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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传达信息（第2页）

虽然在对一小群人讲话时保持眼神交流很重要，但是我发现在面对大量听众时与某个人对视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我会有意面向观众，因为我知道盯着讲台上的笔记去读肯定会丢掉听众的注意力，但是我从不会盯着某个人看。相反，我会把目光放在观众头顶偏上的地方。

如果你盯着人群中的某个人看就很容易把事情搞砸。曼联青训队的教练埃里克·哈里森在1981年至1998年执教，他在1992年发现了这样做的风险。他曾经向我讨教过公共演讲的技巧，我告诉他把目光放在后墙上，而且在讲话的时候要注意转移目光，这样所有的观众都会感觉到置身其中。但是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盯着一位观众看，这可绝非明智之举，尤其是埃里克当时是在利物浦演讲，台下的听众多是利物浦和埃弗顿的球迷。他后来狼狈不堪地回到了曼彻斯特，因为他盯着看的人做了两件事。首先那个人慢慢地把食指放进了自己的喉咙，此举虽然没有让埃里克惊慌失措，但是他马上又掏出了一块白手绢舞动了起来。这次埃里克扛不住了，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1994年马特·巴斯比爵士逝世，我应邀在圣母马利亚教堂和曼彻斯特附近的查尔顿-哈迪（-Hardy）的圣约翰教堂进行讲话。那是一个大型活动，数以千计的曼联球迷加入了送葬行列，教堂里更是人满为患。那一次我选择了带稿演讲，虽然我不经常这样做，但是在事后还是受到了我最严厉的批评家凯茜——我的妻子的批判。她说：“你真是不可救药。我告诉过你不要照着稿子念。带稿演讲让你一无是处。”

无稿演讲可不是胆小者能驾驭的，而且我也因为这样做吃过苦头。很多年前，我在伦敦的高盛公司进行了一次讲话，我自认为还不错，但是我的儿子马克则抱怨我的演讲跳跃性太强，并且整体缺乏结构感。我发现无论是否带稿进行演讲，总会有人时刻准备着去攻击你——我想这也是在公众面前开口的风险之一。

写作

我只有两条途径跟广大的球迷朋友进行沟通——通过报刊媒体或是比赛日的节目。虽然在晚宴上或是某些特殊活动上，我偶尔会有机会能够跟赛季票持有者或是球迷俱乐部进行交流，但是那些交流方式不能用于和75，000人进行沟通，更不用说分布在世界上的数以百万计的球迷们了。通过报纸或电视节目进行沟通充满了风险。因为出版商和广播公司有自己的安排，因此你要传达的信息很容易被篡改或是断章取义。但是，我知道我可以信任比赛日的节目，我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向来老特拉福德球场看球的人们传达信息。

我在圣米伦队时，佩斯利《每日快报》的记者斯坦·帕克（StanPark）每周都会来一次，那时我会告诉他我希望传达的信息。他会为我的节目致辞代笔，但是在出版之前我都会对其进行校对，以确保斯坦能够抓住那些细微之处。这种方法看起来很奏效，于是我在阿伯丁队时沿用了这一做法。我会经常利用节目致辞鼓励支持者们能够直言进谏。一直以来都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可能听起来有点儿刺耳：相比于支持自己的球队，皮托德里球场的球迷们更喜欢翻阅报纸上的球队消息。

在曼联时期，我跟大卫·米克（DavidMeek）一起共事，他是《曼彻斯特晚报》的记者。在我任职初期，我希望在曼联传达一种可能性，因为初到这里时我就感觉到了极大的不满，大家对球队名列甲级联赛倒数第二的糟糕表现和球队的所有权都颇为不满。

我通过节目致辞表达了自己至少在某些问题上是同情支持者的。例如，我感觉球票太贵了，而且我也把这一想法明确地告诉了马丁·爱德华兹和董事会其他成员。我还希望能够在节目致辞中注入一些亲密性，这样一来致辞中就不会仅仅包括球队表现和新签署的球员了，还会涉及俱乐部温和的一面。有时，我也会颂扬那些已故的球员或朋友，比如道格拉斯·史密斯，他建立并运营了我的第一支球队德鲁姆扎佩尔业余俱乐部，或是凯尔特人队的助理教练肖恩·法隆（SeanFallon）。人们不喜欢那些关于平凡事物的世俗的描述，他们希望读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了解意料之外的事物。

