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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新旧党争 王安石的理想（第3页）

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旧党的汹汹反对，又因为变法本身就有缺陷，再加上王安石性格死板，与同僚处不好关系，很多新党成员到最后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熙宁七年，连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皇后）与皇太后高氏（英宗皇后）也开始反对变法，她们向宋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宋神宗终于顶不住舆论压力，将王安石罢相，贬到了江宁府担任知府，虽然次年再度起复，但君臣之间裂痕已生。

熙宁九年，王安石因其子王雱病故，悲不自胜，上表请辞，皇帝作出批复，王安石罢归江宁府，从此永远地离开了政治舞台。

但王安石的离开并不代表变法的结束。

在宋神宗统治后期的元丰年间，新党继续主政，一边推行新法，一边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作斗争。这时候没有了王安石的操盘，元丰变法成效大不如前，譬如声势浩大的元丰五路伐夏，结果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

元丰八年，宋神宗赵顼驾崩，其子赵煦继位，即宋哲宗，年号元祐。

宋哲宗刚登基时，还是一个幼童，朝政大权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把持。

我刚才说了，高滔滔向来反对王安石变法，于是在垂帘听政之初，就提拔了司马光，全面启用了旧党中人。司马光刚一主政，就罢黜新党，将他们赶到了穷山恶水，又搞一刀切，但凡是王安石等人颁布的新法一律废除，悉数恢复北宋旧制，史称“元祐更化”。

也就是在元祐元年，王安石和司马光这对冤家先后病逝，但与牛僧孺、李德裕死后牛李党争就随之而结束不同，宋朝的新旧党争还会继续争执不休，一直到将北宋拖入深渊为止。

六

现在很多人骂王安石，说他才是北宋灭亡的始作俑者。

理由有两个。

第一，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党争的开端，让北宋沦陷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一点点地消磨了国家元气，最后走向灭亡。

这种说法只看大略，不观细节。王安石变法是新旧党争的开端不错，可在熙宁、元丰年间，新党虽然掌权，可对旧党中人不过是贬谪到附近州县继续为官，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迫害。然而，到元祐年间，司马光等旧党一上台，对新党那是把人家往穷山恶水里赶，巴不得人家死在远荒蛮境。

这就有点不讲武德了吧？

正是因为旧党中人对新党下了死手，直接导致新旧两党从熙宁、元丰时期的“君子之争”变成了后来的“意气之争”。

比如章惇，他虽是新党中人，但并不盲目迷信新法，而是认为王安石变法有好有坏，需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这够客观理智了吧？

然而，这样的人到了元祐年间，却被司马光等旧党轮番攻击，还捏造罪名诬告他，将他贬谪到地方吃苦。到了宋哲宗亲政后，开始重新启用新党，而章惇刚一上台，当年的仇恨让他再也无法保持理智，果断放弃了曾经公正的中庸之道，而是以牙还牙，对旧党各种政治迫害，将党争推到了一个新的**。

现在很多人因为章惇贬了苏轼，就觉得他是个坏人。然而当年身为旧党的苏轼身陷“乌台诗案”，章惇虽然是新党，可还是摒弃朋党之别，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为担保救了苏轼一命。可到了元祐年间，章惇被旧党陷害，苏轼不仅没有站出来说一两句话，他的弟弟苏辙落井下石时，他还对此听之任之、不管不顾，难怪章惇一得势就立刻与苏轼割袍断义。二人就如同王安石、司马光一样，从挚友走向了宿敌。

所以，如果真的认为是党争祸害了北宋，那么也是司马光先坏了“规矩”，拉低了两党政争的下限，与王安石无关。

第二，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促使了君主集权，打破了宋初那种“君臣共治”的政治环境，于是到了宋徽宗、宋钦宗作妖的时候，再无文臣可以制约，最终导致靖康之难的发生。

可问题是，在王安石之前，北宋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君臣共治”的政治体制？

宋朝是一个由霸府转型的朝廷，它本质上是一个军政府，你要认为军政府是主公与幕僚共治，不觉得很可笑吗？在上一节我已经讲过了，宋朝从来没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可都是杀过士大夫的。

那么，为何文彦博要说赵宋官家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因为在宋仁宗时期，皇帝赵祯对国家大事一窍不通，但他的优点是敢于放权，让懂行的人去管理国家，一遇到事就垂询文官士大夫的意见，于是给人一种仁宗年间好像是在“君臣共治”的错觉。再加上宋仁宗一共在位42年，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文官士大夫习惯了这种治国方式，难免会出现曼德拉效应，误以为这种宽松有爱的政治气氛才是咱们大宋的常态。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氛围从来不是北宋的祖制传统，它仅仅只是建立在宋仁宗个人垂拱而治的执政风格上罢了。宋朝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等到宋仁宗一死，继任的皇帝不想继续宋仁宗的执政方式，那么君主集权的加强就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就算没有王安石变法，只要皇帝想，随时都可以集权，这口封建专制的黑锅，还甩不到王安石的身上。

七

我们很多人第一次认识王安石，可能不在历史课本上，而是在语文课本上。

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介绍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为人刚正，文章写得漂亮，我就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一定是位正面人物。

可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王安石都是一个白面奸角儿的形象，和曹操是一个待遇。

为何王安石曾经的风评如此不堪？

很多人立刻想到了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心想莫不是司马光抹黑了他？

其实这就错怪司马光了。

元祐元年，重病在床的司马光得知王安石在江宁病逝，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吕公著：“介甫的文章和节义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上有瑕疵。如今他死了，朝廷又要拨乱反正，我怕有奸邪小人借此诋毁他，希望先生奏请天子，对他表彰厚葬，这样就可以保护到他了。”

可见，司马光虽然尽废新党，可并没有挟私怨而对王安石本人进行打击报复。

不过，虽然旧党的领袖没有落井下石，但这可不代表旧党的后生们会放过王安石。比如，元祐年间旧党当政，在修撰《神宗实录》时，他们就把王安石贬得一无是处，把他的变法行动定义为一场祸国殃民的浩劫。

绍圣初年，宋哲宗亲政，开始反攻倒算，清理了旧党势力，提拔新党章惇为宰相。章惇为了扭转舆论，重修《神宗实录》，又把王安石给夸成了不世出的大圣人，新党都是为了国家未来而献身奋斗的有志青年，至于司马光等旧党，通通给描述成了阻挠变法的奸佞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