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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专注（第1页）

第七章专注

时间

我父亲总是说：“不要撒谎，不要行窃，凡事早点儿到。”我不能容忍迟到。开会时我一向去得很早。我也总是第一个进入工作状态的。这是我的本能。我很早就起床了，因此早点儿去上班对我来说并非难事。我记得曾经跟宇舶表的CEO让-克劳德·比弗（Jean-ClaudeBiver）交流过。他告诉我，当他在欧米茄工作时，面试他的人要求他早上5点去。在面试过程中，他问面试官为什么要求他来这么早，当时天还没亮。面试官说：“我每天早上5点就会起床，因此我领先所有人3个小时。当你还在睡觉时，我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也有点儿这种感觉。

年轻人总认为他们拥有世界上全部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个刚过了10岁生日的男孩，你的11岁生日看起来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那是因为你即将度过的一年占你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时间的10%。然而当你50岁时，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了，因为距离你51岁生日的这一年时间仅占你度过的时光的2%。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变得更加丰富，你开始知道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你逐渐认识到一小时——或是一个周末——如果浪费了的话，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在我十几岁时我之所以每天都在挤时间，部分原因是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当时有两份工作。当时我是一名制造工具的学徒，这意味着我早上6：45就需要出门，在7：40时把考勤卡放进打卡钟。工作完之后或是在周末，跟其他的去酒吧或是打斯诺克的学徒不一样，我会去踢足球。当我在圣庄士东训练时，我通常会练习两个半小时，直到凌晨一点才能到家。我每周去3次，每次都需要乘坐公交车、火车和电车。

当球员退役后成为教练，他们通常会受到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冲击。其中一件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每天的工作时间。作为一名现代球员，除非是大赛前夕，否则每天吃完午饭，工作就结束了。然后大部分的球员就会回到家里进行放松，与各种电子产品为伴。当你成为一名教练时，你会发现三件事——总有做不完的任务和需要关注的人，每一天都停不下来并且时间永远都不够用。

在我刚开始执教时，我不知道如何规划我的时间，那时的我很可悲。我会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令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的是——当我1974年成为圣米伦队的教练时——我还在经营着两个酒吧，而这两个地方相距3英里。Fergie’s酒吧在Kinning公园，靠近戈万，而Shaws酒吧则在布里奇顿。我之所以涉足酒吧行业，是因为在东斯特灵郡队的兼职工作并不足以养活一个年轻的家庭。虽然圣米伦队给我发工资，但是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当时在俱乐部工作时不经营那两家酒吧，我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儿。

执教圣米伦队和经营酒吧这两项工作意味着我只有在偶尔送孩子们上学时才能跟他们见面，而我们一家在一起团聚的时间也仅有周日的几个小时。当我开始执教阿伯丁队时，我卖掉了酒吧，因为我希望全身心投入在足球上。在阿伯丁时期，我每天要工作12到14个小时，而且即使是回了家，我也不会停止工作，我会打电话给球探、教练和球员。或许我每周的工作时间比我父亲还要长，但是我并无怨言。因为他的工作比我做过的任何工作都艰苦得多。

来到曼联之后，虽然工作量更大，但是我依然坚持类似的每日和每周的工作节奏。每天早上7点，我就会来到球场，边喝茶边散步。我会把上午8点到9点之间的时间留出来，以便在有人要见我时——教练、队医或是球员——我能够有时间。在9点左右，我们会去录像分析室，去观看编辑好的以前的比赛录像或是即将面对的对手的录像。我会在训练场上待上一整天，观看青训队的训练情况。在周一和周二，我在晚上9点左右到家。在周三，如果我们有比赛，我或是跟着队伍，或是去察看预备队、未来的对手或是我们感兴趣的球员。当曼联还在老训练场克里夫训练时，下午我会去老特拉福德球场做些文书工作，打打电话。因为卡灵顿训练基地为我提供了一间办公室，因此在我们搬去那里之后，我早上会在那里办公。然而无论是在克里夫还是卡灵顿训练场，周五总是有所不同的。曼联队的CEO大卫·吉尔会来跟我见面，此后9点左右，我需要参加一场赛前的新闻发布会。

