼奇尼（RobertoMani）对防守的重视。最后曼城队夺得了英超冠军。

我总是尽量避免表现得过于自信。这不是表演的哑剧，也不是惺惺作态的假面孔，这就是我在追求任何他人也同样渴望的东西时的一种感受。你不能把任何事情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本赛季还剩下5场比赛，而曼联碰巧高居榜首，我也永远不会说：“如果本场比赛我们拿下3分，那么别人就不可能赶得上我们了。”我会说：“让我们好好把这场球踢完吧。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迈向成功。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场比赛，那是2006—2007赛季最后一场主场作战，对阵西汉姆联队。那次比赛，我们再次输在了自满上。在比赛的前一周，我们就已经稳拿冠军了，但是在比赛前我还是对球员们进行了训话，让大家懂得能够赢得冠军是每个人的功劳。而西汉姆联队则需要在本场比赛击败我们才能保级留在英超。我没有让C罗、吉格斯和斯科尔斯上场，因为下周我们需要踢足总杯的决赛。但是上半场特维斯就帮助西汉姆联队率先破门，下半场我派上了这3名球员，但是于事无补，我们还是输了。曼联队当时表现出的自满让我怒不可遏。在临近比赛结束时，我还要求球员们全力以赴去踢。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一个赛季简直是太可怕了，对于我们的球迷来说，这是一场糟糕的表演，同时也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回忆。球员们可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比赛，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当一个团队获得一系列的成就之后，自满总会悄然而至。越来越多的金钱；宽松的旅游政策下，人们可以预订昂贵的机票或是五星级酒店。成功时获得的奖章和纪念品，或是重要的里程碑堆叠在桌面上和办公室的架子上。一些集团，当然曼联也是其中之一，甚至会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对于曼联来说，里面会摆上些奖杯。一年一年过去，曼联球员的日子越发好过了。我们包下飞机带着球员四处飞，我们球队大巴的舒适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奢华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让一个团队中的所有人都能够分享成功的喜悦也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赢得任何冠军美誉之后的几天，我总会把卡灵顿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喝几杯香槟庆祝我们的成功，然后再让他们去工作。我一直认为其中的诀窍在于：在庆祝胜利的同时，不要失去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优点和那种深深的渴望。我只是想时刻警惕，不把当前的成功当作未来成功理所当然的保证，同时确保庆祝时不会播下自满的种子。

我喜欢庆祝进球，尤其是2011年对曼城的比赛中鲁尼打进的那个倒勾球。对我来说，终场哨声是一种救赎，那是最美妙的时刻。那是决定性的哨声，在那一刻你终于实现了一些东西。即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那庆祝的心情也仅能维持几个小时。无论是联盟杯冠军，还是欧洲冠军杯冠军，都是如此。胜利后的庆祝是乏味的。在比赛后，作为一名教练，我需要接受新闻采访、返回酒店、梳洗一番再去参加招待会。等到全部忙完，已经是凌晨一点了，那时候我已经困得要死。当我躺在**的时候，能够体会到那种满足感，但是当我醒来，那种感觉就**然无存了。

我意识到一次胜利或是一次重大事件，对于球员、球迷或是教练来说都有着不同的意义，你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庆祝。能看到球队为其他人，尤其是为那些没有太多机会抛头露面同时也不太走运的人带来快乐，这是很令人欣慰的。阿伯丁队1983年获得的欧洲优胜者杯冠军让这座城市为之一振，除了北海石油（NorthSeaoil）带来的业务，这座城市很容易被人遗忘。阿伯丁比伦敦更靠近奥斯陆。在冬季，这里白天的时间仅有不到六个半小时。即使是在5月，当我们返程归来时，依旧能感受到北海吹来的刺骨的寒风。而市政厅会把那天定为法定假期，除了当时的女校——阿尔宾学校，所有的学校都会停课。但是当我们经过这所学校的时候，学校里的女生们会跑出来或是透过窗子向我们欢呼。

虽然曼彻斯特市比阿伯丁更大，知名度也更高，但是曼联队的胜利对于当地人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的。这座城市铭记着曾经的磨难，我说的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利物浦总是夺冠的那几年，我指的是当地的经济、几乎全部的制造业都遭遇了破产以及无数家庭因此遭受的艰难困苦。对于很多人来说，曼联队的胜利是他们人生中最高兴的事情。我可以肯定，对于一些人来说，看着曼联队的敞篷大巴队伍穿过曼彻斯特市比过圣诞节还要开心。

1999年，曼联获得了三冠王，那简直是棒极了。在通往曼彻斯特市中心的丁斯盖特街上，有一幢正在施工的建筑，四周到处贴的都是“禁止入内”的标语。然而这挡不住热情的球迷，人们站在混凝土楼板上和钢梁上，一边高声唱着曼联队最喜欢的歌曲，一边向球队大巴扔丝巾和帽子。2013年，当我们获得了第20个冠军之后，这一幕重演。整支球队都出现在市政厅的阳台上跟球迷见面。很多赛季以来，每当我们赢得冠军，我总是会把球员们请到家中吃庆功宴再喝上几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