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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工免疫02（第3页）

[108]余治：《得一录》，卷2，60b页。

[109]有关清末警察兴起的情况，可参见韩延龙、苏亦功等：《中国近代警察史》，48～8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0]《绍兴市卫生志》，88～89页。

[111]参见苏州市卫生局编：《苏州市卫生志》，37页。

[112]参见苏州市卫生局编：《苏州市卫生志》，35页。

[113]［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12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14]对此，一方面，不难找到传统“天人合一”观念中强调对环境的适应这方面的因素；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原因还在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环境的破坏程度并不足以使世人感到管理和改造外在环境是极其必要的。

[115]有关慈善事业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25～36页。有关医疗事业参见梁其姿：《宋元明地方医疗资源初探》，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AngelaKig：“anizedMediMing-Qinga：StateandPrivateMedistitutionsintheLziRegion”，LateImperiala，Vol。8，No。1June1987，pp。135～144。

[116]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96～101页。

[117]国家对荒政的重视表明了这一点。有关清代荒政的情况，可参见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118]比如，笔者在对道光三年水灾的研究中发现，国家的荒政重济而轻救，国家对灾后赈济的规定至纤至悉，而对灾患发生时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抢救则既无规定，也少行动。参见余新忠：《道光三年苏州大水及各方之救济——道光时期国家、官府和社会的一个侧面》，载《中国历史评论》，第1卷，203页。

[119]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82、29页。

[120]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见陶御风、朱邦贤、洪丕漠：《历代笔记医事别录》，568页；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91～100页。

[121]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续谈》卷2，284～2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2]民国《吴县志》，卷70下《列传·孝义二》，第4册，1350页。

[123]光绪《慈溪县志》，卷33《列传十》，第3册，683页。

[124]民国《象山县志》，卷31《艺文》，第10册，3204～3205页。

[125]参见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23b页。

[126]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466页。

[127]参见徐昆国：《遯斋偶笔》，卷下，13b～14a页。

[128]熊立品：《治疫全书》，卷6，8b页。

[129]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2，16a页。

[130]赵学敏：《串雅外篇》，卷1，见《串雅全书》，163页，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131]祝补斋：《卫生鸿宝·内科·疫疠》，道光丙午秋刻本。

[132]刘奎：《松峰说疫》，卷1，1页。

[133]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24页。

[134]陈虬：《瘟疫霍乱答问》，见《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707页。

[135]熊立品：《治疫全书》，卷6，8b页。

[136]参见余宗发：《云梦秦简中思想与制度钩摭》，132～133、209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转引自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册，403页，1999-06。

[13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12《平帝纪》，3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38]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86～87页。

[139]参见梁其姿：《宋元明时期地方医疗资源初探》，载《中国历史评论》，第1卷，17～18页；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191页。

[140]清初满族对天花病人的隔离是极少的例外。有关的情况参见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见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155～157页。

[141]既然已从理论上阐明瘟疫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那么隔离的主张也就自然而然地为人所接受了。比如，陈道耕说：“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盍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为妙！”（陈道耕：《疫痧草》，卷上，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28页）

[142]乾隆《吴江县志》，卷37《人物·别录》，第4册，1110～1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