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七章 专注（第2页）

在我看来，跟我在阿伯丁队和曼联队一起工作过的人们也都以这样的积极态度面对失败。对我来说，1999年欧洲冠军杯决赛伤停补时的那101秒钟就是对我生活态度的写照。当时曼联队利用这101秒的时间，在0∶1的情况下反超拜仁慕尼黑，以2∶1的比分赢得了冠军。当时印着拜仁队图案的绶带已经绑在了奖杯上，为胜利做好了庆祝的准备。欧洲足联主席也已经把奖杯发给拜仁队了，然而我们永不放弃的精神让那绶带成为曼联的红色。

9年后，2008年我们再次备战欧冠决赛时，我让球员们观看了1999年那场比赛最后3分钟的录像，就是为了向他们强调永远不要认输。对于我来说，只要活着就不会认输。

当我开始执教生涯时，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成为曼联队的主帅，我想的就是生存下去。每当我加入一个俱乐部——东斯特灵郡队、圣米伦队和阿伯丁队——我都会这么想。“我在这里是不会失败的。”这是鞭策我的动力之一。我一直很害怕丢脸，而在我的脑海深处总是会对其念念不忘。我经常会默默地对自己说：“不要失败！”当我成为东斯特灵郡队的教练时，我的资历也仅仅是当过几年球员、获得了教练资格以及可以下决断，其他的我一无所知。就在4个星期前，我还是一名32岁的球员，突然之间我就成了教练，虽然我只是个兼职教练，也只是为了生活下去。来到圣米伦队之后，我初次体验到了管理带来的成功，那时我总感觉自己如果去了阿伯丁队会有更好的表现。在阿伯丁队时，我首次担任全职教练，这支队伍拥有获得成功的必要元素——那是一支由当地球员组成的球队，有一个好的老板、不错的训练设施和一批健康的球员。

直到我在阿伯丁执教的后期，我才开始为自己制订未来的规划。在此之前，我所做的就是专注于生存下去，避免失败。凯尔特人队在1966—1967赛季取得了5个冠军头衔，这简直就是奇迹和神话。即使曼联队处于巅峰状态时，对失败的惧怕和对完美的追求仍驱使着我继续向前。虽然我帮助曼联在展柜里放满了冠军奖杯，但是我始终未能让曼联像2003—2004赛季的阿森纳一样在整个赛季都保持全胜。失败的经历，特别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如何对失败做出反应，是塑造成功者不可或缺的要素。

比赛前，我的胃里总是翻江倒海的，我始终无法改变这一点，我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记得在流浪者队踢球时总是非常紧张，因为我从未感觉到教练信任我，而且我感觉总是需要证明自己在球队中的位置。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奖杯陈列柜中有多少奖杯，伴随着与日俱增的压力和期望，这种感觉反而更糟了。每当我们去安菲尔德球场对阵利物浦队，我都会心神不安。

最糟的时间段往往在赛前和热身阶段，我讨厌那个时间。如果我们的比赛在下午3点开始，我会在1：15至1：45之间对球队进行训话。在我讲完之后，我就会离开，给他们一个自己的空间。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而出场前几分钟的喋喋不休会让球员感觉自己没有得到教练的信任。2点时我的助理教练会把出场队员名单交给裁判员，届时我们也将知道对手的首发阵容。接着球员们就会去做热身活动，2：15的时候更衣室就空无一人了。对于接下来的30分钟时间，我简直厌恶至极，这段时间太漫长了。那段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待在更衣室，而墙上钟表的指针似乎也已经停了下来。

在赛前的热身时间，如果是主场作战，我通常会待在办公室里看赛程或是在电视上看看赛马。有时我也会四处走走，找人说说话。有时还会有其他教练来访，跟我喝杯茶。而在我们客场作战时，这种孤单的感觉显得更糟糕，因为没有办公室供我来当避难所。那时，我通常会一个人坐在更衣室里。我认为，特别是在我执教生涯的后期，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对于失败的担忧，而是重大赛事所带来的恐惧、不安和不确定性。而当你指望别人来完成你的愿望时，这种感觉会愈演愈烈。我可以肯定其他领导者也经历过类似的感受，无论他们是多么老成世故，在别人看来是多么身家显赫。

