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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万象人生（第2页）

“团块”的世家

日本有一个叫“团块”的人群，年龄段恰好跟新中国诞生是同步的，算起来，这批人现在大约50岁出头，应该属于社会上比较稳定的阶层。

一来他们出生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二来，日本经济启动的时候，他们正好搭上了头班车。闻名于世的“终身雇佣制”就是为这批人而设定的。后来，等到这批人20岁左右考入大学的时候，英国的“披头士”

音乐像旋风一样刮进日本。与此同时，美国的棒球运动也在这个岛国扎下了根，成为国民第一大体育项目。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同样是这批人，他们曾经抵抗过美国，反对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庸，他们占领了大学的讲堂，攀登到楼顶上高声呐喊：“不要日美同盟，誓死粉碎安保条约！”学生付出了流血的代价，不少人遭到日本警察的残酷镇压。到了后来，时间跟中国爆发“**”差不多，这群日本人里面出现了激进分子，他们劫持飞机，枪杀无辜，行凶范围从中东扩展到了欧洲。一时间，来自日本的恐怖分子在西方也令人谈虎色变，当然，这群人仍然属于“团块”这个年龄段。

写到这里，我的目的并不是为谁叙述日本战后的历史，而是为了讲讲我在日本遇见的一位大学教授。他叫栗田，原先是一所乡村中学的校长，认识我是十年前，当时他四十几岁，正值不惑之年，身份还是一个讲师。他说：“刚从乡下调到大学来，什么事还得从头做起。”

那些年，日本的经济还没有露出泡沫现象，尤其是各地的私立大学人气旺盛，学生人才也值钱，有的企业为了争夺人才，为新职员举办海外旅游，号称为了开阔视野。这在当时的栗田眼里则完全是荒唐无稽的事。他跟我说：“日本人都发疯了，这么小的国土，经济再好，也有限度，怎么能把公司当成福利单位呢？国土小就该服小，没那么大的威风偏耍威风，没那么大的气派偏摆气派，这简直是自欺欺人，日本人疯了！”

我记得当时在我的周围，这么直接骂日本的人只有他一个，别的大学教员每天轻飘飘的，有事没事跟学生一起出去合宿，出口必说“同学诸君，你们可赶上了好时代呀”。

“合宿”指的是教员带一批学生到外边找一家旅馆住宿，白天学习讨论，晚上就喝酒撒疯。有一次，刚刚晋升为教授的栗田带我们去合宿。他讲课的时候，学生打瞌睡。可到了晚上，他经不住学生们用大瓶的啤酒干杯，尤其是女学生，不等多时，栗田教授的眼神就恍惚了。

男女学生大喊大叫，在一旁群魔乱舞，可他却不声不响地躺倒在榻榻米上酣然大睡，而且一直睡到天亮。

其实，我认识的栗田教授仅此而已，对他也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

可不知为什么，随着这些年日本经济的萧条，他当时那些痛骂日本的话有时又叫我回想起来。

栗田教授属于“团块年代”。当我结束留学生活的时候，曾经问过他“团块”的意思，我记得他当时的回答是：“所谓团块，就是把坚硬无比的矿石聚合到一起的状态。”

昨天是大风天

北京的风干燥，尤其是冲你皮肤直吹的时候，那股针扎似的痛令人清醒。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感受，那是有一次冬天从日本回家的时候所体验的。在这以前，如果不是我住在邻邦的海滨城市，如果不是大海离我家只有几分钟的路，那我或许并不在意北京冬天的风。说来也奇怪，原来不干燥的风现在变得干燥了，原来不懂什么叫湿润，现在居然明白了。对我来说，获得如此感受或许是这些年经常穿梭于两个空间的缘故吧。

空间是一种生活的现实。我在北京的家靠近城东，不远的地方就有好几条铁路线，基本上都是北京东站的始发车。每天为了听列车的鸣笛，周围的小孩们总会聚集到一起，大家有的拿出家里的锅使劲敲，有的举起小旗子。当时去铁路线玩就像过节一样欢乐，每次一看到火车长鸣，孩子们从老远就开始欢呼跳跃了。我也是这堆孩子里的一员。

