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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帝国的哲学家（第2页）

罗马帝国时期，哲学研究蔚然成风，斯多葛派哲学影响尤为广泛。斯多葛派关注人生伦理，以道德问题和人的自我完善为中心，强调锤炼意志，培养坚定性和忍耐性，以适应一切外部变化；认为一个人的幸福关键在于自身，不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因而具有美德即幸福。奥里略从小学习哲学，年轻时就掌握和接受了斯多葛派哲学思想，并以此指导自身言行。成为帝国元首后，面对边境战乱不断、国内灾害频繁、社会风气奢靡的复杂局势，他更是以斯多葛派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与动力之源，以斯多葛派倡导的勇敢、公正、勤勉、仁慈、节制、谦逊等原则治国理政，并试图以自己的率先垂范改良社会风气、提升国民道德。作为唯一的元首哲学家，奥里略巧妙地将哲学思考与治国理政结合起来，其哲学思想既体现了斯多葛派的基本观点，又包含着其作为帝国元首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刻反思，因而更显生动与深刻。他常把柏拉图的名言——在繁荣昌盛的国家，都是由哲学家当国王，或者国王就是哲学家——挂在嘴边，并将哲学比作生母、将朝廷比作继母，认为既要孝敬继母，更要经常回到生母身边，可见其对哲学的热爱甚至超越了政治。他晚年将自己的哲学思考总结凝练，随兴写成若干箴言，后人整理成为12卷的《沉思录》流传于世，至今广受欢迎，甚至为许多著名政治家所推崇。《沉思录》虽无体系，但仔细梳理仍能清楚地呈现奥里略的哲学思想。

奥里略的哲学思想以强烈的宿命论为基础。他认为，宇宙的一切事物由神灵创造，其命运由神意主宰。个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其命运也由神灵决定，个人的一切所得均由神灵分配。因此，个人在思想上要“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克洛托（命运女神），让她纺织你的生命之线，由她编织事变”，并把人生遭遇的任何事情都视为命中注定；在行为上要“遵守宇宙理性，做分内之事，顺从自然规律，不要追求太多”。[67]只要心无旁骛地完成神灵分配给自己的事情，积极投身于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事情，即可获得幸福与安宁。

在宿命论的笼罩之下，奥里略对人生意义与生死的认识比较消极。他认为时间永恒但分配给每个人的时光却如此微小且短暂；宇宙灵魂博大无边但每个人具有的宇宙本体却微不足道；大地无限广阔但每个人只能在微小角落踯躅爬行。因此，个人微不足道，人生了无意义，你只需按照理性行事，接受自然分配的一切，不要贪生怕死、追名逐利，因为这一切犹如沧海一粟，转瞬即逝。对于生死，他认为死亡是自然的职能，毁灭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必经变化。“一切事物天生是要变化、转变和毁灭的，以使别的事物顺次而生。”[68]宇宙理性创造一切事物，又让这些事物的实体造成另外的新事物，从而实现宇宙的永远弥新。因此，自然给予人生命，也必然会将其收回。神医希波克拉托斯可以救死扶伤却不能让自己长生不老，卡尔达伊人可以预言他人的生死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苏格拉底围绕死亡与不死做过无数争辩后还是死去，亚历山大、恺撒杀死了成千上万的敌人也换不来自己的不朽。死亡如同出生、成长、年老等自然活动一样，是人生必经的阶段，英雄人物与无名小卒均无法逃避。而且，神灵不会让你在还未完成分配的使命之前便死亡，自然需要你消失以便别的事物顺次而生，因此，即使人生的五幕剧只演完三幕，也应遵循自然之道，愉快地走向死亡。对于功名，奥里略主张个人只管顺应社会理性、认真履职，而不要在意得失、追名逐利。在他看来，历史循环往复，时代延绵常新，生命轮回不息，亚历山大、柏拉图、西庇阿、奥古斯都、图拉真等伟大人物无论业绩何其光辉、荣誉何等崇高，他们的生命与功名都会被时间的湍流吞没，即便有人称颂他们，这些人及其后继者也是朝生暮死，对英雄的记忆终会消失。况且，无论是伟大的亚历山大还是平凡的马夫，无论是晚暮而终者还是英年早逝者，他们死后都是回归宇宙原始理性，去到相同之处。因此，美者自美，无须赞美，生前赞誉、身后美名对人生毫无意义，更无须在意追求。而且，如果可以追求赞誉，则不能排除欲望，就会陷入妒忌、争斗、猜疑、阴谋、抱怨等恶行，使自己的心灵无法宁静，亦违背神明的旨意。所以，“我们不应追求虚名，而应追求公正的思想、善意的行为、诚实的语言，把发生的一切视之为必然之事，视之为来自同一个始源和源泉的水流”[69]。

