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二年》,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51]金绍武:《民众基础教育之普及实验》,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52]按照规定,学员一次无故不到,罚站听1小时;两次无故不到者罚灯油一斤,三次无故不到者罚煤炭100斤,四次罚送区署转送县署,罚劳工7日。
[53]金绍武:《民众基础教育之普及实验》,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54]陈大白:《乡村社会教育之实验研究》,载《教育杂志》,第33卷11期,1948。
[55]王怀良:《农村合作事业之训练与指导》,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56]这5所合作社性质均为无限责任,其中3所是信用兼营(吕庙实验村的兼营毛笔产销、小王村合作社与东马村合作社均兼营棉花运销),大王村和董村均为信用合作社,社员数最多33人,最少22人,股数25~99不等,股金32~198元不等,5处共有社员132人,92人为自耕农,23人为佃农;5处合作社共有214股数,股金396元,从开展业务看均为借款(大王村的395元,小王村的470元、东马村的为640元),3村共有85户借款;从借款用途看,多用于生产方面,如有32户买农具,19户买肥料,14户买牲畜,凿井者为6户;亦有6户用于还高利贷,8户其他用途。黄理斋:《保甲中心之村政建设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57]《洛阳实验区启事》,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58]表格说明:(1)表中知识能力一栏中:1为粗通文意及略识文字,2为略识文字。(2)职业一栏中“*”代表务农兼做笔。(3)推定方式有拟定和商定两种,有合作社者均为拟定;无社的各村均为商定。详见王怀良:《农村合作事业之训练与指导》,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59]王怀良:《农村合作事业之训练与指导》,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60]笔者整理自王怀良:《农村合作事业之训练与指导》,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61]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3页,中原印刷所,1940。
[62]赵泉民:《政府·合作社·乡村社会——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研究》,4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63]《各省信用合作社分布状况表》江苏栏,见《申报年鉴》,第1078页,申报年鉴社,1936。
[64]王志华:《推进江苏合作事业之意见》,载《中央日报》副刊,《大道》,1930-05-27。
[65]因为实行强迫方式,全区98名保甲长、推广区塾师25人全部参加,临近地区27名塾师慕名而来,壮丁训练更扩展至四联保、26个村庄的1659名壮丁。黄理斋:《保甲中心之村政建设实验》,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5。
[66]黄理斋:《保甲中心之村政建设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67]邢广益:《非常时期军农训练之实验》,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68]邢广益:《非常时期军农训练之实验》,载《教育与民众》,第7卷9期,1936。
[69]实验区专门拟定10条口号:(1)我们要自卫卫国!(2)我们要自养养群!(3)实行军农合一!(4)民众武装起来!(5)我们誓为政府后盾!(6)大家精诚团结!(7)恢复中国领土!(8)复兴中华民族!(9)三民主义万岁!(10)中华民国万岁!这些口号将家国责任、民族复兴与军民训练对接起来。
[70]邢广益:《非常时期军农训练之实验》,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71]除去吕庙实验区,推广区内皆为私塾,设施简陋,陈腐保守,实验区利用旧历年,利用受训保甲长组成的学务会,将推广区中14村的25所私塾,归并为14校,并借此甄别塾师,将已强迫受训的不合格塾师清退,后委派合格毕业生前来任教。
[72]在具体实施中,即以联保为下级行政单位,凡联保内的民众学校校长、乡村小学校长与壮丁队队长均由联保主任兼任,以统一行政职权,增进行政效力。
[73]钮永建:《村单位强迫造产之中心组织》,载《社友通讯》,第5卷4期,1936。
[74]《洛阳实验区近讯实施造产训练》,载《社友通讯》,第5卷4期,1936。
[75]贾极愚:《洛阳实验区视察记》,载《政治旬刊》,第1卷14期,1936。
[76]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一年》,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77]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164页,中原印刷所,1940。
[78]江问渔、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第3卷,405页,上海,中华书局,1937。
[79]“家里有病人,自己在到洛阳去五天以前发热了三天,自己学校里的成绩展览会,都没有参加,个人经济也有一些困难,筹这项旅费,也是一个小小的问题。精神是十二分的颓丧,受了环境的刺激,一个人死气沉沉,只有躯壳没有灵魂似的;做事的时候,不是没精打采,就是大发脾气。我想旁的事情都不打紧,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去了,误事有余,成事不足,我对于社不去的贡献,比去的贡献要大,我决计不去。然而日子一天近似一天了,电报快信雪片似的来催,还是大家都有的理由,都不肯去!唉!本社事务所没有人代表出席,说得出么?八月十七到十九的年会在开封开会,现在一个人都不去,夏天拥了许多人去,说得过去吗?呀!我真是焦急万分了,果然这样困难么?我没有法,只有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匆匆忙忙的乘坐三月二十九无锡的半夜车,呜呜的去了”,俞庆棠:《到洛阳去》,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80]《社务报告赵常务理事西北归来》,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81]《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82]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前言,1页,中原印刷所,1940。
[83]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述论——以年会(1932—1936)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2)。
[84]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5页,中原印刷所,1940。
[85]陈大白、邢广益:《洛阳实验区之新教育实验》,载《民众教育月刊》,第5卷1期,1935。
[86]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25~26页,洛阳实验区自刊,1940。
[87]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27页,洛阳实验区自刊,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