1985年阿伯丁队夺得联赛杯冠军之后，我出版了自己第一本书《北部之光》（ALightih），当时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补贴家用，同时也是对我的阿伯丁时光的详尽介绍。我真正用心去创作的第一本书是《管理我的生活》（ManagingMyLife），是在1999年曼联夺得三冠王之后出版的。这本书是我跟休·麦吉尔温尼合作出版的，我认为那是自己的一段宣泄史。那段时间我非常忙，通常会在忙里偷闲时胡乱写下自己的想法和记忆。最后我交给了休·麦吉尔温尼200，000页写在不同形状纸张上面的草稿。他对这些草稿进行了整理，将其措辞成文，但是能够将我的童年经历和我的成长环境编纂成文，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我所写过的最有意义的文字也许是那些最简短的留言或信件——对我的办公室中堆积如山的往来信件的回复。要知道我执教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还没有电子邮件和短信，因此我需要以卡片和信件的方式进行答复。作为曼联队的领导者，我认为这是大家对我的期望，我会根据不同情况发出慰问或祝贺的信息，或者仅仅是为人们给我提出的意见表示感谢。每年我都会发出大约2000张圣诞贺卡。有人会说：为什么不把钱直接捐给慈善机构呢？说得好，但是我发送这些卡片的原因在于我希望这些人能够感觉到我关心他们。我本人也很喜欢收到圣诞卡片，原因也是一样的。

回答

通常情况下，我不能说自己承担着比其他领导人更多的压力，但是说到跟媒体打交道，情况就不同了。在当今世界上，需要比欧洲顶级足球队教练面对更多的麦克风和摄像机的人，恐怕就只有那些大国的领导人了。政客们在争夺权位时总是极度渴望被媒体报道，这真的很可笑。我一直渴望的是与其相反的一面，我多么希望那些记者能放我一马，让我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如果曼联队赢了球，我们会出现在报纸的最后一版（通常为体育板块），但是如果输了球，我们就会上头条。

而在苏格兰跟媒体打交道则是另一回事了。1974年在东斯特灵郡，我所需要做的无非是跟一名来自《福尔柯克先驱报》的年轻记者谈话，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仅有约40，000份。而阿伯丁队的体育场甚至连一间专用的新闻发布室都没有。我通常就在皮托德里球场的门厅处接受赛后采访。

在曼联队时的情形则大不相同，因为曼联会吸引来当地的和全国性的报纸、电视和广播记者，而且在过去的10年里有越来越多的网络博客会对曼联队进行定期播报，那些国际记者也会在大赛前夕蜂拥而至，他们的报道会瞬间传递至世界上数千万的球迷那里。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甚至在球员通道里也会看见摄像机、麦克风和录音机，其中一些是供球队自己使用的，用来放在网站、电视节目、无线电台、杂志和比赛日的节目中。每当比赛结束，我都要接受三到四场采访。

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几年里，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言论，甚至是用手机录制的供自己保存的录像，也会很快在报纸、杂志、天空体育、无数的博客以及越来越多的应用软件上曝光。下面这则例子就说明了这个世界对足球是如何欲罢不能的。1995年埃里克·坎通纳在水晶宫队主场上演的“功夫”飞踹如今已经在YouTube上面被点击了超过200万次。但是这可是发生在20年前的事情，当时如今的很多球迷还未出生！这件事比YouTube的成立还要早10年。

一直以来我都很理解媒体的趋向，他们都喜欢那些流行的、能够提高报纸发行量和电视收视率的新闻，虽然那些出版的东西不切实际，然而流行话题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和观众。媒体不会大费周折地描写一位失业的炼钢工人或是话务中心的小人物因为经济不景气丢了工作。这些事情对于公众来说一文不值，而足球则是举足轻重的。

我在流浪者队踢球时，教练是斯科特·西蒙，他经常对媒体置之不理，他不愿意在一天中拿出些时间给记者。有一次流浪者队在欧洲冠军杯决赛对阵鹿特丹斯巴达队（SpartaRotterdam），那天起了大雾，能见度很低。有一位记者打电话给斯科特，问他比赛是否会如期进行。他的回答是“无可奉告”。试想一下如果你今天给出这样的答复会有什么后果。

