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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第2页）

在平常年代，这种嗜血的祖传旧习被严厉的法律所遏制，因而它只能在动物身上得到宣泄。一旦法典不再起作用时，它便立刻扑向了人类。这是众多恐怖分子在屠杀中感到极度兴奋的原因。卡里耶所说的看到受害者遭受酷刑时的表情就觉得快活的话可谓经典。残暴的本能在文明人身上，只是被抑制，但绝没有消亡。

三、丹东与罗伯斯庇尔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对于前者，我不打算多说，他的心理相当简单，且人所共知。他是俱乐部的演说家，冲动而又暴力，一副时刻准备煽动民众的样子。他只是在演讲中显得残酷，却还经常为由此造成的影响而感到遗憾。从一开始，他就在议会中居于首位，且光芒四射，而他未来的对手罗伯斯庇尔此时还默默无闻，在议会中垫底。

丹东曾一度成为大革命的中心人物，但他在行动中却不顽强，也不坚定。此外，他生活窘迫，而罗伯斯庇尔则无衣食之忧。后者持续的狂热战胜了前者间歇性的努力。然而，这样一位强大的平民演说家却被比他逊色的、恶毒的且平庸的对手送上了断头台，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罗伯斯庇尔是大革命中最具影响力、最受人关注的人物，同时也是最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对象不仅有大革命的敌人，还有不是现政权敌人的同事，一个人能有如此巨大的势力着实令人费解。

泰纳说罗伯斯庇尔是一个迷失在空想中自命不凡的人，但这种解释还不够确切；米什莱说罗伯斯庇尔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原则，但这种说法还不够肯定；与他同时代的威廉斯说：“他实现统治的秘密之一就是把受到栽赃陷害的人当作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垫脚石。”对此，我们也不敢苟同。

他成功的原因不可能在于雄辩。眼力不济的他读起冰冷的、含糊的、抽象的演讲稿时倍感吃力，更何况议会还有着无数像丹东和吉伦特派这样的天才演说家，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死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上。

事实上，对于这位独裁者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并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罗伯斯庇尔对国民议会本没有任何影响，他是一步步慢慢成为雅各宾派和国民公会的主人的。比约-瓦雷纳这样说道：“到了救国委员会之时，他已经是法国最重要的人物了。”

米什莱说：“他的故事让人不可思议，与之相比波拿巴都稍逊一筹。我们没看到计谋、同党以及精心准备。我们看到的只是文人堆里的一位小律师，一个诚实、严肃，但相貌平凡、资质平庸的人。一个早晨，一场不知名的龙卷风袭来，将他吹起，顷刻间，他一跃高过了帝王，成了被供奉的对象，多么让人震惊的传奇，连《天方夜谭》里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或许是时势造英雄。他成了主心骨，每个人都离不开他。此时的他业已声名显赫，但我们对他迅速崛起的原因还是一无所知。我更愿意相信在他身上有一种至今不为人知的个人魅力。在这个想法的指引下，我们开始留心他成功中的女性因素。在他发表演讲的日子里，“走道里挤满了女人……观众台上有七八百人，她们使劲地为他鼓掌……在他对雅各宾派发表讲话时，常引来同情的啜泣声、尖叫声，还有足以震塌大厅的跺脚声……”夏拉布夫人（Chalabre），一位拥有四万法郎租金的年轻寡妇，还向他寄去了一封火辣辣的情书，并称非他不嫁。

罗伯斯庇尔的性格与他大受欢迎并无什么关系。忧郁的气质，智力平平，罔顾现实，沉湎于幻想，奸诈而又虚伪，他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极度的傲慢，这种傲慢一直膨胀至其最后的时光。他俨然就是一个新教义的大祭司，自诩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使者，负责建立一个道德王国。人们写道：“他是弥赛亚，永恒的上帝允诺他来改造一切。”

满怀文学抱负的他对自己演说词的润色是不厌其烦。演说家或文人因遭其深深的嫉妒而死亡，如卡米尔·德穆兰。

德穆兰写道：“文人学者尤其受这位暴君的痛恨。罗伯斯庇尔不仅嫉妒同事，这位迫害者还带着愤恨来对待他们；对他们的仇恨，不是缘于他们对专制的反抗，而是缘于他们拥有让其相形见绌的才干。”

这位独裁者对同僚的蔑视是巨大的、不加掩饰的。他在梳洗时接见巴拉斯，刮完胡子后，朝他的这位同事身边吐痰，仿佛人家不存在一样，对巴拉斯提出的问题，他也不屑回答。对于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他同样报以充满仇恨的轻蔑。只有群众才能得到他的好感。他说：“当至高无上的人民行使权力时，我们需要服从。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道德和真理，没有任何的不妥、错误和罪恶。”

