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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述题02（第1页）

三、论述题02

（6）出乎预料性——事件越是不同寻常，越出乎意料，越容易选做新闻。

（7）连续性——一旦某个事件被确认为有新闻价值，就会引起对该事件或相关事件的持续关注。

（8）组合性——某些事件的采用出于媒介内容的整体构成或平衡性的需要，有些事件则作为对照性事件而得到选入。

（9）社会文化价值——受众群体或“把关人”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价值也会对新闻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

盖尔顿和鲁治认为，一个事件并不是只有具备上述全部要素才能成为新闻，新闻的筛选是依据三个基本前提进行的：一是附加性前提，事件包含的新闻要素越多，越有可能成为新闻；二是补偿性前提，一个事件在某些要素上是平淡的，但可能因其他要素比较突出而得到补充；三是排除性前提，如果一个事件所有新闻要素含量都偏低，那么这个事件就可能被排除在新闻之外。

由上可以看出，新闻价值或新闻要素所体现的，主要是新闻选择中的业务标准和市场标准。业务标准指的是新闻事件适合于媒介进行新闻处理的各种条件，如时间跨度、明晰性以及组合性等。市场标准指的是事件能够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诸条件以及吸引受众兴趣的诸条件。

新闻价值或新闻要素研究，揭示了市场标准是新闻选择中“把关”的重要标准。但是，市场标准并不是唯一的“把关”标准。传媒组织除了经营目标之外，还有自己的宣传目标或社会目标。对新闻报道是否具有宣传性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媒介与资本主义媒介的观点和态度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媒介认为新闻报道也是一种宣传活动，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导向的作用，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资本主义媒介则极力否认新闻报道具有宣传性，通过标榜“独立性”和“中立性”来掩盖自己为垄断资本或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本质。但是，欧洲批判学派所进行的文本分析或内容分析的结果表明，资本主义媒介在本质上是垄断资本或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去的那种直接宣传已很难奏效，现在资本主义传媒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就是通过新闻或信息内容的选择，来潜移默化地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传播内容中极力夸大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民主和自由，制造“幸福生活”印象，灌输资产阶级价值观，以求增强社会成员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心力。

（2）通过无休无止地刺激人们的享受欲望和把他们引向娱乐领域的方法，来转移社会成员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问题的注意力。

（3）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变形为抽象、暧昧的“我们与他们”、“市民对官僚”、“温和的多数与好斗的少数”、“英国人（或美国人）与他们的敌人”的对立和冲突，抹杀阶级统治关系，抑制劳动阶级意识的成长。

（4）它们以传播通俗文化为名，实际上主要是选择通俗文化中落后的、对统治阶级有利的内容加以传播。

批判学派的上述倾向，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媒介服务于统治阶级和现存制度的本质是具有启迪意义的。

第三，“把关”过程的实质。

大众传媒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或“把关”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理解“把关”活动的实质之际，我们不应该仅止于新闻价值或新闻要素分析，而是应该把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考虑在内。这是因为，首先，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并不具有纯粹的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选择和加工活动；其次，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受到媒体的经营目标、受众需求以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是，与媒介的方针和利益一致或相符的内容更容易优先入选，优先得到传播；最后，传媒的“把关”是一个多环节、有组织的过程，其中虽然也有记者、编辑个人的活动，但在媒介内部控制机制的作用下，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把关”过程及其结构，在总体上是传媒组织的立场和方针的体现。

（郭庆光）

5。“把关人”理论对实际工作有什么意义？

所谓“把关人”，即采集、制作信息的过程中对各个环节乃至决策发生影响的人。大众传播的“把关人”多种多样，除公认的记者和编辑外，还包括专门接收通讯社稿的工作人员——电讯稿编辑、标题制作编辑以及分配任务的总编辑、电视编导等。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把关人”的根本作用是相同的，即体现决策人的意志。但由于各个媒介机构运行的宗旨不同，具体标准也不同，实际操作的差异则更大，从而形成各自在微观层次上内容和风格的千差万别。不过，相对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对“把关人”的作用更加重视。这里的大众媒介，不仅是信息载体，而且是执政党的耳目喉舌，党和政府视之为社会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把关人”的（思想和业务）要求就更严更高。

