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徽宗时期,因为章惇改修的《神宗实录》用力过猛,旧党子弟多为不满,为了平息舆论,宋徽宗下令再改《神宗实录》。这一版因为本来就是为了和稀泥的缘故,故而相对前两次还算客观中正一些。
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南宋君臣痛定思痛,心想我大宋本来国泰民安,却突遭亡国之祸,都是因为王安石轻言变法,天怒人怨所致,于是提议再修《神宗实录》。在这一版中,王安石的评价再次陷入低谷,史官甚至把北宋灭亡的责任推到了王安石的身上。
又过了几年,宰相张浚认为,修史要客观,就着手准备第五次修订《神宗实录》。可修了一半,张浚罢相,这事就算黄了,故而最终定稿的《神宗实录》,大多还保留了第四版抹黑王安石的言论。
南宋灭亡,元朝再修撰《宋史》,一共只用了两年多。可想而知,这一过程中根本没有对史料进行甄别,而是直接抄录原文。你要是有空翻阅《宋史》,会发现吕惠卿、章惇、曾布等新党中人都被列入了《奸臣传》,而旧党中人一个个都是伟光正的主角形象。
既然如此,王安石在正史上的评价怎么可能会高?
还有一点,蔡京、秦桧这两个奸臣都是王安石的铁杆粉丝。因为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提高了政府的权威,无形中迎合了奸臣们想要专权的需求,既然如此,理学信徒自然没兴趣给王安石翻这个案。要这么算,王安石的声名狼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粉丝行为,偶像买单”。
到了近代,晚清丧权辱国,中国的有识之士惊觉只有变法才能图强,梁启超先生借古喻今,写《王安石传》为王安石翻案,称他为大改革家,目的就在为维新变法造势。正如钱穆所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
然而,不论是旧党、新党还是理学信徒,或是近代推崇王安石的变法者,在他们眼中,王安石不过是一个表达自己政治立场的工具罢了,至于真正的王安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们其实并不真的关心。
八
那在历史上的王安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有一则北宋仁宗时期的故事,讲王安石进宫赴宴,因为心不在焉地想事情,竟不知不觉把桌子上钓鱼的饵料给吃完了。
这事被宋仁宗看见了,就对宰相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意思是王安石这人虚伪,正常人就算误吃,吃一粒鱼饵也该知道不对了,哪有把鱼饵都吃净的道理?
其实,这是宋仁宗误会了,因为王安石还真就是这样一个不拘小节的怪人。
有次,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夫人大为惊奇,就问:“你怎么知道的?”
那人说:“王安石在吃饭的时候,不吃其他菜,就把那盘鹿肉丝给吃光了。”
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那人说:“摆在他正前面。”
王夫人立刻了悟,第二天把桌子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王安石最远。结果人们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最近的菜,至于桌子上摆着的鹿肉丝,他竟然一筷子都没动。
这些故事不论是真是假,但在北宋时期就如此有市场,且没有任何政敌对此提出质疑,可见王安石为人正是这般“不拘小节”。
或许,在他眼中看到的从来都是国家,而从没有自己,而这恰恰是让人破防的地方。
在我们中国古代的三大改革家中,商鞅虽然惨遭车裂,可他的变法却得以延续,在他死后铸就了一个横扫六合的大秦帝国;张居正身故后被反攻倒算,可至少在他闭眼之前,大明还在因为他的新政而继续保持着中兴;惟有王安石,在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年,上苍安排他遇到了元祐更化,亲眼目睹自己的新法尽废,半生事业化为泡影,最终在忧愤之中离开了人世。
有人说:比起商鞅被五马分尸,张居正的死后清算,王安石得到了善终,子孙也没有受到迫害,这难道还不好吗?
这正是我为什么要介绍王安石性格的原因。
你觉得,以王安石这种从未计较过个人荣辱、半生只为国家奔走的人,他是想要商鞅、张居正的结局,还是想要我们这些世俗之人眼里的“善终”?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是比在他临死前亲眼见到一生功业付诸东流还要残忍的事情了。
九
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凤凰山》: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其实,他何曾不想生在太平盛世,当一个轻薄浪子,斗鸡走狗、浑浑噩噩地走过一生,管他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可是,老天却偏偏安排他生在了北宋,让他从小就目睹百姓流离失所,国家惨遭欺凌。
他本可以自私一点,当一个赋诗弄琴的浪**公子,纸醉金迷地度过美好的人生,管他身后巨浪滔天。
可他没有,而是选择了挺身而出,为国家荣辱、苍生兴亡逆天而行,白白赔付掉了自己本可以无忧无虑的一生。
最后他失败了,还被钉在了奸臣榜上,后世的无数老百姓都在唾骂他,让他这一辈子的操劳变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
不止一次地想,要是早知这般结局,他会后悔这一生吗?
想了想,应当不会吧,毕竟他很早很早就告诉我们了: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