奥里略否认功名利禄的意义，却积极肯定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他认为，宇宙犹如一个城邦，其中的事物彼此密切联系，并有一定的秩序，较低级的事物为较高级的事物而生，较高级的事物为彼此而生。同时，所有理性动物都是同类，应当关心所有的人，关心公共利益。自然给每一个事物都分配了相应的职责，正是植物、小鸟、蚂蚁、蜘蛛、蜜蜂等各种事物都各司其职、忙碌工作，才构成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人本身也是为工作而生，因为工作而被领进这个宇宙，个人应热爱自己的行业，全身心地投入自己行业中劳作，废寝忘食、疲惫不堪亦乐此不疲。而他本人则是为了领导人们而生，犹如公羊领导羊群、公牛领导牛群。作为元首，他认为“无论是我自己或与他人合作做一件什么事情，都必须尽全力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使它有益于公共社会，与其和谐一致”[70]。奥里略如此思考，亦如此行动，终其一生，他都以人民福祉、国家利益为自身使命，勤勤恳恳，尽职尽责，堪称典范。

理性之人应当如何行事才顺应自然之道，既符合公共利益，又能实现自身幸福呢？奥里略认为，人应当按照真正的理性行事，即如苏格拉底所言，排除感官的**，敬畏神明，关心人类，追求正义、真理、克制、勇敢等合乎理性、合乎城邦社会的善，不要被赞誉、权势、财富与享乐等引入歧途。一个人如果能够遵循理性，严肃认真，坚定不移，善良仁慈，专于本职，无所期待，亦无所回避，满足于顺应自然的存在，言行真实如一，则能获得心灵的安宁与幸福。反之，如果一个人的灵魂陷入抱怨、厌恶、屈服于快乐或痛苦、虚伪、漫无目的、不假思索的境况，便会损害自身，并成为宇宙中的毒瘤。因此，奥里略认为“人生来即为行善，为善顺应自然本性，是人应尽的义务……应不计报酬，并自然会有所得”[71]。同时，他认为恶行及作恶之人的存在，是宇宙的必然，因此不应对他们感到愤怒，而是要坦然接受其存在，并用自然赋予的美德抵御他们的错误行为，用自然赋予的能力善待他们。他将这些思想运用到自己的执政与生活之中，一直广施仁政、广播仁德，并一心引导民众弃绝恶行、一心向善。

奥里略执政勤勉，以投身公共事业为乐。他经常出席元老院会议，每当选举之时常留至深夜，直到执政官宣布解散才离开；在观看竞技表演时仍听取或阅批文件，遭人嘲笑也毫不在意。他关注民生，仁慈施政，亲自赈济第伯河洪灾，援助被地震破坏或经济困难的城市，取消其贡品或赋税，倾力扶助罗马贫民，调配罗马的食物救济意大利饥荒，为财政枯竭的西班牙行省提供补助，甚至因一位绳索表演者摔倒而专门出台法令，规定要在所有绳索表演者身下铺设软垫以防摔伤。在马克曼尼战争紧迫之时，他宁愿拍卖个人财产，也不愿增加行省税赋。他为人宽容，以德报怨，认为恶人、恶行之存在乃宇宙之必然，应坦然接受其存在，并以自然赋予的美德善待他们。因此，他不惩罚讥讽自己的滑稽剧作家马路鲁斯，不报复对自己傲慢无礼之徒，不批评同僚维鲁斯的满身恶习，不主张对罪犯施以重罚，不乐意见到有人被流放，甚至对反叛自己的卡西乌斯，他也礼葬其首级，赦免其亲友，并为其死亡深感惋惜。他极力倡导公平正义，高度重视行政管理的公正性。他恢复古老的法律，启用熟悉法律的老臣斯凯沃拉，将法庭开庭日期写在日历上，一年排出230天进行申诉和判决，专门为意大利任命法官，并新设一名特别行政长官主管监护人财产问题，以加强对托管人的监督。他厉行节俭，反对奢靡，不断减少角斗士表演，削减免费戏剧表演经费，严控公共金库开支，并减少自己出行时的护卫数量，这在帝国元首中还是第一个。在自己以身作则的同时，他高度重视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以培养公民的善意，改良社会的风气。他阻止人们犯罪作恶，禁止恶意的虚假控诉和告密诽谤，授权地区、街区行政长官惩罚欺诈钱财的家伙，并禁止男女共同洗浴，以引导人们崇真向善。