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在看台上或是在电视里观看曼联队比赛时，胃中还是会隐隐作痛。我从未尝试摆脱这种感觉。也许有的人在大赛前或是重要的场合前会通过深呼吸或是少量的威士忌调节紧张情绪，但是我从来不这样做。我只是把那挥之不去的紧张感当成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它伴随着我的一生，看起来我似乎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才会感到焦虑——但事实上这代表了我对成功的渴望——从未消失。

有一句格言说：与成功相比，失败教给你的更多。这一点对我来说一点儿不假。虽然我经常会说，我从不向后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不会因为失败而对球员们喋喋不休，我当然也会掩饰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私底下，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去仔细观看我们输掉的比赛。事实上，如果哪个赛季我们与本应夺取的冠军失之交臂，我总会在暑假期间仔细思考其原因。借此，在下个赛季开始前，我就能够做出改变。

在我的教练生涯中我也屡尝败绩。从1974年8月10日我开始执教东斯特灵郡队起，到2013年5月19日我最后一次带领曼联队参加比赛为止，其间我的球队大约每10场比赛就会输2场。此外还有很多在我看来比输球还要糟糕的平局，因此我有很多从失败和逆境中学习的机会。虽然我不会对数据念念不忘，但是我作为主教练，赢得比赛的概率也仅仅不到60%。在曼联队状态最好的赛季里，我们赢得比赛的概率是72%。

我们有时也会遭遇非常惨痛的失败，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种感觉——比如1996—1997赛季的英超联赛中，我们连续以0∶5和3∶6输给了纽卡斯尔联队和南安普顿队。我实在想不起我们还有哪两场比赛连续丢了11个球。1995年，我们在一周之内丢掉了英超冠军和足总杯冠军——分别输给了布莱克本流浪者队和埃弗顿队。然而我从不认为自己面对的挫折能够跟2002年的勒沃库森（BayerLeverkusen）遇到的困境相比。当时他们一口气丢掉了三个冠军——德甲、德国杯和欧洲冠军杯。那可不是吃几片阿司匹林就能治好的。

无论是在阿伯丁还是在曼联，只要阵容上没问题，我通常会把失败或是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归结于：我们没能做到什么，而不是我们的对手做了什么。我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对待失望的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还占据着主动，还可以改进。每一次失败都能够让我成为更优秀的教练。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失败让我变得更强大。我想有时我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而有时我也会有报复心理。在1993—1994赛季结束后，如果有哪一年我们没能够夺得英超冠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失败。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对成功的渴望和需要压倒了对失败的恐惧。胜利事关我们的荣耀，无论是我们的一线阵容还是预备队。失败是一种强有力的管理工具，前提是不要让失败成为一种习惯。这一理念贯穿我的整个教练生涯。2012年，我们在英超联赛的决赛中功败垂成，输给了曼城队。而当时我们在光明球场（StadiumofLight）（这球场的名字在当时真的是不合时宜）遭遇了桑德兰死忠粉丝种种恶劣的嘲讽。当我们回到更衣室之后，我告诉所有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此后每当他们来桑德兰比赛时都不要忘记他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他们也确实牢记在心了。就在下一个赛季，我们在同一个球场以1∶0击败了对手。