罗恩·阿特金森是我来曼联之前的球队主教练，他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我认为他每周的每一天都会跟媒体见面，甚至每年的每一天都是如此，因为我确信他在周日也会跟媒体联系。罗恩有着慷慨外向的性格，他很享受跟媒体互动的过程，但是我并不喜欢他的方法。首先如果每天都跟媒体见面的话，我会感到无话可说。我可能会聊些诸如天气和昨晚品尝的美酒之类的话题，但是很快我就再也无法提供新鲜的材料了，除非是跟曼联队相关的。此外还有更大的一个问题，我不想每天都被媒体纠缠不清，让我回答各种各样愚蠢的问题，导致我火冒三丈地说些骂人的话，然后他们会借题发挥，捏造一些故事出来。我很快就取消了每天的晨会，把自己跟媒体见面的时间限制在比赛前一天和赛后。最后证明这些见面会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那些有经验的记者会跳过这个环节，自己去寻找球员进行采访。21世纪初，曼联在托特纳姆比赛之后，当我走进新闻发布会的房间，那些大报的记者早已挤在球员通道，希望能采访球员，其中还有少数通讯社的记者，那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与媒体打交道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是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控制。在准备发布的新闻稿或提前录制视频时，你很容易保持完全的控制。但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到这一点就很困难了，或者是你在机场被记者打了伏击，他们都试图从你身上发现蛛丝马迹。媒体会寻找那些最细微的疏忽和差错，记者们会耐心等待你语言上的过失，而那些摄像师就像猎人一样，他们时刻准备着在你噘嘴或是做鬼脸时按下快门。

朝鲜和古巴的领导人也许可以控制他们的媒体，但是要想在英国要求大家都这么做简直是痴人说梦。

凯尔特人队和苏格兰队的主教练乔克·斯坦在这方面很有一套，他似乎对报道凯尔特人队的记者们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甚至知道哪位记者酗酒，哪个嗜赌如命。他知道那些记者的弱点和缺点。他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而记者们也晓得这一点。我可以肯定这些记者在写那些对乔克不利的话时，肯定会三思而后行的。

而我，也同一些经常报道曼联队的记者成了朋友——葛兰·吉布森（GlennGibbons）、鲍勃·卡斯（BobCass）和休·麦吉尔温尼——同时也很信任少数记者，但是我始终无法做到像乔克·斯坦那样对媒体应对自如。他们总是会让我恼火，有时我也会因为他们写的那些内容对其进行猛烈抨击。那些记者通常会把责任推到编辑身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歪曲报道的受害者，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我坚持要按自己的条件跟媒体进行沟通，并尽我所能控制我们希望传达的信息。确切来说，就是回答问题，或者更精确来讲，就是拒绝回答哪些问题。如果记者们问到球员伤病问题或者是周六比赛的阵容，我或是转移话题，或者如果心情不好的话，会甩给他们一句：这不关你的事。记者们不是新闻发布会的主人，我才是。

而且你需要谨记，记者们并非总是问他们自己的问题，有时候他们引出的话题是应他人之邀。足球记者跟那些重要的足球经纪人过从甚密，这些记者可以从足球经纪人那里获取关于球员们的少量消息。因此如果某一名经纪人希望为他的球员掀起一场价格战，那么他就很可能让一位跟自己关系不错的记者在发布会上问我们是否对该球员感兴趣。

当记者们或新闻组织滥用其权力时，我会剥夺他们的采访权。因为想要替代他们位置的记者大有人在。在跟BBC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执之后，此后的7年里我拒绝接受其记者的采访，也拒绝出现在他们的任何广播和电视节目中。总会有一些记者让我感到厌恶。这些年来被我禁止参加曼联发布会的记者有20多位，他们都曾编造过故事。我不会接受他们这么做，我会给他们改正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执迷不悟，我就会毫不客气地拒绝接受其采访。就算这名记者成了我的朋友并获得了我的信任也不能例外。葛兰·吉布森是一名苏格兰记者，他跟我父亲算是同乡，我就曾多次禁止他参加发布会。这时候葛兰总会跟我套近乎：“如果你父亲知道你不让一位来自考卡登斯的年轻人参加发布会，他会怎么想？”我有时也会觉得曼联自己的球队频道电视台让人恼火，有时候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并且在一两周内不再接受其采访。