人的生命期限是一个点，存在是流变的，感觉是模糊的，躯体是易朽的，命运难以预测，声望并不可靠，总之，属于躯体的一切仅溪流，属于灵魂的一切是梦幻，人生是战斗和客栈，身后名声会迅速被遗忘。唯有哲学能够指导人生，因为它可以保护内心之神不受侮辱，不被伤害，比愉快和痛苦更有力量，让人不会盲目行事、不作欺骗、不行伪饰、不随波逐流，接受命运，愉悦地等待死亡；一切符合自然，因而不会为恶。[72]

这是奥里略写于日耳曼战争前线的心灵独白，它集中地展现了奥里略对人生与命运的哲学思考，更充分展示了他对哲学的热爱与依赖。作为罗马帝国唯一的一位哲学家元首，奥里略一生热爱并执着于哲学研究，他从斯多葛派哲学中学到了公平、正义、仁爱、善良、简朴等高尚品德，并在自己的执政实践中一以贯之，在危机四伏的恶劣环境中维护了罗马帝国的安全与稳定，赢得了罗马人民的尊敬与爱戴，也树立了斯多葛派哲学的又一座独特的高峰。在去世100多年后，他的雕像还被罗马人民供奉在神龛之中。在去世近2000年后，他的哲学思考录《沉思录》仍然被后世研习与推崇。他无愧为一位优秀的“哲学家国王”，抑或是“国王哲学家”。

三、“金嘴”狄奥

在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著名的哲学家中，除了爱比克泰德和马尔库斯·奥里略之外，还有很多哲学家。他们因为秉持的哲学理念较为驳杂，并不严格属于某一特定的哲学学派，难以归类，致使其哲学家的身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们在罗马帝国哲学领域与政治舞台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依然不可忽视。其中的代表，莫过于集诡辩家、演说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因能言善辩而获得“金嘴”美誉的狄奥（DioChrysostorn）。

狄奥（约公元40—约120）出生于小亚细亚比提尼亚行省的普鲁萨，家境殷实，在当地颇有势力。他自幼学习修辞学和雄辩术，掌握了高超的公共演说技巧，年轻时就在同胞面前发表演说。韦斯帕芗统治时期，狄奥来到罗马，很快因其出众的口才和诡辩术技艺声名鹊起，结识了大量高官显贵与社会名流，成为第2次诡辩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自公元1世纪起，诡辩学再度兴盛，在与哲学的较量中占据上风。推崇诡辩学的人认为，演说家才是最高贵的群体；演说的内容无关紧要，演说者所展示的修辞技巧才是关键。青年时代的狄奥信奉雄辩本身就是最崇高的事业。此时他反对哲学，并与著名的斯多葛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老师穆索尼乌斯（Musonius）论战。然而，他却逐渐被对方争取过来，渐渐抛弃诡辩学的理念，转而学习哲学。

公元82年，刚刚步入中年不久的狄奥走到了人生的分水岭。因为直白地批评图密善，同时又与一些密谋反对元首的罗马上层人物关系密切，狄奥遭到了图密善的放逐，不得进入意大利和家乡比提尼亚。狄奥不能接触普鲁萨的家产，生活失去依靠。面对打击，狄奥称自己遵照德尔菲神谕的指示，换上粗糙的衣服，带上能磨炼自己的随身物，像乞丐一样四处流浪，靠替人耕地、给花园和浴室抬水等粗重的体力劳动维持生计。此时的狄奥实际上践行着犬儒主义的原则，过着赤贫的苦行生活。他在帝国东部的各个城市之间辗转，足迹远达黑海北岸的波利斯泰尼斯，进入过多瑙河畔维米那奇乌姆（Viminacium）的罗马军营，还曾与蛮族的盖塔人共同生活。所到之处，狄奥都受到了当地人的礼遇，并应人们请求发表各种演说。面对人们有关善恶是非的询问，狄奥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些问题以便作答。在这一过程中，他完成了从诡辩家向哲学家的转变，将教授哲学理念视为自身的职责与使命。[73]