按照不太确定的记忆，我当时被人家起的外号叫“小土豆”，不过，正是因为当时胆小怕事，所以除了人以外的情景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

直到如今，每当列车从眼前驰过的时候，我的记忆竟然会飞回少年的时代，无论是在中国见到列车，还是在日本见到列车，某种幻觉油然而生。没人叫它没人管它，但幻觉本身始终是温暖而亲切的。

日前，我回到北京小住一段时间，以下的事情让我更加深了这种体会。

当时，我正在城里的五福茶艺馆喝茶。明亮的馆内偶尔装点一些花彩的灯盏，衬托着红与黄两色的对比，寂静中时常会露出喜庆的样子。

这大概与日本的茶庄不同，我隐约地一边想，一边更加仔细地观察馆内的布置。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从身后传来一连串的日语，有人嘀咕：这筒龙井茶大约要多少钱？它怎么跟咱们在神户见到的不一样啊？”

话音未落，接下来又是另外一个人的嘟囔：“可不是么，你看这个筒多大，日本的都那么小！”

我转过身，这才发现原来是两个穿和服的日本老太太在柜台前面正用手比划。她们的话持续了一会儿，具体说的是什么，我再也听不清楚了，只觉得两人的发音有点像寺院里的和尚敲打木鱼的声儿。

我继续在原来的位子上品茶，尽量体会那种久违的寂静，想起曾经在日本商社早起晚归的辛苦，心头似乎淌过了一溪清流。或许是这份心情的缘故，一直到两个日本老太太越来越提高嗓门，我几乎都忘记了日文声浪的存在。再仔细听时，她们已经激昂起来。

“在北京喝茶，你不觉得浓吗？浓茶对老年人的身体不好啊！”

“没人信你说的，茶浓，饭也油呀。不喝浓茶，吃了那么多的油腻，让我怎么办？”

另一个老太太若有所思，半天不说话，好像把刚才的两句话定位于一个**，不再动弹。茶馆原有的气氛被这两句声浪冲击了以后，似乎也不语了，花彩的灯盏依然维持着喜庆的样子。

对我来说，品茶时与日本人的声音邂逅应该是一个意外，尤其是在北京，本来那种凝聚了“茶中英”的神韵，而不乏“清淡挥尘”的时刻，日语的闯入似乎是别开洞天，但当我听了沉默稍许的日本老太太又一轮对话时，不禁哑然失笑了。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喝了北京的浓茶，你的皮肤就不怕风吹啦！”

“你看你，你为啥昨天不告诉我呀？”

“昨天怎么啦？”

“你看你，昨天可是大风天！我们的茶应该昨天喝呀！”

“……”

物哀和真心

在我没有来日本以前，而且是在一个现在也记不起来的机会里，我读到了一本关于本居宣长的日文书籍。至于是日本留学生给我读的，还是我在图书馆里自己读到的，至今我无处查询。不过，以下的事情似乎还能记住。

当时，我刚从北京大学毕业，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进所的第一天，胖胖的所领导跟我说：“这段时间要多读书，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是国家最高的研究机构，你将来的路还很长啊！”

无疑，领导的嘱咐是好意的。我像一个新来的小学插班生一样，竖起两个耳朵，只管听，连呼吸的声音都怕发大了。领导的嘱咐完了，可正当我要走出他的研究室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你对什么样的哲学思想感兴趣呀？什么都行，除了马列主义以外。”

冷不丁的问话让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有很多回答似乎一股脑就冲到了嘴边，结果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本居宣长，他的物哀和真心值得我们研究。”

领导听了我的话，表情木然，活像一只迷路的羊羔，他一边苦笑，一边问：“哀怎么能无呢？”

显然，他把“无”与“物”听成了一回事，因为中文里的这两个字的发音几乎相同，前者是二声，后者是四声。领导好像是安徽人，对声调的区分不那么擅长，况且对本居宣长这个名字也是第一次从我这里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