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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传达信息（第1页）

第八章传达信息

说

作为一名教练，我需要跟各种人打交道，不同的人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俱乐部老板、教练组成员和其他俱乐部工作人员、球员和支持者们。

跟老板有一个健康、开诚布公的交流方式是很重要的。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没有老板。或许那些成功的企业的创始者经营公司的方式就是让人们感觉不到需要讨好谁——除了他们的心魔——但是其他人都需要懂得讨好上司。也许在球员看来，我就是“老板”，但是足球俱乐部中是有真正的老板的，他可以随意雇员和解雇教练。

这是我在圣米伦队学到的痛苦的一课，当时我经常跟俱乐部主席威利·托德（WillieTodd）争吵。他是一家涂料和装饰公司的老板，在我执教圣米伦队不久，他就买下了球队。他对足球并不了解，那时是我帮他学习。但是他很快就觉得自己懂得很多了，于是我们很快就发生了冲突。那是一段令人颇为不快的经历，我们甚至到了彼此不说话的程度。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子的结局只有一个，而这结局显然对我不利。事实确实如此。管理者需要找到跟老板交流的方式，无论他们的性格有怎样的差别，否则只能以悲剧告终。

来到阿伯丁队之后，我注意不再重蹈覆辙。迪克·唐纳德（Diald）在1970年至1993年担任阿伯丁队的主席，他和威利·托德的性格截然不同，我也觉得他很好相处。虽然我们的关系很好，但是在谈话中我们都很礼貌。我称他为“主席先生”，他叫我“弗格森先生”，这也表明了我很清楚我们职位之间的差别。建立这样的界限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每天都会出现在俱乐部，而我们几乎每天都需要交谈。在阿伯丁队时，我需要处理的另一个重要的关系是和我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无论去哪里，我们都是结伴而行——白天一起工作，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带上妻子一起进行社交活动。1986年我搬去曼彻斯特时，我坚持他跟我同去。我们本来可以进一步相处下去，但是当1991年他决定离开曼联，去流浪者队帮助沃尔特·史密斯时，我明白这段完美的工作关系结束了。

在我来到曼联时已经44岁了，我经历了阿伯丁队的辉煌（我们一共赢得了10座奖杯，不少球员都荣获了苏格兰帽子），并且明白了与俱乐部老板和主席保持一个健康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每周都会与曼联队的老板兼主席马丁·爱德华兹见几次面，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他那堆满书籍和奖杯的办公室里。我们无所不谈，我会告诉他我正在从事的任何工作和关心的任何事情。除了我的报酬之外，在大多数事情上我们能够达成一致。

这一时期不仅对老特拉福德球场而言，乃至对整个足球界来说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电视转播收益陡然攀升，而1995年欧洲法院颁布的《博斯曼法案》取消了很多转会的限制，这都极大地促进了俱乐部商务部的发展。自从1991年马丁决定将曼联作为股票上市，球队的所有权就发生了改变。俱乐部的股份不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分散在多个投资基金管理人和数百个持股人身上。这对于我来说意味着除了在俱乐部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能够与他们见面，我再也不会与俱乐部的财政所有者们直接见面了，但是与马丁和董事会保持密切交流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个变化则是俱乐部首席执行官的权力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曼联日渐繁荣的商业活动。2000年大卫·吉尔就任这一职位，他负责建设和运营曼联的商务活动。这些年来，我们成了好兄弟。

当2005年格雷泽家族（Glazers）成为曼联第一大股东之后，俱乐部就又发生了变化。格雷泽家族与阿伯丁的迪克·唐纳德和曼彻斯特的马丁·爱德华兹不同，他们不住在俱乐部的所在地，他们远在美国，而其主要的中转人就是大卫·吉尔。在格雷泽家族买下曼联之后，我曾经跟马尔科姆·格雷泽（MalGlazer）通过话，但是素未谋面。我最常见到的两位家族成员是乔尔（Joel）和阿夫拉姆（Avram），而这二位最多算得上是狂热的球迷而已。然而正是吉尔向格雷泽家族报告俱乐部的财政状况、我购买球员的请求以及对我们的训练设施进行更新换代。

