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视角看反犹太主义
即使在最早的犹太文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反犹太主义的记载。《塔木德经》说以扫对雅各的恨是一个律法问题。此外,《塔木德经》问:“为什么神把犹太律法赐给摩西的山被称为西奈山?”回答是:“因为在那时,世界上出现了‘仇恨’(希伯来语‘Sinah’,发音为‘西奈’)。”
从宗教的视角,反犹太主义有多种解释,我们将其简单综述如下。
(1)与异教徒相比,犹太人是“照耀列国的光”,是人类的理想榜样。而异教徒不能忍受他们卑贱的存在与犹太人高尚的形象之间的尖锐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说法似乎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当今各个文明国家都已经达到了高度的道德水平时,他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的理由感到比不上犹太人。必须承认,我们时代犹太人的道德体系(《圣经》中关于律法和社会公平的概念)与其他形式的道德体系相比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本质上的优势。
然而,对历史上反犹太主义的审视,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支持。似乎至少在过去,一些国家面对在道德伦理上超越了他们的犹太人的挑战时感受到挫败,而反犹太主义正是这些国家社会心理复合体的派生物。
犹太民族的社会、伦理和宗教的独特性,让他们像在黑夜中的光明与正义之塔,很可能足以激怒另一些原始的民族。
人们尝试了一千零一次去消灭这种形式的伦理道德。灭绝犹太人(正如希特勒所说,犹太良心的鞭挞)就是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除掉伦理道德的所有提醒者。德国人尤其乐意毁灭犹太人的这种神圣表达,强迫他们像禽畜一样以最不道德的方式去生活——再一次证明纳粹的目的是灭绝犹太文明以及它所象征的一切。
另一种尝试包括指控犹太人犯下了所有的罪恶,并因此指控他们的道德伦理是虚伪的。当今,这种形式的反犹太主义极为流行,因为欧洲国家没有公然宣布他们对于犹太人的憎恨。在面对犹太人的伦理道德对他们的理论和卑劣道德的挑战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犹太人(今天的以色列人)转变为镇压其他民族、占领别人领土并无情地屠杀妇女和儿童的无道德的野兽。
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细节是普通的反犹太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作用的整个心理机制。因此在他们看来,对于犹太人的负面预测成了对事实的客观准确报道,于是对犹太人的迫害成为正当的行为。人们不能忘记,如果反犹太主义者明白了仇恨犹太人的真正原因,那么他们对犹太人的憎恨就会很快变得软弱。犹太现象使反犹太主义者面临他们自然的兽性本能与他们的人性良心之间的内在冲突。而根据这种解释,犹太人则成为反犹太主义者从这种冲突以及它所包含的威胁中得以解脱的外在目标。如果一个犹太人挨了打,这个被打的犹太人事实上正是反犹太主义者缓和内在冲突和控制自身的内心要求。
(2)在神圣的层面上,反犹太主义是一种具有许多重要宗教目的的超自然现象:为了使犹太人回归他们的信仰。严厉的法令、暴动和大屠杀彻底驯服了难以控制的犹太人的内心。反犹太主义也提醒犹太人,他们寻求关爱的尝试在异教徒的眼中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将继续无条件地憎恨他们。在迫害犹太人的时代,犹太人回到他们的礼拜堂祈祷,并想起他们是犹太人。
反犹太主义的延续
与其他历史研究不同的是,反犹太主义的研究领域是研究者们名副其实的伊甸园。它是活生生的现实。正在我们眼前,它以新的形式伪装自己。这意味着,这更像是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工作,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
在一篇文章里,以色列·巴-尼尔(YisraelBar-Nir)博士对以下有趣的观点进行了探讨:
从根本上来说,反犹太主义是一个非理性的现象,一种恐惧症。患上这种疾病的人为他们自己发明了一千零一种正当的理由去证明它的合理性。他们天真地相信这些理由。有时,这些理由中甚至包含一些真相。
反犹太主义是最古老的大规模仇恨。它是对整整一个民族的仇恨。西方文明的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为他们是事实上的反犹太主义者而感到尴尬。他们在自身情感中看到某种污瑕。他们认识到这些精神状态并不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们宁肯翻天覆地,也不愿承认他们被这样的情绪所驱动。在西方文明中开明的知识分子看来,被人们视为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一种不能公之于众的耻辱。只要能否认他们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反犹太主义情绪,这些人将尽知识思辨之能事。在这些人中,有着一套完整的机制不断把这样的观念推开去。
巴-尼尔指出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反犹太主义安然度过了政治、文化和宗教革命,却毫发无损。他提出,在历史中原始宗教为反犹太主义辩护的“正当”理由与今天人们的理由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是一种花言巧语,都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仇恨最终都是由一种毫无理性的动机所驱动的。
反犹太主义的延续,是社会学和历史学上的一个谜。这种现象的罕见性和独特性,只有另一种同样罕见和独特的现象才能够与之媲美——那就是犹太民族本身的延续。
