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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第1页）

第七章大革命领袖的心理

一、大革命期间人的精神状态：懦弱和暴力并存

判断源于智慧，行为源于性格，要了解一个人，必须得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在重大的动**时期，如在革命时期，性格起到了主要作用。我们在几个章节中已经描述过动**时期的各种主流的精神状态，在此不一一重复。它们一起构成了精神状态的基础类型，当然每个人的精神状态还会受到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影响。

我们已经注意到神秘主义因素在雅各宾精神状态中、在其拥护者可怕的狂热中的分量。

我们知道议会的成员并非都是狂热分子。狂热分子只是少数，即便在最血腥的大革命议会中，绝大多数人仍是胆小的、温和的中立派，他们在热月政变前，是因为害怕而附和暴力分子，在热月政变后，他们便和温和派站到了一起。

革命时期与在其他时期一样，中立性格者总是占绝大多数，即使面对最无理的要求，他们也一概听之任之。事实上，他们和暴力分子一样危险，因为后者的强大正是基于前者的软弱之上。

在所有的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总会看到一小部分思想狭隘但意志坚定的人对大多数有才华但没性格的人颐指气使的情形。

除了狂热的使徒和懦弱者之外，在革命中，还有一些只想利用革命进行渔利的人。在大革命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浑水摸鱼，大捞一笔，如巴拉斯、塔里安、富歇、巴雷尔等人。他们唯一的政治理念就是附和强者，欺压弱者。

大革命初期，这类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很多，用如今的话说就是“野心家”很多。对此，1792年德穆兰写道：“大革命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是本着利己主义和自爱参加革命的，所有这些利己主义和自爱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普遍利益。”

在关于政治动**时期各种心理形式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对观察到的现象做了总结，把这些总结与本节前述的内容相结合，或许我们会对大革命中人的特点形成一个笼统的看法。现在我们要将先前已阐述的原则付诸实践，以分析革命年代那些声名最显赫的人物。

二、革命代表的心理

在巴黎，国民公会成员的行为总是受同僚以及社会行为的指引、制约或激励。

为了更公正地评价他们，我们要观察的对象必须是处在无拘无束、没有顾虑也即完全自由的状态下。被国民公会派遣到各省份执行公务的代表们就是这种情形。

这些代表们的权力是极大的。任何审查都约束不了他们。所有的公务员和行政官员都要服从于他们。

一位执行任务的代表说，凡是他觉得好的，就可以征用、查封或是没收，凡是他认为合适，就可以对其征税，将其监禁、流放或是斩首，在他的领域内，他就是“帕夏”[1]。

这些代表每个人都自视为帕夏，“坐着六匹马拉的四轮豪华马车，身边簇拥着守卫，坐在能摆三十副餐具的豪华饭桌旁，边用餐边听音乐，身边还有一群喜剧演员、交际花和侍卫陪同”。在里昂，“科洛·德布瓦的派头不亚于旧时的土耳其皇帝。若非再三请求，我们都无权一睹尊荣；在他的会客厅前还有一排厅堂，任何人都必须与他保持15步的距离”。

人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虚荣心膨胀的独裁者在侍卫的簇拥下在城市里耀武扬威的样子，他的一个手势就足以让你人头落地。

接不到案件的小律师，没病人求诊的医生，还了俗的神甫，默默无闻的法官，这些以前平淡无奇的人，突然间飞黄腾达，堪比历史上强大的封建君主。断头台、溺死、扫射，一切随心情而定，一切是那么冷酷无情，他们深谙这种由位卑言轻通达显赫权贵之法。

连古罗马皇帝尼禄（Néron）、希利伽巴拉斯（Héliogabale）都远不及国民公会代表们残暴。前者还有成文法和习惯法约束，后者则不受任何牵制。

泰纳写道：“富歇站在窗前，用望远镜观看对210名里昂人的屠杀。每有枪决，科洛、拉波尔（Laport）和富歇便大摆筵席，射击声传来，他们便挥舞帽子、起身欢呼。”

在这些执行公务且有杀戮心理的代表中，就有前任神甫勒蓬（Lebon）。勒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阿拉斯市和康布雷市（Cambrai）深受其害。他和卡里耶的例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没有传统和法律制约的人会变成什么样。这位冷酷的议员不仅生性残忍，而且还是个虐待狂；断头台就搭在他家的窗户下，以便他、他的妻子以及助理可以即时享受杀戮的乐趣。在断头台下，他还设置了供无套裤汉们来饮酒的酒吧。为了让他们高兴，这位刽子手还在大街上将那些被斩首的裸尸摆成各种有趣的姿势。

看了1795年在亚眠印制的审判勒蓬的两本卷宗，仿佛像是噩梦一般。在二十场庭审期间，阿拉斯和康布雷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们都会来到亚眠古老的司法总管辖区法院大厅作证，此处，就是这位前国民公会议员接受审判的地方。这些失去亲人的魂灵的话让人难以置信：空无一人的大街；在荒唐的审判后被处死的九旬老人和十六岁的花季少女；人们在讥讽、凌辱中死去，死亡成了娱乐、消遣；人们在音乐声中执行死刑；一大群孩子被招募充当断头台的守卫；荒**、玩世不恭、纸醉金迷。萨德的一部小说成了这些人的真实写照；面对这场暴行的直言控诉，整个国家，在经受长期恐吓之后，似乎终于吐尽恐惧，并为自己的懦弱行径进行补救，于是拿这个倒霉蛋开刀，而这个受审判的人只是一个遭人痛恨的失败的体制的替罪羊。

这位前任神甫唯一可以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奉命而为。指控他的那些事实其实早已众所周知，但国民公会对此却置若罔闻。

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这些执行公务的代表们有着强烈的虚荣心，他们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连最有权势的独裁者都自叹弗如，但这些仍不足以说明他们的残暴。

这种残暴有着多种缘由。作为一种严格的信仰的传播者，这些国民公会的代表就像圣职部的审查官一样，对受害者毫无怜悯之心。此外，他们不受一切习俗和法律的约束，由此，人性中残留的原始兽性被他们发挥得无以复加。

文明可以抑制这些本能，但本能永远不会消亡，猎人的杀戮欲望便是永久的证据。居尼塞·卡尔诺（isset-ot）在接下来的一段话里向我们展示了在纯娱乐的猎杀过程中，猎人在遗传习性的支配下再现出来的野蛮。

可以说，为杀戮而杀戮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狩猎热情的本质。我们必须承认，现如今，文明国家的扩张根本不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我们祖先从事猎杀是迫不得已，猎杀是为了生存下去，要么杀死猎物，要么自己被饿死，但如今的杀戮则是毫无必要。杀戮在继续，而我们却无可奈何，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挣脱这条长久以来奴役我们的铁链。我们不能阻止自己去享受那种极度的欢乐，看着动物在流血，我们兴奋异常，当我们沉湎于杀戮时，我们变得毫无恻隐之心。那些最温驯的、最漂亮的野兽，欢唱的鸣禽，如春天般妩媚，掉进了我们的陷阱或是在我们的丝网内窒息，我们兴致勃勃地看着它们受到威胁，在流血，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竟没有一丝怜悯，而它们的这些痛苦都是我们造成的。它们试图靠着已经断了的爪子逃脱或者拼命扑打着已经抬不起来的翅膀垂死挣扎……这一切是祖传习性从中作祟的结果，即便人中豪杰也无力抗拒这种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