夜晚和假期也并非是神圣不可占用的。如果我在半夜醒来，我经常会悄悄地溜到楼上去书房看一场比赛。如果要我把这么理想的时光用来躺在**努力入睡，这简直是没有意义的。我另外一种节约时间的方式就是从来不休假，尽管合同上我有休假的权利。从1995年起，每年我都会有5周的假期，但是如果不能工作的话，这段时间太漫长了。因此我通常每年只休2周，我会跟我的家人去西班牙内地和马略卡岛。直到我50多岁时，我才开始每年休3周。那时我的儿子们已经长大成人，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我和凯茜利用假期去过几趟美国。大约在15年前，我们开始去法国南部，我经常会在我下榻的酒店的餐厅与想要签约的球员见面。在那里可以欣赏到地中海和费拉角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在那里我未曾错过任何一名球员，他们都会在那里的角桌上签约。

伴随着我渐渐老去，有两件事情发生了。首先，我发现我的身体慢了下来，并且很难保持年轻时的那种精神头了。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教练时，我可以每天只睡4个小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觉越来越多了。因此我经常会回家睡上1小时然后再返回训练场。后来凯茜警告我说，我这么拼命地工作等于自杀。1985年在加的夫苏格兰对阵威尔士时，巨大的压力让乔克·斯坦心脏病发作而与世长辞，这对我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记忆，当时我是他的助理教练。于是我听从了凯茜的意见，同时开始培养足球以外的乐趣——赛马、红酒和读书。这些爱好都不是很耗时间，但是我很享受它们给我带来的消遣和与足球的距离。我经常会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打完欧洲冠军杯的第二天早上去纽马基特（）观看驯马。那些个清晨是安静而又平和的，同时我还对这项运动的细微差别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不仅很喜欢品尝买来的美酒，同时还对酒的价格波动很感兴趣。这是很吸引人的，可以让我忘掉每天的烦恼。当我在玩牌或读书，或是浏览葡萄酒名录时，总会有一些有用的想法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可以肯定，在其他的领导者骑行时、修剪玫瑰时或是登山时，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业余爱好是一种特效治疗，我还是经常会失眠，或是在半夜惊醒，脑海中全是和曼联相关的事情。

分心

我还没碰到过有哪个取得巨大成功的人，没有把自己封闭于其他人的需求之外，并且放弃消遣。我不是说完全痴迷于一个追求会带给人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是永恒的快乐。但是我只是无法想象，一个人如何能既渴望成为最优秀的人，同时又能平衡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两个天赋相同的人，那么如何安排他们的能力将会决定他们最终的成功。有些人就是比别人更善于不去理睬世界上的其他东西，那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培养他们的天赋，或者提高他们的团队。关于痴迷和投入最生动的例子之一，就是我的格拉斯哥老乡，诺茨郡队的教练吉米·瑟瑞尔。他和妻子的关系非常好，然而在他们结婚40年之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妻子突然去世了——享年60岁。吉米被摧毁了，他给两个孩子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然后，他没告诉他的球员，并在那天下午带领诺茨郡队1∶1打平了西布罗姆维奇。

当你还在十几二十岁时，很容易集中精力于自己痴迷的事业——尤其是作为一名能够远离酒精和派对的足球运动员。一名16岁的天才球员也许会有一位临时的女友和几个好哥们儿，但是抛开这些，他的生命中只有足球。在他走路的时候每一刻想的都是足球，足球是他的梦想也是他的梦魇。他所渴望的就是能够进入一线球队，代表国家队出战，打入制胜一球或是举起大力神杯。那种提高自己的渴望支配了一切。但是10年后，一切都不同了。他的名字可能每天都会出现在报纸上。他也许会有妻子和孩子。他也可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他想要在街上走走或去餐厅里坐坐，都总会有人来索要签名或合影。那时的他只有躲在自己的大宅里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而对于知名度很高的俱乐部教练，情况亦是如此。