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艰苦时期，或者某位球员做了有损球队名声的事情。我经常会告诫自己记者和摄像师们对我说的话和我的肢体语言给予同样的关注。保罗·多尔蒂（PaulDoherty）是格拉纳达电视台体育版块的负责人，他告诉我在出席新闻发布会前用手揉自己的脸，这样一来我就能够很愉快地接受采访，而不会表现出丝毫的紧张。他说我太重视新闻发布会了，并且指导我“面无表情地走进去，不带有一丝情感。如果你的表情像个死人一样，这对记者们来说是致命的。因为他们都在寻找弱点”。我把他的话谨记在心，后来在出席发布会前我总会揉揉自己的脸。但是要想保证面无表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至今仍为乔治·沃克·布什在“9·11”恐怖袭击那天得知消息后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感到惊奇，他当时正在幼儿园的一间教室里面对着华盛顿的记者团。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到那样镇定自若。无论我怎样努力，我的情感和肢体语言还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如果事情不尽如人意，难免会做出苦相或是紧闭嘴唇，而反之，如果我们刚刚击败了对手，则很有必要表现得不太过自信或自鸣得意。不管怎样，我发现自信对于球员真的很重要。我还记得多尔蒂给我的另一个忠告。他说：“你必须毫发无损地走出每一次的新闻发布会。”

有时我会非常沮丧，这时我会选择回避媒体，因为我怕自己会对裁判或者助理裁判进行评论，而这很可能给我惹上麻烦。2013年3月，曼联队在欧洲冠军杯16强第二轮的比赛中输给了皇家马德里，就是因为裁判库涅特·卡吉尔（eyt?akir）的一次匪夷所思的判罚，他以纳尼对一名球员犯规为由将其罚下了，而他自己甚至都没看见。当时我简直是发了狂。我知道记者们早已在新闻发布室里等着我了，他们一个个肯定像斗牛士一样，挥舞着红色披风，但是我是不会冒着跟他们每个人翻脸的危险而出席的。我让迈克·费兰代我出面来解决裁判这次荒谬的判罚。我知道在那样一个夜晚，我会破坏掉自己的规矩，犯下低级的错误，那就是直接回答记者们的问题。

对我来说，执教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不用去应付那些社会媒体，这是很幸运的。通过Twitter、Fastagram来追踪曼联新闻的球迷要比那些通过《太阳报》和《每日镜报》的球迷多得多。我敢打赌，那些年轻的教练甚至已经开始躲开那些主流报纸，跳过那些大型的、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开始与球迷们直接交流了。他们说你可能需要一副厚脸皮来面对Twitter上的辱骂。虽然你需要面对来自各方的恶语相加，抛开那些谩骂之词，这样做并不会比面对报纸和电视评论员差很多。至少这种社交网络给你提供了一个可以精确控制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的平台，一种回答问题的途径，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反对意见。无论媒体是如何不留情面，无论我拒绝回答了多少问题，在我们输球之后，相比于记者们的苛刻，我对自己更为严厉。如果我们输掉了比赛，这对我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记者们写完他们的专栏就可以跑去酒吧了，而我不得不找出失利的原因并制订解决方案。

退休之后，我开始观察其他教练应对媒体的手段。我很喜欢这么做，因为我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提供帮助。我偶尔也会打电话给他们，给他们一些建议。上个赛季，莱斯特城队在英超联赛中垫底，我给他们的教练尼格尔·皮尔逊（NigelPearson）打了电话，告诉他过于放松和自信了。我告诉他要表现出自己的关心，并且不要看起来那么脆弱。相比之下，当我跟伯恩利队（Burnley）的主教练肖恩·戴彻通话时，我试着安慰他，因为他们也度过了一个艰难的赛季。肖恩经常会跟记者们开一些小玩笑，他会重申他的球队有多么努力。虽然我并非不注意他所表达的观点，但是他一直努力传达着一种信心。上个赛季，当阿兰·帕杜离开纽卡斯尔联队去执教水晶宫队之前，我也主动向他提出了建议。我问他：“你怎么了？你不再跟别人争辩了。你放弃了。你认输了。如果你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开始做一回自己吧！”几周后他给我回电话说：“谢谢你。”他大可不必这么做。我知道这份工作很难做，我一直很乐于帮助其他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