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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起来也是一番尊敬，但刘彻却怎么听怎么觉得心里膈应。他稍一默然，还是冷冷开口：

“诸葛氏已经带人接管长安皇宫了。”

作为长安攻防战的核心，西汉未央长乐宫等宫城遗址未必是一等一的战略要地，但在政治上的地位却无可言说。一旦宫城易手，就代表长安的抵抗基本结束，战争也要告一段落了。

当然，西汉的宫城规制宏大、布设精深，外人很难窥探底细；要想快速接管，必须得有熟知内情的人从旁策划。这大抵也是穆祺一觉醒来，卫、霍两位居然不在刘先生身边的缘故。

穆祺依旧以被蒙面，只是语气变得轻快了：

“那么，我是不是要祝贺陛下终于得偿所愿呢？”

大汉的军队再次莅临它忠诚的未央宫，这在政治上的蕴义恐怕无可计算；在这样意义重大、足以铭刻金石的时间节点，皇帝陛下居然没有亲临其境，亲身体味他们老刘家存亡绝续的伟大盛事，还是比较令穆祺惊异的。

刘先生哼了一声。

“这是葛氏的功业，我就不必去沾光了。”他面无表情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既然能行此千秋万代之伟业，那葛氏将来在史书上的令名，当然也要彪炳千古，不是寻常皇帝可以企及的……”

说到此处，刘先生的面色也微有波动。他的本心当然是骄傲而自负的，但即使如此自矜自得，也不能不承认葛氏现在独一无二的地位——拓土攘夷、封狼居胥当然是伟大的事业；但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更难；延续一个断绝的、泯灭的、已经冷淡如死灰的法统，意义恐怕更胜于在政权巅峰时期的强力开拓。辉煌时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巅峰时人人都来捧臭脚，什么殷切奉承都不稀奇；但在低谷落魄时还能有人不离不弃、精心谋划，那评价当然就格外之不一般了——事实上，即使在刘先生自己的心中，他如果此时出现在诸葛氏的身边，那光辉上都是要被压上一头，实在不能等量齐观的。

既然不能等量齐观，那硬蹭人家的高光也实在没有意思。所以刘彻干脆就呆在后方，全程只占一个围观的地位；大概还要等到长安城中的局势彻底平定，诸葛氏上表报功，并奏请西川的嗣君预备迁都之时，他才会姗姗露面，参与汉军克定长安的大典，顺便——顺便再见一见自家那位血缘已经极其稀薄的晚辈。

无论怎么来说，昭烈皇帝数十年呕心沥血，终究还是大功高成。想来“家祭无忘告乃翁”，终究也是无憾的吧？

不过，昭烈皇帝无憾，却不代表两汉二十四代先帝能够无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三国乃至东汉最终会沦落到这样一种皇权中衰、豪强做大，组织秩序一败涂地的模样，未尝不是前人举止失宜，遗留祸患的缘故。甚至——甚至刘先生详细考察东汉以后的历史，往往还会尴尬的发现，不少豪强及世家发家的第一桶金，很可能还是从自己手上淘到的。

没错，两汉相隔已经数百年之久了，似乎也很难为了这一点痕迹而苛责前人什么。但作为当事人而言，刘先生身临其境，总难免有点不可言说的微妙尴尬。而尴尬微妙之余，某些隐秘的决心，便愈发之深刻了。

“诸葛氏见了被俘的当地高官。”刘先生道：“虽然只匆匆看过一回，但这些人的态度倒甚是坚决，拒不配合。”

“这也是难免的。”穆祺慢吞吞道：“这个时候的世家高门刚刚体会到垄断仕途的快感，怎么肯随意放弃？历史——历史上也是被整得没有办法了，完全不能维持统治，才无奈退缩……”

他大大地、大大地打了个哈欠，低声道：

“……这么一来，季汉的担子就很重了。”

大量的世家高门拒不配合，意味着原有的统治秩序没法子平稳过渡，新政权不能不殚精竭虑，从头构建出一套可靠的体系。所谓重起炉灶、再开世界，另炼地水火风，固然是一张白纸好作画，但消耗的精力和时间，恐怕也是无可估计。