除了俱乐部的老板之外，我需要打交道的另一类很重要的人则是教练组成员。由他们向球员传达我的意思——无论是一线球队的球员还是青训队中的男孩们。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教练组成员们进行交流，即使是我卧病在床时，虽然这极为罕见，但我还是会跟他们保持电话联系。我本能地感觉到，如果与教练组成员的沟通出现障碍，或者是我的指示被误解或是在转述中被篡改了，就会给球场上的球员造成迷惑。因此，我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训练场跟教练组成员进行交流并告诉他们我今天最重要的指示。

我会在以下三个场合跟球员对话——训练中、比赛当天以及在面对面的私人场合。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我在跟自己不甚了解的人交谈时，我发现很难确定他们是否把我说的话记在心里了，于是我养成了换位思考的习惯，把自己想象成聆听者。我也当过球员，因此深知那种被教练唠唠叨叨的感觉。尤其是比赛前一天，球员们希望去训练场上缓解一下压力。因此，我经常会注意让自己的讲话简单并且切中要害。我记得有一次我对球员们说：“这肯定是我第一千次给你们做团队讲话了。”这时布莱恩·麦克莱尔插嘴道：“是的，有一半时间我都睡着了。”他在1987年到1998年期间代表球队出战了471次。教练们总会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然而让人们明白你期望的最好办法就是简单明了，尤其是俱乐部中的外籍球员日渐增多，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不习惯我的苏格兰口音，我可以肯定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知道我说的是英语还是威尔士语。

我煞费苦心地告诉球员们，因为我未被对手吓倒，他们也应无所畏惧。我还谨慎地告诫他们赢得球场上每一次单人对抗的重要性。通常情况下，我会在比赛的最后半小时要求他们要果断。在中场休息时，我会告诉球员我上半场的所见所闻，对对方球队的一些球员进行评价，然后让大家紧张起来。我从不会四处走来走去，叮嘱某个球员。这样做只会在他们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在他们上场时心里会怀疑教练是否信任他们。同样，我认为在比赛期间对球员们大吼大叫地发号施令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这样做，只能说明你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将自己的计划很好地传达给球员，抑或是你不相信球员们能够做好该做的事情。与球员相比，任何缺点在教练身上都显得更为淋漓尽致。

比尔·香克利也是苏格兰人，曾长期执教利物浦队，他以善于切中要害而著称。我经常会尝试模仿说比尔喜欢的那句话：“如果我们拿到了球，我们为什么不把球传来传去呢？如果让对面球队拿到球，场面就要严峻得多了。”我最常给出的指令都是很简单的，诸如“注意控球”或“不要让他们得分”。

其中有一条指令看起来颇为有效（至少根据记得这条指令的球员数量来看是如此）。那是1999年的欧洲冠军杯决赛上，当时我们以0∶1落后于拜仁慕尼黑。我说：“如果你们失败了，那么颁发奖杯时，你们甚至连摸一下也别想。你们将会戴着失败者的勋章从奖杯前灰溜溜地走过，因为你们明白你们身后的人将举起这奖杯。”

对于球员来说，传达信息的方式很重要。虽然我喜欢对球员发脾气是出了名的，但是每当我们在比赛中大比分落后时，我却很少大发雷霆（尤其是在我执教生涯后期）。其次，保持冷静并且确保我的意见是非常明确的，这也很重要。有时迈克·费兰会告诉我需要对球员进行严厉的批评，但是这样做很快就不再奏效了。在中场休息时，如果我们领先数球，我会在对球员们的训话中吼上两句，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松懈，不会让自满情绪有机可乘。我还希望球队能够打进尽可能多的球，因为最后的冠军可能是靠净胜球来决定的。相比之下，沉默和其他的沟通方式一样有效。当比赛结果不令人满意时，我会在把不得不讲的话说完之后坐回到长凳上保持沉默。而接下来这段沉默的时光或许比我说的话还要有效。