失败从来没有真正击败过我，虽然我也清楚，鉴于自己已经退休，掩盖过去是很容易的事情。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自2008年起的后4年中，我们总共3次打入欧洲冠军杯决赛，但是仅仅赢得了一次冠军。因此，虽然我有过那一次的兴高采烈，却也经历了两次的失落。当然还有令人沮丧至极的时刻。1989年10月，在赛季中期，曼联队前往迈克蒂安米德公园球场（McDiarmidPark）和圣庄士东队踢友谊赛，庆祝他们的新球场建成。我们虽然以1∶0获胜，但是球员们的表现令我感到悲哀。赛后我回到了酒店的房间，真想赶紧逃走。这时我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敲门让我去参加为球队举办的招待会。当时我躺在**对他说：“我不去了。我无法面对这些球员，他们的表现太差了。”但是阿基说的是对的，过了一会儿，我也确实勉强走下楼去参加了招待会，虽然当时我的脸色并不好看。还有几次失利让我印象很深。1979—1980年的苏格兰联赛杯上，阿伯丁队输给了邓迪联队，赛后我无法入眠。而1989年曼联1∶5不敌曼城队那场比赛之后，我回家倒头就睡了。最惨痛的两次失利则都来自欧洲冠军杯——1997年对阵多特蒙德和2013年对阵皇家马德里。这两场失利甚至比1996年0∶5被纽卡斯尔联队羞辱、1999年0∶5被切尔西完胜以及1991年被谢菲尔德星期三队（SheffieldWednesday）夺走英格兰联赛杯冠军还要痛苦。

在比赛失利后应付媒体绝非易事。我可能会对球队进行一些整体评价，但是我会尽量避免对某一名球员进行批判；当然我也清楚地记得2012年联赛杯上我们以4∶5输给切尔西之后，我说了些纳尼的坏话，我至今仍很后悔。如果一名射手错过了一次进球良机，或是有一次致命的回传球，或是守门员走神了，球员会对自己犯的错误一清二楚。很多优秀的球员就是他们自己最严厉的批评家，他们无须再从周日的报纸上看到我的批评之词了，那一点儿用也没有。我通常会将记者们的注意力从球队和球员身上转移开，指责对手的技战术或是裁判的判罚。我总能为我们的失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为我们开脱，但是我心里很明白，失败的原因全在我们自己身上。只是每当球队面临灾难时，我总是希望能够成为球员们的保护伞。

一次重大的失利或打击可能会使整支团队遭受重创。这会动摇他们的信心，如果你不能谨慎处理，这一影响将会始终困扰团队。每当我们在重大比赛中失利，而且我也知道我们已经表现得不错了，那么在赛后我会很少说话。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听得进去。你可以说些悄悄话，但是球员们只会当作耳边风。因此我只是来回走走，拍拍他们的头。他们理解这样做的含义——也许他们是感同身受的。在足球的世界里，一点点的示弱都相当于给你的对手打了一剂肾上腺素，这甚至可以让一头骡子成为德比冠军。如果你输了，尤其是遭遇惨败，那么这次失败会紧跟着你。在足球场上，无论这支球队在下一场比赛中的表现是否有了很大改观，每个人都知道这支球队输掉了上一场比赛。球员自己明白，球迷们也明白，而媒体也会像狗一样狺狺狂吠。这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会与日俱增。就像是衣服上的一个破口，如果你不马上把它缝合，这个口子只会越来越大，反之亦然。当你的球队上场时，如果对手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那么在开球之前，你就如同已经将两球收入囊中了。

2012年曼城夺得英超冠军对我们来说是痛苦的回忆，尤其是因为我们输在了净胜球上。而这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因为这给了我们努力的方向，第二年我们便赢得了英超冠军。曼城队位居第二，落后我们11分。自从1993年我首次带队夺得英超冠军之后，如果有哪一年我们得了亚军，那么在下一个赛季就一定会夺冠，这样的事情发生了5次。我们总能从失败中学到些东西——虽然我绝不希望失败成为一种习惯。那些渴望胜利，为自己卓越的表现而感到自豪的球员都希望能够雪耻。