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的妻子和儿子们没有因为我陪他们的时间很短而让我感到内疚，他们允许我的自私。我一直努力避免任何事情干扰到我的工作，除非家里发生了可怕的紧急事件，否则足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由于我经常不在家，因此凯茜一个人照顾我们的3个儿子。比如，我无法观看孩子们在学校的比赛，因为周末我的工作是待在阿伯丁队或曼联队。对于我来说，圣诞节假期从未真正存在过，因为当时正值英格兰足球赛事最为繁忙的时期。那时，我根本不在意那个假期，但如今我的观点发生了改变，显然我的家人赐给了我最为珍贵的礼物：他们赐予我的是可以痴迷于足球的时间。我永远无须处理丈夫和妻子之间普遍存在的紧张关系，或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张情绪，因为配偶和子女经常会感到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关心，他们还会把你当作一个确实存在，却又缺少感情沟通的家人。

当我来到曼联队时，我还未掌握排除干扰的艺术。我还是会不自觉地接受慈善晚宴的邀请或是出席俱乐部支持者们举行的活动。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开始的12年里，我会阅读收到的每一封信，有时候一周我会收到两三百封信。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认真对待这些信件，因为对不少来信者来说，曼联队是他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在我们收到的信中，有些人告诉我们他们家人逝世的消息，要求我们给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写封信。我们也收到过一些父母的来信，他们的孩子生病住院，想要一份签名。还有些人会要求我们写一段文字，用来在生日或婚礼上朗读。我曾经会精心地为他们回信。

我越来越擅长安排自己的时间。在我来到曼联不久，林恩·拉芬（LynLaffin）就成为我的助理，开始由他帮我拦下那些持续不断的电话，并由他来应付一些给我提供买卖球员建议或新的技战术的球迷。我从来就不习惯使用电子邮件，因此我也无须为这种持续不断的干扰而担心，要知道即使是最连贯的思路也会被电子邮件打乱。我在曼联度过的最后10年里，林恩几乎负责为我处理全部的联络工作，因为他熟悉我的行文方式，我需要做的就是批准和签字。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帮助我充分利用每一天。我从不接受午餐邀请，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赞助商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午宴和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年度足球午宴。因为这样一顿午宴，尤其是需要开车往返时，在不知不觉间就会花掉3个小时的时间。同时我还开始削减一些慈善活动。作为曼联队的主教练，总会有人希望你能出席。而我不愿意出席的部分原因是自己的年龄在增长，因为对一名65岁的人来说，午餐不再像35岁时那样轻松了。而且很多活动都只是仪式性的，比如会见赞助商、参加慈善活动和颁奖仪式。但是我总会参加英格兰足球联赛领队协会（LMA）的宴会，曼联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晚宴和我个人设立的慈善基金——伊丽莎白-哈迪-弗格森公益信托基金会（TheElizabethHardieFergusonCharitableTrust）举办的活动。每当我的球员获得了英格兰PFA足球先生或金球奖，我也一定会出席他们的庆功宴。

早在我退休的10年前，我就不再参加俱乐部支持者们的宴会了。他们总是能折腾到很晚，有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等着签名和合影。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不领情面或是冷漠——因为曼联的支持者是世界上最棒的——但是我的任务是赢得奖杯，而不是签名，而且集中精力去夺冠也让我过得很舒服。对于去观摩哪支球队，我自己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10年里，我只去观看我们在后面的赛事中即将对抗的球队。我的助理教练迈克·费兰会跟我一起乘坐包机前往目的地、一起用餐、观看比赛（并在比赛结束前10分钟离场），然后在凌晨一点返回曼彻斯特。这看起来是漫长的一天，但是这一天就像是我年轻时候的精简版。