在综合分析种种关于“把关”的看法后，著名学者休梅克于1991年指出，“把关”就是剔除与摒弃多数信息而选择并传递少数信息给受众的过程。众多的“把关”研究只注重新闻的选择，而事实上“把关”不只包括选择。正如唐纳休等学者指出，“把关”应被视为一个“宽泛的信息控制过程”，它包含了信息编码的所有方面，不仅有信息的选择，还有信息的抑制、传送、构造、呈现、重复以及它从传者到受者过程中的定时、定位等。换言之，“把关”过程应包括信息从传者到受众之间的选择、处理和控制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经由大众传播渠道还是人际传播渠道。这种对信息或“进”或“出”的选择过程的本质，将会影响对那些已被选中信息的处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把关”。

休梅克认为，“把关”的过程就是创造社会现实的过程。媒介呈现出的现实，与我们从别的途径感知到的现实并不总是吻合的，它对事件进行报道是必然经过选择的，而选择的标准（大体基于新闻价值），可能导致媒介报道的内容比事件本身更显得有趣和重要。媒介机构出售的，毕竟是报道而非事件本身。总体而言，媒介倾向于将自己的产品包装得尽可能有吸引力。

休梅克认为，“把关”对受众产生的最明显的作用发生在认知层面上，即为受众塑造“世界是什么”的认知，也称“认知地图”。不过，新闻的取舍实际上也包含了一种评估的标准，可潜在地影响受众的态度和意见。因此，媒介从业人员和机构的“把关”是相当重要的，它直接影响受众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人们如何定义周围世界和自身生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关”过程的结果。

“把关”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尽管此前已提出了很多“把关”模式，但未能涵盖传播过程中的“把关”现象的全貌。休梅克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5个层面对“把关”理论进行提升，并参考有关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文献，提出她的“把关”模式，得到广泛认同。其要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体传播工作者层面。

在研究作为“把关人”的个体时，休梅克集中探究如何思考、如何做出决定，考察“把关人”有什么独特的个性特点、背景、价值观、角色认知、经历等。

休梅克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成果，从思维模式、决策过程、价值观、“把关人”的个性特点、角色认知、工作类型等方面，对个体“把关人”展开研究。这就超越了仅对个体态度或偏见层面的简单考察，而把思维理论、二次猜测、认知启发学、决策理论等引入研究，可谓贡献卓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认知启发学的参照意义。其中心思想是将某一信息按其与某一类别中其他信息的相似性进行归类，可用于评估对某一信息是应对还是拒绝。人们面临不确定的信息时，总会援用一些判断策略，通常有两种：可得性策略和代表性策略。前者有助于人们判断某些事物出现的频度，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他们往往把那些在认知上容易获得的东西作为判断的依据。后者则有助于人们确定事件到底应归属于哪一个类别。这样，“把关人”对讯息的认知判断，就有可能影响他们是否让其通过关口的决定，并进一步影响对它的解释。正如尼斯贝特和罗斯所指出的，新闻记者对讯息进行判断时，有一些预存的认知结构在影响他们的决定，可称为“新闻基模”，即讯息早已被“把关人”预存的心智结构所同化了，只有那些符合“新闻基模”的信息才比较有可能通过关口。休梅克在这一理论启发下，对个体的“把关”行为给出了新的阐释。

第二，媒介日常工作惯例层面。

所谓日常惯例，就是指“媒介工作者在他们的工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模式化、规则化、重复性的作业方式”，如截稿时间、版面要求等，皆属于工作惯例。从组织层面来看，例行工作的主要目的，无非是发展出一套对组织而言风险最小、最不容易出差错的行为模式。日常惯例在“把关”行为中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新闻报道的整体风貌和模式，而个体“把关人”所决定的，只是哪些新闻报道将被采纳到既定的框架里。“把关人”总是遵循着某些准则，即既定的行为模式，来从事他们的选择，这些准则代表着组织或社会的立场，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意向。