在足球场上，除了失败的痛苦，还会有多方面的挫折，但是沉浸在自怨自艾中是没有用的。我甚至想不起来有哪一次队员们都处在最佳的身体状态并且做好了比赛准备，总会有球员受伤。整支球队中有110的球员受伤，这是很常见的事情。我也想不起来有哪一次我们的宿敌会碍于情面，没有把曼联曾经错过的球员派上场。拿2009年12月来说——那是一次糟糕的表演。当时我们的一线阵容中有14名伤员，包括2名门将、7名后卫、3名中场和2名前锋。从这受伤的14名球员中挑出11名组成的阵容足以击败欧洲的任何球队。但是当时他们不是上不了场，就是正在就医，结果我们在主场败给了阿斯顿维拉队，客场败给了富勒姆队。我们还时常会受到病毒的困扰；1994年末至1995年初那段时间，当时的情况简直糟透了，我甚至想关闭训练场。我们有9名球员患上了流感，而就在他们卧床期间，我们分别输给了诺丁汉森林、莱斯特城、南安普顿、纽卡斯尔联和水晶宫。对于伤病或流感，我真的束手无策，我们只能在逆境中尽力做到最好。

另外一个例子是迪迪埃·德罗巴。他当时效力于马赛队（OlympiquedeMarseilles），在我们去看他比赛时，他的俱乐部开出了2500万英镑的天价，而在我们决定买下他之前已经被切尔西捷足先登了。托马斯·穆勒在2010年和2014年世界杯上为德国队各打进了5粒入球，我们初次对他有所耳闻时他仅有10岁，当时他在距离慕尼黑几英里远的业余球队踢球。我们一直派人注意他，但是后来他去了拜仁慕尼黑。1994年我们还想从克鲁塞罗队（Cruzeiro）签下巴西射手罗纳尔多，但是我们无法获得工作许可证，后来他去了荷兰的埃因霍温队。在罗宾·范佩西16岁在费耶诺德预备队效力时，我们就注意到了他。当时他的身价就已经到了大约600万英镑。吉姆·瑞恩在曼联的教练组工作了11年，此后当了10年的青年足球总监，他看到了范佩西被罚下场，并和球迷们互相辱骂。当时由于范佩西的脾气，错过他的人不止吉姆一人，因为他的球队很快就让他停赛了。此外还有很多我想要签下的球员——比如阿兰·希勒，我们在对阵纽卡斯尔联队时，他是个非常棘手的角色；或者阿根廷人加布里埃尔·巴蒂斯图塔（GabrielBatistuta），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意大利；或是萨米尔·纳斯里（SamirNasri），他于2011年加入了曼城。后来在2011年，我从尤斯顿（Euston）乘火车前往里尔（Lille）去和年轻的法国后卫拉斐尔·瓦拉内（Rapha?lVarane）签约。当时大卫·吉尔正在跟朗斯足球俱乐部商量合同的细节，而齐内丁·齐达内在得知此事后把瓦拉内挖到了皇家马德里。我不认为当时的皇马教练何塞·穆里尼奥曾经看过瓦拉内的比赛。

本来这些决定很可能让我苦恼不堪，但是我会尽量不让其困扰我。是我们做了那些决定，而不是别人。你也不可能用那些本不属于你的球员组建一支球队，那么为什么还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关于如何面对失败，我从拜仁慕尼黑主教练奥特马·希斯菲尔德（OttmarHitzfeld）那里学到了优雅的一课。他曾在1998年至2004年以及2007和2008年执教拜仁。1999年的欧冠决赛上，我们在比赛的最后3分钟打进两球战胜拜仁（曼联在那届欧冠上打了63场比赛，总共96小时），我可以看得出他当时已经被毁灭了。在这180秒的时间里，他先是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然后就看到自己的球员沮丧地用手捂着头。那一定是毁灭灵魂的一刻，但是他表现得非常优雅，而这份优雅在一年之后表现得更为突出。一年后我去慕尼黑观看流浪者队的比赛，我当时对流浪者队的一名球员十分感兴趣。赛后，希斯菲尔德邀请我和他的2位兄弟一起用餐，他们都非常礼貌，也很热情。后来拜仁的一些球员走过来跟我握手，向我表示祝贺，虽然他们肯定也很讨厌失败。此举很好地彰显了拜仁慕尼黑的俱乐部品质。