犹太人游历过如此多的国家,适应了如此众多的文化与风俗习惯,无论犹太人多么努力试图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都无法摆脱一个结论——反犹太主义永远不会消失。只要你能发现犹太人的地方,你就会找到反犹太主义。换句话说,犹太人本身就是反犹太主义的理由。反犹太主义并不是他们的行为、特质或身份所引起的,而仅仅是他们存在的结果。
纳粹德国——一个分析案例
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反犹太主义这个现象的一个缩影。然而,纳粹反犹太主义表现出一种矛盾性:它指控犹太人搞阴谋诡计、压迫贫苦大众,但同时纳粹的宣传机构却把犹太人描绘成满身虱子、完全缺乏礼仪和文明的野蛮人。在纳粹看来,这些犹太人完全不同于他们非常了解的居住在柏林高档住宅区的那些犹太人——彬彬有礼、衣冠楚楚、遵纪守法。多么奇怪!正是因为他们的礼仪以及如此成功而充分地融入了德国社会,才让纳粹党害怕这些衣冠楚楚的德国犹太人。
也许可以说,希特勒打算完全清洗他手中的犹太人,因此同意甚至灭绝这些“开化”的德国犹太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纽伦堡法案(NuremburgLaws)。在这个法案中,不仅把犹太人作为反犹太主义的典型目标,也包括任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犹太遗传基因的人。
特别惊人的是,正是这种种族主义科学的顶峰,充分强化了两种反科学的、极为不道德的层面:首先,它为元首的蓄意声明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支持。其次,它心甘情愿地从科学家队伍中清洗犹太人科学家。而这些犹太科学家的著作(甚至爱因斯坦的著作),都被打上“毫无价值的‘犹太科学’”的烙印。
事实上,如果我们审视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我们会看到它为犹太人戴上了所有人类已知的罪状的帽子,却运用着地方化的理由:波兰或匈牙利的犹太人是原始的,但德国犹太人太狡诈……
纳粹党人在他们的宣传中着意强调犹太人不值得人们同情,因为尽管他们仅占全人类总数的很小一部分,却构成了一个具有巨大能力的危险群体。而这种宣传,为针对一个假想敌的无情进攻打下了基础。这种宣传将犹太人们描绘成强大有力的假想敌,从而证明任何摧毁他们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人类天生对于无助者的同情在这里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德国人和他们的党羽多年一直坚信他们的受害者完全不是无助的,而是聚集成了一头残酷无情的怪兽——最好在它蹿出巢穴,一口吞掉他们之前就砍下它的头颅。
奇怪的是,即使悲剧性的现实已经证明了,纳粹宣传工具所制造的这种臆想的犹太人形象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甚至显然所谓“国际犹太阴谋集团”并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危险之后,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却仍能维持他们的恐怖统治和谋杀。
恰恰相反,当这些“残酷无情的犹太禽兽”在集中营走向死亡的时候,他们却似乎从未表现出他们“残酷无情”的一面。
(顺便提一下,即使在今天,那些在城市广场中的抗议者并不满足于高喊“惩罚以色列人”“审判战争罪犯”甚至“拜比(Bibi)[65]去死”,他们的口号是“抹平以色列”——这正是他们要做的。)
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指责犹太人组建阴谋集团并计划控制世界——体现的正是潜藏在他自己内心中的把全人类带到毁灭边缘的那些倾向。斯宾格勒提出,反犹太主义是内在压力向某个外在目标的转移。而这难道不是斯宾格勒的理论的惊人例证吗?
总之,这足以让我们深入分析这个最著名的、也是最致命的反犹太主义的案例,从而在其中发现这个现象的所有永恒的、奇怪的和普遍的特征:本质上的矛盾、毫不中肯的断言以及违背逻辑的概括。
反犹太主义与针对其他民族的仇恨的比较
如果我们把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与针对其他民族(比如吉普赛人)的仇恨相比较,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后者在普通民众中激起的仇恨与反犹太主义完全不同。他们所激起的敌意仅仅突出了这两个遭受仇恨的民族之间的区别。
吉普赛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人们有可能声称(无论是故意的还是错觉和误会)他们是危险的——他们拐骗儿童,他们满身虱子,以及所有归咎于一个外来的、疏离主流的群体的其他罪状。与此不同的是,犹太人(至少二战之前的德国犹太人)正因为他们融入了社会主流生活而体现出了一种挑战;因为他们达到了创造和研究的最高标准;因为他们坚守旧时代的种种信条;因为他们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具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他们仍然与众不同,并保持着他们的犹太传统。
至于在美国和欧洲变得特别普遍的伊斯兰恐惧症,德国律师及前外交部长克劳斯·费伯尔(KlausFaber)在《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Post)上撰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指出,总的来说,这些现象几乎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直接结果,而且西方的集体意识将伊斯兰恐怖分子与普通伊斯兰教徒混为一谈,所以它与反犹太主义没有任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