我是逐渐学会如何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的，而我也希望我的所有球员都能领悟这种本领。十几二十岁的年轻球员通常脑海中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足球，而另一种则是属于人类的天性。曼彻斯特所有的夜总会都希望曼联的球员能够光临，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信息会迅速在年轻的姑娘们中传开。这些夜总会经常会给球员们发放特别通行证，这使得他们可以不用排队，免费入场。我从未遇到过哪个15岁的充满抱负的球员希望像个和尚一样生活。你不可能让一个男人彻底摆脱孩子气，尤其是年轻人。

然而那些顶级球员，尤其是将巅峰状态保持得最久的球员，他们往往是那些可以把自己封闭于他人要求之外的球员。这绝非巧合，其中C罗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初到曼联时，他跟母亲和姐姐生活在一起。也许他偶尔会出现在电视广告上或杂志封面上，在暑假中也会去逛逛洛杉矶的夜店。但是不要被这些所欺骗，他知道如何控制自己和自己的时间。

除了技术和名声之外，C罗——以及他这一代的球员——与我踢球那时相比，要面对更多的令人分心的事物。与50年前的球员相比，他们需要更多的自律来抵御外界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最让我分心的就是收音机、报纸和书籍，还有周日的教堂。我和父亲一起在收音机中收听拳击比赛——伦道夫·特平（RandolphTurpin）、舒格·雷·罗宾逊（SugarRayRobinson）以及乔·路易斯（JoeLouis）和泽西·乔·沃尔科特（JerseyJoeWalcott）的最终战。我们还会在周日收听音乐厅歌手罗尼·罗纳德（RonnieRoopoftheForm节目。我们当地的电影院距离我家约有100码——因此去看看《泰山》和由巴斯特·克拉比（BusterCrabbe）主演的《飞侠哥顿》也是很不错的。然而除了这些，就只有街头的打斗、斯诺克台球、掷骰子和足球了。当时没有电话或者电视，更不要说有多达300个频道的60英寸大彩电了，也没有手机和数以百万计的应用程序、Facebook或因特网。

我一向很注意球员们所面临的压力以及会让他们分心的话语。英国球员始终让人担心的事情在于他们会酗酒和赌博。酗酒这一恶习毁掉了太多球员，而赌博就像是更衣室中的肿瘤。通常情况下，我对球员们的动向了如指掌，因为俱乐部的业主以及球迷们会打电话告诉我真相。至少对于我来说，国外球员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我们还努力让球员们不要乱花钱，但是只要你看看我们的停车场，就会知道我们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效果。经常会有球员在博彩屋挥金如土，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还为此请来了一些财政顾问和律师为我们出谋划策。甚至曾经有人建议我们让那些考虑结婚的球员去苏格兰完婚，那里的婚姻法对丈夫更加有利。C罗也因此说过他以后会选择去苏格兰结婚。

很少有足球运动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读书上，或是尝试在学校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是事实，这也就是他们能够在足球场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当曼联青训队开始运营之后，规定的是每周12小时的学习时间和12小时的训练时间（包括比赛），然而在我看来此举有失平衡。我的任务是培养出足球队员。但是如果某位球员希望获得文凭——或是他的父母希望如此——那么我们俱乐部会支付这笔费用，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为这些男孩子希望成为足球运动员。我明白良好的教育经历带来的益处，也知道它能够为人们今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我同样也知道很多在25岁时就受伤的球员，或是那些在30多岁职业生涯就已经结束了的球员（尤其是那些低等级联赛的球员），他们没有能让自己在当今世界过上体面生活的教育经历、技能和金融储备。然而一名足球教练的工作不是确保一个男孩能在未来成为生物学家或是地球物理学者，或者为他足球生涯结束后的40或50年的生活做打算，足球教练的任务是确保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右后卫或是边锋。11名诺贝尔奖得主是无法获得足总杯冠军的。