关于如何应对失败，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也许是来自我亲爱的母亲。在我21岁那年，我是圣庄士东队的业余球员，也曾几番离队，在4年的时间里仅在一线球队打了50场比赛。当时我简直是万念俱灰。在一场预备队的比赛中，我的鼻子、颧骨和眉骨都受了伤。当我康复时，预备队已经连续输掉了好几场比赛。于是，我带了相关证件去了格拉斯哥滑铁卢街的加拿大之家（adaHouse），想要移民加拿大。因为当时我父亲一家已经搬去那里居住了。我真的不想再为俱乐部踢球了。

于是有一天我让我弟弟的女朋友假扮我的母亲，然后给博比·布朗（BobbyBrown）打电话，告诉他我患上了流感，不能比赛了。但是这并没有骗到他，他给我母亲发了一封电报让我给他回电话，因为当时我家里没有电话。后来我来到路边的电话亭，拨通了Stanley267（因为当时非常尴尬，所以我对这个号码印象深刻）。布朗痛批了我一顿，他说：“你这么做简直是太丢脸了。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竟然找人冒充你的母亲。就算我的整支球队都真的染上了流感，你明天必须来比赛，12点去布坎南酒店给我来报到。”

那场比赛，我在埃布罗克斯球场上演了帽子戏法——开创了客场作战个人帽子戏法的先河——然而这一点小小的幸运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时我险些就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我的母亲警告我不要再犯此类错误。她教育我无论何时，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不要放弃。而我也尝试把这种思想传递给他人。

在足球的世界里，虽然有的人对足球比赛知之甚少，但是每个人都是专家。足球就像其他娱乐项目或是创造性工作一样，当一个批评家远比实干家容易得多。每个人都能够对餐厅、航班、电影、汽车和绘画做出评价，即使他们甚至连煮鸡蛋、放风筝或是画个方块都不会。而对于那些相对陌生的领域情况却并非如此，那些门外汉不敢随便发表评论，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一位真正的专家可为一座悬索桥的结构给出宝贵意见，或是提供进行实验室实验的最好方法。而在足球的世界里却不是这样的，会有数百万人对那些世界顶级俱乐部的教练予以批评。这些人有的是教练身边的人，也有球迷和远在世界另一端的人。

有些领导者甚至需要应对来自集团内部的批判，他们的一些下属可能野心勃勃地想夺取他们的位置，而董事会成员们也可能对其颇有微词。每当一位新人就职，直到他证明自己之前，总会有人质疑他的能力。如果某位领导人长期任职某一岗位，那么在他倒霉的时候就经常不得不忍受人们的质疑，大家会怀疑他是否该退休了。

对于团队内部的挑剔之词，我仅仅遇到过几次。我32岁到36岁的这段时间在圣米伦队执教，当时我比较天真，不能领会老板的意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挑起了他的批判。

曾几何时，我也觉得批判是很打击士气的。虽然我不记得曼联球迷向我发出嘘声，但是1989年的艰难时期确实令我难忘。那年的12月，我们一场比赛也没赢，在全部15场比赛中非平即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西看台上甚至出现了这样一条标语：“3年的借口，依旧是废物……再见了，弗格森。”

我想当时我的信心被动摇了，因为那天比赛之后我打电话给弟弟马丁；我知道他会很客观地给我一些公正的评价，告诉我我的位置。他当时说：“你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年后，那个举起标语的人写了一本书《再见了，弗格森》，出版社还送了我们一本。我把那本书寄回了出版社。但是总体来说，我认为自己承受批判的能力已经相当不错了。当然在2004年和2005年我们状态不佳时，一些球迷给我找麻烦，我也都泰然处之了。