狄奥与涅尔瓦是故交。当图密善被刺身亡、涅尔瓦被元老院推选为元首时，狄奥发挥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劝说边境的军团支持涅尔瓦。随着涅尔瓦上台，他的流放也宣告结束。为感谢他的支持，涅尔瓦将自己姓氏中的科齐亚努斯赠予狄奥以示尊荣。下任元首图拉真同样十分赏识狄奥。狄奥曾当众向图拉真献上4篇王政演说，博得了对方的称赞；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图拉真发动达西亚战争前，狄奥都一直陪在图拉真身边。回到比提尼亚后，狄奥继续活跃在当地的政治舞台上。家乡普鲁萨对他推崇有加，曾推选他担任执政官；比提尼亚的各个城市也纷纷抛来橄榄枝，邀请狄奥前去发表演说，对公共事务给出建议；多个城市授予他本城的公民权，更有甚者希望他能加入当地的议会。狄奥也毫不惜力，继续以演说的方式，对各个城市给予忠告和劝诫，同时亲自指导一些美化城市的建设工程。他还利用自己与两位元首的私交，游走于罗马和小亚细亚之间，为家乡的城市争取福利和特惠。面对比提尼亚总督朱理乌斯·巴苏斯（JuliusBassus）的暴政及其党羽的诬陷，狄奥勇敢地顶住压力，为自己辩护，并亲自前往罗马提出控诉，迫使巴苏斯遭到撤换，面临受贿指控。[74]在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的通信中，我们看到，狄奥雄心勃勃地计划翻新普鲁萨的残旧建筑，但因拆毁旧建筑和移动地标，被人指控为亵渎行为。小普林尼为此请示图拉真，后者为支持朋友，表示自己对这些控告不感兴趣，建议予以搁置。[75]这是狄奥最后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狄奥的著作可谓丰富。他曾著有一部盖塔人的历史，另外还有《宇宙是否会毁灭》、《赫拉克勒斯与柏拉图颂》、《致柏拉图，为荷马辩护》等哲学论著，可惜都已失传。现在冠以狄奥之名流传下来的著作，是80篇演说辞（Discourses）。经近现代学者考证，其中2篇出自其学生法沃里乌斯（Favorius）之手，第18篇是写给一位高官（很可能是涅尔瓦）的书信，其余都是正式发表的演说或未公开发表的底稿。

这些演说并非全部属于哲学著作，有一部分是狄奥早年的诡辩学作品。当时的狄奥还未投身哲学的怀抱，精于操纵文字、肆意推论。譬如，他曾在《论法律》中歌颂法律能够“废除暴力，贬抑傲慢，斥责愚蠢，惩戒邪恶，救人于危难，为困惑迷茫之人指明责任”[76]；但在另一篇《论习俗》中，便让风俗习惯取代了法律的位置，后者反而成为“以威吓与暴力维持控制权”、“创造奴隶政治”的不良之物。[77]可见相对主义的诡辩术多么擅长轻车熟路地转变立场。不过，从这些诡辩学著作中，我们可以领略狄奥的高超技巧。篇幅最长、也最引人注目的诡辩演说，名为《论特洛伊未曾陷落》。狄奥敏锐地捕捉到荷马史诗中情节不合逻辑、不合常理、内容前后不一致的细节，声称荷马歪曲了特洛伊战争的真相，事实上，帕里斯和海伦的结合是特洛伊与斯巴达合法的政治联姻，希腊联军觊觎特洛伊的财富和势力才出兵侵略，僵持10年后终于败退。这篇演说论据翔实，论证严谨，以致后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断定这究竟是诡辩学的又一次噱头，还是一篇严肃的文艺批评与历史探究作品。

此外狄奥还留下了大量的市政演说。它们主要创作于狄奥的成年时期，其中最重要的都是他流放归来后所作。狄奥在各个希腊城市的剧场、广场或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对城市事务提出忠告与建议。演说涉及了希腊城市的政治问题与经济状况，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优卑亚演说》。狄奥讲述了自己在优卑亚附近遭遇海难、幸得一个猎人搭救的故事，称赞了猎人一家清贫却高尚的生活，呼吁城市考虑穷人的处境，为他们提供赖以谋生的工作，避免他们从事下贱的职业。演说反映了希腊城市的困境：贫富分化，两极对立，穷人无立锥之地，富人田连阡陌却无力耕种，导致大量土地荒芜，城中建筑破败凋敝。这些描写让历史学家得以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并为探究罗马帝国衰亡原因提供另一种视角。