对于我们的大儿子马克，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当初很可能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他曾经在阿伯丁的预备队中效力，但同时他在其他方面也有兴趣。我跟凯茜都看得出对于是否走足球这条道路，他自己也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此我们非常小心，不强求他走我的道路，不对他施加任何压力。而事实上他选择不同的道路也无妨，他曾经就读于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HallamUy）以及巴黎的欧洲大学（Europeay），并且对于投资界很感兴趣，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5年之后，他帮助建立了世代投资管理公司（GeioMa），这是一家在伦敦颇有名望的资金管理公司。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的一名年轻球员的分数能够上剑桥大学（CambridgeUy）或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CollegeLondon），那肯定是极好的，但是我几乎可以断言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肯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提高球技进入一线阵容了。这将对他们作为一名足球员的动力产生莫大的影响。只有经验更丰富的球员能够做到这一点，文森特·孔帕尼（ViKompany）是曼城队的队长，同时还在曼彻斯特商学院读书，他的事迹证明了这一点。在我执教曼联的这些年里，我想不起来有哪一名球员持有文凭。科林·默多克（urdock）在20世纪90年代初时曾是曼联青训队的球员，但是没能够进入一线阵容，他在90年代中期为普雷斯顿队效力时从曼彻斯特城市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他是一个例外，但是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分心会让个人和集体承受巨大的代价，只有难以置信的纪律才能对其加以控制。在曼联队，商业部和业务部总会对球员进行这样那样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商业部负责拉动电视收入和赞助收入、出售贵宾席的门票、组织营利性活动，同时还要负责接待活动。如果没有他们带来的这些收入，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无从谈起，比如签下一些重要的球员、支付高昂的薪水、改善我们的训练设施或是租用私人飞机进行旅行或比赛。

赞助商们总是希望能跟球员们进行接触，而他们的要求简直是贪得无厌。随着电视收入不断提高，曼联队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我们的赞助商数量也飞速攀升。把球员从商业部的要求中保护起来是我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迈克·费兰是这方面的能手。商业部的伙伴们本能地希望能够给赞助商们提供曼联队的幕后消息，总是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点子，不断地提出要求。迈克·费兰是我们的中间人，他会透露少量的信息，并顾及到每一个赞助商。他会确保在赛季开始前满足这些要求，此后我们便可以绷着脸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这使得我们能够在赛季进行中回绝各种要求。有些赞助商希望观看曼联的训练，这让我很反感，因为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谁在训练以及谁受伤了。因此我会把观看时间压缩到训练开始时的几分钟，或者在午餐时间安排几次见面会，并且在一个赛季内参加一到两次宴会。

曼联队一直都希望能够支持当地的慈善事业。每周五，球员们都需要为上百件衬衫签名，这些衬衫或是送给慈善机构，或是以拍卖的方式用于慈善行动。我们所支持的一个全球性的慈善机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我们在国外旅行时，我们会安排球员参观他们的工作。在泰国，我们会乘坐小艇走水路去学校看望那些从儿童卖**场所中拯救出来的孩子，在南非，我们会去探望那些孤儿。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大开眼界的。但是我们所做的慈善工作大部分是在靠近家乡的地方，因为我们希望成为好公民，并希望证明我们在乎曼彻斯特周围的人民。2006年，我们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组织——曼联基金会，由其来负责俱乐部的慈善事业——尤其是当地的学校和医院。我们的球员会去拜访学校，去病床前探望身染重病的儿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会对球员们严格要求，因为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周六能够赢得比赛。即使你做了慈善，但是在比赛中丢掉了3分，球迷们还是不会承你的情的。

