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13章 新旧党争 王安石的理想（第2页）

司马光，字君实，本来与王安石是好友，可因为变法问题，二人分道扬镳，反目成仇。

在当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叫“新党”；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叫“旧党”。历史上把这两个人以及他们党羽之间的斗争，叫作“新旧党争”。

他们二人的政见不合，起自一次延和殿的廷辩。

起初，他们只是在南郊赏赐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可不知怎么的，有人歪楼了，话题变成了如果国家缺钱，那该怎么办？

如果选择增税，那就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一个不慎，百姓就要起义。可如果不增税，国家对外战争的开支，又该从何处来？

王安石向皇帝表示，只需要“理天下之财”，就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俗称开源。

他的办法是让政府介入市场，通过经济政策的干预，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增加社会财富，带来政府收入的增长。

可司马光不这么想，他觉得“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他的意思是认为社会财富是恒定的，政府拿得多了，百姓必然拿得少，不论你再怎么用“理财”来往自己脸上贴金，都无法掩盖与民争利的本质。

司马光给出的办法，就是皇帝你平时省吃俭用些，少花点钱，就慢慢攒，总有一天能攒够钱，俗称节流。

听到司马光的节流说法，宋神宗十动然拒，果然还是王安石的言论更有吸引力一点，在二人之中，他不出意外地选择了王安石作为变法的操盘人。

但是，如果我们真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王安石与司马光究竟谁对谁错呢？

从理论上看，王安石是对的。

因为政府是可以调度资源、宏观调控，凭借那双“看得见的手”做到一些零散社会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把蛋糕给它做大。

从实践上看，司马光是对的。因为古代的经济年增长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在蛋糕大体是固定的情况下，政府多一分，百姓必然就少一分。既然蛋糕不可能做大了，那么王安石变法的结果，只能是变相地抢夺百姓手里的那份。

是不是晕了，感觉我在说废话？

我的意思是，王安石的眼光是很超前，他希望通过政府来填补市场空白，从而改变社会总产出，这个还真有点凯恩斯主义的影子。

可问题在于，领先时代半步是圣人，领先时代一步那就是疯子了。

王安石虽然思路没错，可他的理论只适合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而在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宋代，根本就不存在实行政府可以操盘市场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到位，上层建筑就算再先进，那也是空中楼阁，坍塌只在一瞬间。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司马光虽然不懂经济学，但作为一名写出《资治通鉴》的历史学家，他虽然在主观上缺乏创意，没有超前的眼光，可所作所为却都是在历史长河中经历多次印证而总结出的经验。他是不理解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金融环境，可他读过的那些史书告诉他，现在王安石的所作所为，不论说得多冠冕堂皇，最终肯定难逃桑弘羊那样与民争利的结局。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的党争是最具研究价值的。其他诸如唐朝的牛李党争，不过是因为私怨；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齐楚浙党）的斗争，是起自地域；清朝张廷玉和鄂尔泰的党争，则是因为民族；唯有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分歧，都是一心为公，绝无私心。

王安石思维开阔，眼界超前，可却忽略了眼前的客观现实；司马光思想保守，缺乏新意，但却擅长总结历史的经验。他们二人既截然相反又恰好互补，本来为友，终是成敌，人生造化如此，也真是令人不胜欷歔。

不过，我倒是可以再提出二人之外的第三种论点，即古代农业社会的经济总量的确没法在短期内增长，但财富除了发展外，还可以进行重新分配。

司马光反对分配，是因为他认为财富要么归政府，要么归百姓，两相比较，不如藏富于民。可问题就在于：这个“政府”是谁？“百姓”又是谁？

政府可以细化为皇帝、外戚、贵族、官僚、国库……他们都可以算成政府，可他们的财富难道是可以共用的吗？

百姓可以细化为农民、地主、富商、豪强、官老爷的亲戚们……他们都可以算为百姓，可他们的利益难道是一致的？

因为贪官污吏也是政府，难不成他们的钱就是政府的钱？土豪劣绅也是百姓，难不成他们的钱就是劳苦大众的钱？

想明白这些，你就明白司马光其实是用政府与百姓这两个大幌子掩盖掉了真正的矛盾，而在这点上，反倒是旧党中的文彦博比较耿直。

熙宁四年的廷对，宋神宗与文彦博有过一次经典对话。

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现在很多人给文彦博打掩护，实际上真心没必要，文彦博不过是把大实话给讲出来了而已。他告诉了我们，旧党的核心诉求就是为了维护官僚士大夫的利益，他们其实并不真的在乎老百姓的死活。

比方说，苏轼一开始也反对王安石变法，可等他被王安石、章惇贬到地方吃了几年苦，亲眼看到了底层老百姓的难处，于是态度也慢慢走向了中立。后来司马光掌权，苏轼劝司马光对新法要实事求是，别搞一刀切，当他得知司马光废掉了免役法后，还气得破口大骂，说司马光是“司马牛”，真是蛮横得跟王安石一样。

倘若真要从阶级出发，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漆侠先生认为司马光为世家大族，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反对变法，可王曾瑜先生提出反对，认为论田产财富司马光反不及王安石。不过这个很好解释，虽然他们二人都是地主阶级，可王安石是站在了封建政府一边，司马光却站在了封建地主一边，这能一样吗？

历史上的旧党中人拿“老百姓”给自己当挡箭牌，无非就是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可他们究竟是否真的为百姓着想？如果是的话，就应该像苏轼（旧党）、章惇（新党）那样，对待新法要实事求是，良法留下，恶法罢黜，还有些能改进的就改进。毕竟当时宋朝体制是真有问题，不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当年何必推行庆历新政？

无非就是不改的话，大宋只能等死。

所以，新旧党争一开始的论点，还是“怎么变”的问题，可到了后来就成了“要不要变”的问题。

元祐元年，司马光等旧党中人当权，不论律令良莠，一律废除，对财政缺口，民间痼疾，没见他们提出什么自己的改良策略，反正谁敢提变法他们就急，如此因噎废食，才是真正的断送了北宋复兴的希望。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