无论观众是1个人还是75，000人，你都需要整理自己的思路，明白自己想要突出的重点，然后讲出来。在开团队会议时，保持眼神交流，直视每一名球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做增加了信息传递的强度，但是我会尽量避免盯着某些球员看，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会让他们不舒服。有些教练会在中场休息时拿着一沓子笔记走进更衣室，他们会一边翻看笔记一边给球员训话。我实在无法认同这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如果你对要讲的话题了如指掌，那么你就不需要笔记。如果一个人需要依赖笔记，那么球员们不会相信他对材料的掌握能力，也不会认同他的权威性。我相信自己的记忆和自己判断，借此我在跟球员交谈时也可以保证眼神交流。我知道自己肯定也犯过一些错误，我可能会错过球员的一些失误或是犯规动作，但是纵观全局，这些细节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我要传达的信息、我对其的把握以及传达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我是绝对不会使用笔记来激励别人的。

如果我想要传达某一信息，我会把球员叫到卡灵顿训练场我的办公室里。在更衣室里有一部电话，我经常打这个电话发出我的邀请。我可以肯定，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有些球员会感觉自己将会被拖到校长办公室接受鞭笞。有时候确实是这样。

虽然我很注重身体和精神上的健康，但是我从不会对球员说：“你看起来很累。”即使他们确实看起来很累。我知道如果我真的这么说了，他们马上就会感到疲惫。我会对他们说：“你看起来好强壮，没有人能比得上你。”在比赛前，尤其是在主场作战时，我都会强调我们球场的尺寸，这是令大部分对手胆寒的大球场，我还会强调大家需要保持高速度和快节奏。我希望向球员灌输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对手将在比赛的最后15分钟里筋疲力尽。

我经常会躺在**思考跟球员们谈论的新话题，因为我不希望他们感觉我是在重复上一周的陈词滥调。当我跟卡洛斯·奎罗斯一起去曼彻斯特欣赏生平第一次古典音乐会之后，我跟球员们讲述了这次经历。他们肯定以为我又要大发雷霆了，但是我向他们讲述了音乐会的指挥安德烈·波切利（AndreaBocelli）是如何调动乐队的，正如我在曼联一样：控制、和睦、速度、时机和节奏。我知道球员们对此是闻所未闻的，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全新的领域，但是我可以肯定有些人完全不知所云。我知道瑞恩·吉格斯和保罗·因斯已经听了几十遍我那关于团队合作的故事，比如一大群加拿大雁依靠团队合作迁徙数千英里。这些鸟轮流负责领头飞翔和断后，如果哪只鸟受伤了，就会有另外两只离队照顾它。我并非要求他们飞翔数千英里，我只是要求他们踢38场足球比赛。

确保让球员们明白自己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脆弱的人类，而且我们都会发出一些无意识的信息。如果我没有计划让某位球员在一场比赛中出场，我会想方设法解释清楚原因。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再受到我的青睐，我正在寻找替代他们的人。我会轻轻地安抚他们并对他们做出保证。有时，我让他们休息是为了应付更为重要的比赛。我煞费苦心地向他们解释大局观——整个赛季远远比某一场比赛重要，而我们需要计划赢得每一场比赛。在规模更大的欧洲赛事中，我们通常会带领24名球员去比赛，而我则需要向那13位不在首发阵容中的球员做出解释。我需要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球队的一部分，而最终赢得冠军的是整支球队，而非某一场比赛的首发球员。

能够跟几位教练组成员和球员们进行谈话当然最好，但是在一大群人面前讲话则是另一码事了。随着你取得了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开始关注你说的话了。在我当教练之初从未想过自己需要对75，000人讲话，更不要说电视机前的数百万球迷了——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时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都曾告诉我，他们在别人面前讲话时会觉得心惊胆战。不知为什么，这却从未困扰过我。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常会组织别人，而我早就习惯了各种类型的公共演讲，但是我从未奢求自己能够给出哪怕是一次丘吉尔式的演讲或是葛底斯堡演说。在我年轻时曾经担任过工会代表，后来我经营了两家酒吧，因此也不得不经常对顾客们讲些什么。这些当然都不需要什么演讲技巧，但是我认为这些经历正是我不会紧张的原因，相比之下，很多人会为站起来对公众做演讲而紧张不已。