重大赛事期间往往令人分心的事情最多。1983年我带领阿伯丁队打进了欧洲优胜者杯的决赛时，开始对此初有体会。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球员们的妻子和女友们明白她们的角色。所以我开玩笑似的给她们每个人写了个备忘录，告诉她们有责任收拾好牙膏、毛毯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为去瑞典做好准备，并召集她们在皮托德里球场开会，会上将告诉她们其他需要做的事情。通过小道消息，我发现我的玩笑失败了。当我走进皮托德里球场的会议室，我看见的是一批沉默不语的球员的妻子。我为我那失败的玩笑道歉，并告诉她们我写的那个备忘录的本意是把她们召集在一起，然后为她们的丈夫或男友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赛事做准备，那也许是他们参加过的规模最为宏大的场合。我确保让这些球员的妻子明白，她们的任务就是让自己的丈夫或男友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并且无论如何，都绝不能做让自己丈夫或男友分心的事情。在我说完之后，我问她们还有没有问题。她们并无异议，她们都明白我的意思：不要让丈夫或男友分心。

在机场会有蜂拥而至的粉丝团；而在球队下榻的酒店里，更是挤满了来索要签名的人。2009年的欧冠决赛上，我们对阵巴塞罗那队，我甚至要求酒店工作人员不要把酒店对球迷开放，因为我想远离那些喧嚣。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我发现自己已经能够不去理会曼联队周围的吵闹声和是是非非。我经常会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其他教练组成员在说些什么，因为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了。每当大赛来临之际，我总会把自己封锁在自己的思路里。除非有人谈起了跟球队有关的事情，否则我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充耳不闻的。我只是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那就是我的工作。每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时，凯茜总会说：“你根本就没有听我讲话。”她说得一点儿没错。

有时那些让人分心的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我卷入的法律争端，当时我以非法解雇的罪名起诉圣米伦队。我当时也是感情用事，表现得很冲动，现在回想起来，若是我把每一分钟都用来思考如何帮助阿伯丁队夺冠，想必是更好的。

每当面临重大比赛，我都会告诉自己的球员“不要分心，专注地去比赛”。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无所谓的东西形成干扰：乐队、比赛前的演出、新的队服以及远道而来满怀希望的球迷们。1990年，我首次带领曼联队在温布利球场（Wembley）进行冠军的争夺。周六晚上，我兴奋得像个十几岁的孩子，被周围的事物分了心。我也像别人一样带着自己的球队去视察球场。那天酷暑难当，我和队员们穿着队服就像被烤熟了一样，我这时才意识到我们是多么愚蠢，球员都开始脱水了。对球场进行视察并不能影响到比赛结果，因此我让大家都回了更衣室。享受总决赛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冠军。没有人会记得失败者。

失败

当你遇见一位成功人士时，你无法想象他们曾经失败过。当年看到一位体育明星，如罗杰·费德勒、塞雷娜·威廉姆斯，抑或是年代更为久远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Ali）和斯特林·莫斯（StirlingMoss），你无法想象他们作为失败者时的样子。各行各业皆是如此，那些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会把自己的奖杯展示给他人。如果我正在欣赏一幅著名的曼彻斯特画家L。S。劳瑞（L。S。Lowry）的作品，他的作品擅长表现城市工业生活阴冷的一面，我很难想象他会有一幅失败的作品。或者，当你阅读罗伯特·卡洛（RobertCaro）关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B。Johnson）的书籍时，你很难想象他担心自己的某一段文字没有字斟句酌。但是我们都经历过失败。失败让一些人一蹶不振，同时却激励了其他人。我下决心避免失败，也正是这一点刺激着我取得成功。

1969年离开流浪者队时，我若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失败者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体验过足球顶级赛事的味道，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永远都不是教练手中的王牌，2年后我就转会了。而那时我的抽屉里只有一块银牌。这块奖牌来自1967—1968赛季的苏格兰联赛杯，我们在总决赛上输给了阿伯丁队，最终功亏一篑。因此，后来我转会到福尔柯克队时，我本来可能表现得自怨自艾，但是我决心不能被此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