——换句话说，就算真打完了所有的仗，武侯身上的担子，都怕都松不得一星半点。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仅仅收回旧日的领土，当然不能算是“兴复”，如果要想存亡续绝、惩前毖后，纠正以往的失误，完成历史交托的任务，那就绝不能再此刻放松一丝一毫。伟大光辉的政治理想，哪一个不是用心血浇灌出来的呢？

据说武侯辞别南阳草庐之时，曾经嘱托亲人仔细看守，等到天下平定，自己将再回草庐躬耕。但以现在看来，纵使社稷一统，大局得定，这样千钧万钧的担子，怕也是交托不下来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这样宏大的事业，恐怕是真要耗干他所有的心血，直至死亡为止。

即使明白这样的结局，思之也仍旧觉得悲哀。所以穆祺说完这一句话，语气亦稍稍低沉。

“担子很重。”刘先生重复了一遍，似乎若有所思：“既然担子很重，那我派出一些人来，帮他们分散分散担子，不知可否？”

第119章

穆祺腾地从床上坐起，都顾不得再捂脸装什么“蓬头垢面不可对人主”的样子了。他丢开布被，面色惊骇之至：

“你说什么？”

“我说。”刘先生道：“如果劣币案进展顺利，我可以给诸葛氏提供足够的人选，协助他处理一些较为繁琐的小事……”

“那怎么可以——”

这句话一说完，穆祺立刻反应过来了：

【那怎么又不可以？】

一个国家的政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上头的大计当然是恢弘辽阔、泽被无数，但一层一层逐一分解下来，终究不过也就是财政与人事两样；换句话说，只要一个政权能把收上来的钱数清楚，各个地方的人头认清楚，那政策执行的效果，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以上古时代政权运转的粗糙模式，这种细碎、琐屑的操作，基本也不挑什么专业；能认字会数数，最好再背一个九九乘法表，就可以在基层充当一个合格的官吏，支持整个体系运转下去。秦汉以来几百年的历史，就是这么将就着混下去的。

但问题就在于，自从西汉崩溃豪强坐大，高门儒宗垄断了一切上升渠道及意识形态释经权以后，那就连这样将将就就的草台子系统都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所谓“满朝上下，尽是门生”，但世家的门生故吏，可不仅仅只是三公九卿的高官，而更是遍布于州郡的县令、县尉、司马；这些力量盘根错节，利益纠葛，才是高门可以把控朝政的底气——就算清洗了高层又怎么样？没有底下执行层配合，你能把政策执行下去么？

如果从理论上讲，要想与这样根深蒂固的利益网络做争夺，那就不能不任用与旧有力量绝无瓜葛的新人，没有牵连的局外要素——但东汉的体制bug就bug在这里；教育系统被垄断后已经成了为上层批量制造工具人的成熟机器，搞得皇帝们要想夺取权力推行意志，居然不能不前赴后继的仰赖太监——割以永治、了断尘缘之后，总不会再和士人有什么勾连。

当然，太监再忠心再体贴再孤家寡人，皇帝也不能一口气割个上万人，放到各州各郡当面锣对面鼓一一打擂台；再说了，十常侍之乱创巨痛深，基本也说明了阉宦治国之绝无可能。以后所有的王朝，都不能不想方设法，苦苦寻觅另外的代餐；而结果也往往不能如意

但现在，另外的、更恰当的天选打工人就这么水灵灵的出现了。孤家寡人？毫无瓜葛？天下还能谁比一群穿越时空、千里而来的流放犯们更孤家寡人、更毫无瓜葛呢？

说难听些，太监们好歹还有亲眷、有朋友、有乡党，有时候也不是不能与士人们和光同尘的；但被汉武帝驱逐过来的流放犯们可是真没有一丁点软肋；他们是完全的、绝对的外来者，没有根基也绝不可能有什么根基，所以只能无条件的依附唯一可以庇护他们的中央皇权，不折不扣的执行每一条命令，拼尽全力地与地方作斗争。

换句话说，这简直是阉宦的promax版，太监们在政治上的真正上位替代品，完美保留了宦官们的一切长处，而几乎规避了一切短处——宦官们当然孤家寡人，但正因为孤家寡人心理扭曲，所以做事常常没有底线；而流放犯们呢？流放犯们倒是在三国没有什么软肋，但他们的九族可是在武皇帝手上捏着呢！

趋利避害，取长补短，这样的人手安排看似匪夷所思，但如果仔细推敲，仿佛还真的相当——相当之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