一直以来，我都对那些技艺精湛的公共演讲者感到好奇，他们对语言的掌握使得其能够用强有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格兰，每个人都会关注工会领袖吉米·里德（JimmyReid），他是英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他确实懂得如何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他是最后一位优秀的政治演说家——无论是在布朗船厂的船坞里，还是在较为安静的场合。2010年在戈万的老教区教堂他的葬礼上，我发表了讲话，我记得当时自己说我的教育经历是由足球组成的，而吉米·里德则是在戈万的图书馆中受到的教育，他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话。1971年当他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时，他为了发动学生们抵御激烈的竞争所做的演讲在《纽约时报》上完整地刊登了出来，并将此次演讲评为继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之后最伟大的演讲。

当纳尔逊·曼德拉2000年在摩纳哥的劳伦斯世界体育奖晚宴上致辞时，你甚至可以听到针落地的声音。他的讲话并不长，但是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的讲话是那么有力，那么有风度。我的好伙伴休·麦吉尔温尼并非政客，但是他也许是我遇见过的最好的体育作家，他对语言的掌握堪称炉火纯青。我可以听他讲一整天的话，因为他的讲话总是段落分明。

我并非试图能够像里德、曼德拉或是麦吉尔温尼那样运用语言，但是作为一名足球教练，我经常需要在公众面前讲话，有时面对的是座无虚席的体育场。对一小群人讲话是为大场合演讲很好的锻炼，因为原则是一样的。你需要知道自己想说什么，需要思考如何传达信息，同时你需要始终控制你的听众。如果一个人有信仰，那么他就能找到表达自己信仰的辞藻。我从不会逐字逐句地去念手稿，也从不会使用讲词提示器。我认为对自己想说的内容进行规划，在脑海中明确自己需要强调的几个点，保持自己思路的连贯性，这是很重要的。我非常喜欢即兴发挥，尤其是跟足球相关的话题。通常这招是很管用的，当然偶尔也有不奏效的时候。

1974年，在东斯特灵郡队当了4个月的教练之后，我成为圣米伦队的主教练，在这里我继续凭直觉进行讲话。没有人教过我公共演讲的知识和公共关系的技巧，因此我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合适的事情。圣米伦俱乐部位于佩斯利，这个小镇因为纺织厂的倒闭和汽车业的衰退而遭受重创。而10英里外的格拉斯哥则为佩斯利蒙上了长长的阴影，每逢周末都会有公交车满载着球迷去格拉斯哥看凯尔特人队和流浪者队的比赛。整个佩斯利镇都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情节，于是我决心要提振士气，告诉佩斯利的人们他们的球队是有前途的。我想做些公共演讲也许会管用。

圣米伦队的球迷比教堂里的唱诗班的人数多不了多少，于是在一个周末我进行了慷慨陈词。俱乐部的电工在一个篷车上面安装了扬声器，于是我就像一位拉选票的政客一般在佩斯利开始了巡讲，手里拿着麦克风，鼓励人们来支持自己的球队。我们在市中心停了下来，我在那里对球队颂扬备至。这招确实管用，球迷的数量也多了起来。

我在苏格兰执教时不得不做些公共演讲，但是当我南下之后，俱乐部的活动和球员考察活动日益增多。曼联队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慈善晚宴，我经常会在这些场合讲话。第一次讲话简直糟透了。我尝试着讲了一个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笑话，但是观众们似乎完全没有领会笑点。我期待能听见些许笑声，但是等来的却是一片沉寂。讲笑话这件事是非常难的，没有任何保障。借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喜剧演员会在大型演出或是上电视之前在小型俱乐部里小试牛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