进一步分析，新闻工作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标准化的活动，记者对于某种素材的选择、凸显或扣压、排除等，都可以从标准或框架的角度来说明，正是这种模式化的认知、解释和呈现方式，决定了媒介的一系列工作流程，包括新闻的选择。日常惯例对重大新闻的选择产生的影响最大，因此很多媒介的头条新闻都是相同或相似的。相对来说，对次要新闻或不太重要的新闻进行选择之际，个体“把关人”的因素才比较明显。

休梅克还根据盖尔顿和鲁奇等学者的归纳，对新闻价值判断的日常惯例进行了总结，列举了9条新闻选择标准，即时间跨度（不仅指时新性，而且要求时间符合相关媒介的时间程序表），价值强度（相当于重要性），明晰、不模棱两可（即真实性），文化相关性和接近性（即所谓接近性和趣味性），一致性（指符合人们既定期望和预想的事件更可能入选），意外性（即反常性，在一致性的前提下，越反常的事件越有报道价值），连续性（一旦某事件被认为有新闻价值，可出现不断注意、连续反映的势头），构成（也叫平衡性，即某些事件是因为需要关照、平衡而被选中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包括“把关人”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可能影响信息的选择）。

第三，组织层面。

组织是雇佣“把关人”并制定规则的结构，因此它对“把关”行为的影响自然是相当大的。传播工作的日常惯例实践，为很多媒介组织所共同拥有，但组织层面的因素却各不相同，往往有各自的特点和要求。休梅克从过滤和预先选择体系，组织特点（如组织的性质、文化、政策、大小等），组织边界角色（指在组织与组织之间扮演中介者的“把关人”，只有它能与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接触，并决定哪些讯息可流进或流出），组织的社会化四个方面，对组织的“把关”行为进行了研究。

另外，休梅克还引入了心理学中的“群组思维”概念，她注意到媒介从业人员的群组压力，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凝聚力程度对个体“把关”行为构成的巨大影响。休梅克借用欧文·詹尼斯对“群组思维”的说明，“它是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如果人们身处一个有凝聚力的内部小组中，群组成员对一致性的追求超过了他们的个人动机，就会导致心理功效、现实考察和道德判断的恶化，这主要是来源于内部小组的压力。”也就是说，这种“群组思维”可导致批判性思考的丧失以及对外部其他群组采取一种非理性和不人道的行动。

第四，社会结构层面。

媒介组织所处的社会体系中，必然有其他社会机构或组织，它们也必然影响“把关”过程，如某些利益集团支持或反对某些媒介内容，政府通过法规对信息流动进行控制等。休梅克主要从消息来源、受众、消费市场、广告商、政府、利益集团、公共关系组织、其他媒介等方面，阐述了这些机构对“把关”的影响。

第五，社会体系层面。

影响一个社会变迁的所有重要因素，包括社会结构、文化及意识形态等，都会影响到媒介的“把关”。既然各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有所不同，则媒介选择新闻的“把关”过程，也就反映了该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的多元结构，也同样反映在“把关人”的决策里。所谓意识形态，指一个社会的意义、价值、信念等体系，是整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所共享的价值体系。按照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把关人”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体系使他们所选择的新闻必须服务于权力精英。大众传媒作为权力精英的代理机构，总是为受众创造出一种虚幻意识，以确保权力精英的统治。一些讯息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可以强化社会现状。而另一些反常讯息之所以被选择，则是因为它们揭示了现存社会潜在的危险，成为呼吁社会“修复”的信号。

在此基础上，休梅克提出了一个全局意义上的新“把关”模式。该模式的开端，始于大量讯息通过多重传播渠道抵达各种传播组织，如通讯社等。此时，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就被分派扮演边界角色，他们拥有决定哪些讯息可以流入组织并对已通过关口的讯息进行加工、构建的权力。同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整个“把关”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其他社会机构也对“把关”过程发挥了大小不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