当你承受巨大压力、睡不好觉并且任何事情都不顺心时，想要正确对待批评是很难的。而这对我来说要相对容易些，因为我在戈万长大，那里没有弱者。那是一个条件艰苦的社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你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欺负，而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需要跟很多事情做斗争。我和弟弟还有一个堂弟经常会跟住在附近的格兰杰家的5兄弟打架。而且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身体上的疼痛、嘴里血的味道或是严重的挫伤。

很多球员或教练都因为情绪上的压力而崩溃，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显然对于他们的私人问题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确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中最悲剧的例子便是罗伯特·恩克（RobertEnke），他是德国国家队的门将，于2009年自杀。他在加盟德甲球队汉诺威96（Hannover96）之前在西班牙踢球，那段时间他过得很艰难，而他的个人生活完全被女儿的不幸夭折摧毁了。恩克死后，他的妻子透露，多年来他一直在与抑郁症做斗争。幸运的是，我在曼联队期间未曾遭遇过他那样的痛苦经历。

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东西。所有的球员都希望进入一线球队，当他们受伤或是被移出一线球队时，他们会折磨自己，害怕自己的球员生涯就此结束。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因此酗酒或是沉迷于赌博，在失落的旋涡中无法自拔。

教练们大部分都签短期合同，而他们对于这种无情的压力也不能幸免，而且深知断头台上的铡刀随时都可能落下来。拉尔夫·兰尼克（RalfRangnick）曾经执教过汉诺威96队和沙尔克04队；吉拉德·霍利尔执教过利物浦队和里昂队；约翰·克鲁伊夫执教过巴塞罗那，他们后来都因为压力离开了教练这一职位。佩普·瓜迪奥拉在离开巴塞罗那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曾经效力于凯尔特人队和利物浦队的伟大球员肯尼·达格利什（KennyDalglish），他后来执教利物浦队。在经历了1985年的海瑟尔球场惨案（造成39名球迷死亡）和1989年的希尔斯堡惨案（造成96名球迷死亡）之后，他的感觉可想而知。当然我也会永远铭记乔克·斯坦的陨落和他悲剧的辞世。

如果你是一名公众人物，那么媒体的报道还会带来其他问题——尤其是运动行业。媒体的报道对愤怒的球迷来说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在我们刚搬到曼彻斯特时，经常会接到骚扰电话，因此我们不得不屡次更换电话号码。

在我执教曼联的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我记得我的妻子凯茜问我，如果我被解雇了该怎么办。我告诉她，我们回到苏格兰就行了。我可以肯定如果我真的被解雇了，肯定会崩溃的，但是我也坚信自己可以养活家人，这也绝不是世界末日。

当然媒体也会做些分内的事情。马特·巴斯比告诉我“在输球之后我从不看报纸。他们不会说你好话的。因此索性不要去读那些故事好了”。虽然巴斯比的话有道理，但是要想完全对媒体置之不理也是不可能的。在苏格兰时，我有阅读比赛报道的习惯，但是当我来到曼联之后就几乎很少看报纸了。但是即使我不看报纸和电视上的足球栏目，朋友们还是会问我是否听说了某些人对我的评论，而曼联队的新闻官也会向我简要讲述那些煽动性的故事和捏造出来的文字。而我逐渐学会了应对这些，在我执教生涯的最后10年里，我发现那些报刊评价不再像我年轻时那么恼人了。

在曼联时期，尤其是初到球队的那些年，如果博比·查尔顿支持我，我就会感到很安心。我从不会刻意地去奉承他，但是正是他当初建议董事会让我来当教练，我也总能感觉到他的支持。在我不如意时，他总会说：“会好起来的，你做得没错。”1989年9月我们1∶5输给曼城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感到非常脆弱，博比的支持——尤其是在这段时期——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话在俱乐部中举足轻重，而且他那精心组织的话语也确实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每一位领导者都需要一位这样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