罗伯斯庇尔患有被迫害妄想症。他杀害了这么多人，不仅仅是因为他肩负着捍卫共和的使命，还因为他认为自己处在敌人和谋反者的包围之中。索雷尔写道：“他的同事在他面前越是软弱，他就越发害怕他们。”

他在五个月内的绝对专政将领导专权发挥到了极致，令人惊讶不已。一个拥有军队的暴君想杀谁就杀谁，这点很容易理解。但仅以一己之力便成功地将大批同僚一个个送上绝路，这点很难解释清楚。

罗伯斯庇尔的权势无所不能，他可以将德穆兰、埃贝尔、丹东以及其他许多显赫至极的议员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并最终送上断头台。曾经辉煌一时的吉伦特派也倒在他的脚下。

他还攻击令人生畏的巴黎公社，将他们的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并且用一个听从他的命令的新公社取而代之。

为了尽快肃清那些让他不悦的人，他让人投票通过了牧月法。有了这个法律，他便有权处死仅仅受到怀疑的人，于是在49天内，他便在巴黎杀害了1373人。他的同事们饱受这场疯狂恐怖的煎熬，甚至都不敢在家睡觉。参加会议的议员代表不足百人。戴维（David）说：“我认为我们山岳派能剩下二十人就不错了。”

对自己的实力和国民公会成员的软弱太过于自信，这点最终要了罗伯斯庇尔的命。由于罗伯斯庇尔让人通过了一部法律，只要他领导下的委员会发出命令，便可将议员送上革命法庭，也即送上断头台，而无须议会批准，这让许多山岳派人士和平原派的一些成员坐不住了，他们便开始密谋推翻他。塔里安深知下一个被处死的将会是自己，于是也就无所顾忌地公开控诉罗伯斯庇尔的残暴罪行。罗伯斯庇尔则发表了一个经过反复斟酌的演讲来为自己辩护，但在白费口舌后，他方明白，以逻辑推断来处死这些人是可以的，但议会却不是以逻辑推断来行事的。这些谋反者的呐喊盖过了他的声音。在精神感染的作用下，现场众多成员都发出了“打倒暴君！”的喊声，这足以让罗伯斯庇尔下台了。于是议会当机立断，马上宣布对他的指控。

巴黎公社曾想解救他，但国民公会却宣称他“不受法律保护”。在这神奇的一招的打击下，他彻底垮台了。

威廉斯写道：“在这个时期，宣布谁‘不受法律保护’，在法国人看来，无异于说谁得了瘟疫，于是这个人的民事权被剥夺，这个人呼吸过的空气似乎也能传染，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把大炮瞄准国民公会的炮手们也一样，没有接到任何的命令，仅听到公社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便就立刻调转了炮口。”

罗伯斯庇尔以及他的同党圣茹斯特、革命法庭庭长、巴黎公社主席等共计21个人在热月十号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处决他们的第二天，又有70个雅各宾党人被处死，第三天，处决了十三个。持续十个月的大恐怖终于结束了。

在热月政变中，雅各宾大厦的坍塌是大革命期间最令人好奇的心理事件之一。事实上，在推翻罗伯斯庇尔的山岳派中，根本没人会料到罗伯斯庇尔的垮台竟然标志着大恐怖时代的结束。

塔里安、巴拉斯、富歇等人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就像推翻埃贝尔、丹东、吉伦特派等人一样。但人群的欢呼声让他们意识到，罗伯斯庇尔的死被看作恐怖时代的终结，于是他们急忙声称这本来就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平原派是议会中的多数派，一直任由罗伯斯庇尔残杀，现在平原派满怀仇恨猛烈攻击这个自己长期以来昧着良心为之赞美的体制，他们没法不去附和平原派。一度害怕而如今不再害怕的人其实更可怕。平原派为了一雪自己曾被山岳派胁迫的耻辱，随后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罗伯斯庇尔的同事们在国民公会中对他的顺从绝非出于本意，而是独裁者让他们感到难以抑制的恐惧，在这种因害怕而温良恭让、溜须拍马的背后，隐藏的是强烈的仇恨。

在罗伯斯庇尔死后，1794年8月11日、15日和29日的《箴言报》刊登了几位议员撰写的报道，看了这些报道，尤其是看了关于“罗伯斯庇尔、库通和圣茹斯特三巨头的阴谋”之后，人们才明白仇恨是如此之深。连奴隶都绝不会如此谩骂他没落的主人。

“一段时间以来，这些怪物连马略（Marius）[2]和苏拉最可怕的流放手段都重新用上了。”在报道中，罗伯斯庇尔被描述成一个可怕的无赖；人们信誓旦旦地说：“他就像卡里古拉一样，总想着让法国人民对他的马顶礼膜拜。他不放过一丝的怀疑，他在严刑拷打中寻找安全感。”

这些报道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权力根本没有依靠一支强大的军队，这点与他们所影射的苏拉和马略不一样，他靠的仅仅是国民公会成员的纵容。没有他们的极度软弱，这位独裁者的权势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