狄奥演说的主体，同时也是最优秀的部分，还要数他的哲学文章。它们创作于狄奥流放期间和流放之后。对于自己真正献身的领域，狄奥的写作表现得驾轻就熟，形式或是散文或是对话，内容对神话与历史典故旁征博引，探讨并阐释哲学理念，尤以道德哲学论著为佳。严格来说，尽管其作品中不乏新颖之见，但总体而言，狄奥不算一位原创性很强的哲学家。他的观点主要来自柏拉图哲学、斯多葛哲学和犬儒主义，传承多于创新。狄奥一再谦虚地表示，他知道自己是多么无知，不敢过多讲述自己的话；但他认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就是向所有人宣扬这些理念，因此必须借助古代名哲的力量，而旧时的箴言绝不会像挥发的药一样失去效力。[78]他推崇苏格拉底和第欧根尼，以演说为载体，效法自己所崇拜的前辈，教谕懵懂的大众，给人以醍醐灌顶的启迪，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身为道德哲学家的使命。

面对诡辩学大行其道、排挤哲学的局面，狄奥推崇美德的重要性；哲学以追求美德为目标，其崇高地位也得以展现。狄奥表示，知识对于一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人在试图规避风险和达成某项目标时，如果仅仅依从观念和情感，缺乏对事物的透彻了解，不能依据理性作出判断，就终将一事无成。观念和情感变幻莫测，难以统一。不同人对快乐、痛苦等情感的体验各不相同，人们对于万事万物的观念又迥然相异，因此依靠观念情感无法分辨好坏，进行取舍。所以，人们必须追求智慧，接受教育，在处理事务时，用知识取代懵懂的观念；掌握知识后，无论做什么——赛马、音乐、农艺、担任将军或其他官职——都将一帆风顺。[79]

然而，在一切知识中，有一种最为重要，占据统领性的位置，这就是明辨孰善孰恶、孰是孰非的知识，也就是明辨何为美德的知识。每个人都必须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是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否则，再精湛的技艺也不会给人以任何益处。比如，著名的能工巧匠代达罗斯建造了克里特迷宫，却让自己的同胞成了米诺陶的盘中餐；这种置人于死地的建筑既无益处也不光彩，反而是耻辱；特洛伊造船匠为帕里斯建造了平稳的船只供其前往希腊，却成了灾祸的根源。当人们看到优秀的骑士、舵手、测量员、文艺批评家或占星家行为不端时也不必惊讶，因为这些技艺的知识不能使人类的灵魂变得优秀，让灵魂远离错误。[80]

相反，哲学家虽然并非通才，但是对于善恶是非的认识却高人一筹。他们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何为有利，比工匠、技师更清楚应在何时何地行动，并明白什么样的目标是可能达成的。大多数人专注于实务，忽视了精神的宁静与进步，没能意识到美德才是幸福的基础，因而错失了真正的快乐。他们不考虑怎样成为一个克己、明智、正直的好人，学会自控、持家、治理城市，不知道如何正确面对富有或贫穷，如何善待朋友和亲人，如何孝敬父母以及如何诚心侍神，却忙于农艺、经商、军事、医务、木工、演奏、修鞋、摔跤和雄辩等技艺。这些技术一方面不能保障幸福；另一方面也并非不可或缺，哪怕最基本的农艺也是如此。相反，追求美德，使灵魂变得理智，内心真诚向善，便能够成功处理自己和邻人的事务，也必将过上快乐的生活。[81]任何人都需要智慧与美德的指导，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哲学家在一切事情上都会胜过他人。即便与同样出色的政治家相比，哲学家也有其优势。因为政治家考虑的是具体问题，无法事先予以思量，当做出决断的时刻来临时，常常也不比一般人知道得更多；而哲学家考虑善恶是非问题，更抽象也更广泛，因此在处理之前就已经有了长时间的思考，需要时就可向其他人提出建议。[82]此外，哲学家的灵魂更为高洁；因为一旦献身哲学、学习哲学，人就不会舍弃崇高的追求、做出卑鄙可耻的举动，因为拒绝对恶的贪念，驱除灵魂对恶的欲望，正是哲学的本质。[83]所以，哲学是一门崇高的学问，哲学家是高尚而出色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