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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危机中的帝国（第2页）

正如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其帝国也不是一日即衰亡的。从公元3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伊利里亚元首统治时期，帝国局势有所缓和，并且出人意料地维持了统一。这一局面的形成，首先，归功于来自伊利里亚行省的元首。他们都是适应帝国形势的强有力的士兵统帅，以个人威望赢得了士兵的信任。虽然他们最后也成为军事阴谋的牺牲品，但这些阴谋是一部分人所为，大多数士兵并未参与其中。其次，帝国的统一符合社会民心思治的愿望，为民心所向，深受民众的拥护。

对于帝国3世纪危机，古往今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由于反映这一时期的史料主要是公元4世纪中后期和拜占庭时期学者们的追述，受其思想观念的影响，后来的学者大都强调元首与元老的互相敌视，渲染军事统治者的残暴和元老等级的没落，突出罗马统治的衰落。应该说，绝对的判断和结论是不合适的。历史不仅复杂，而且需要不断地总结。如上所述，3世纪危机不仅在时间分布上具有阶段性，在地区表现上也不均衡。3世纪危机对帝国各地的影响不同，这从区域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不列颠、西班牙以及高卢西部和西南部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由于来自不同地区、出身不同的社会等级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分歧，同时代的人实际上对这一时期的看法有很大反差，这也是导致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81]我们应该对3世纪危机进行具体的分析。概括地说，3世纪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元首制的政治危机。元首制是一种微妙的政治制度。具有浓厚共和色彩的元首权力，建立在保民官、大元帅和大祭司长职务的基础上。由于缺乏明确有效的继承制度，所以元首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大量不确定因素。一方面，这很容易导致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相互猜忌，以及发生宫廷阴谋和刺杀元首事件；另一方面，也为军队干预朝政、左右元首的废立提供了可乘之机。自奥古斯都设立常备军以来，近卫军和行省军团一直是威胁元首权力和帝国稳定的重大因素。尤其是在元首突然去世，无法确定由谁接替其职位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由近卫军和行省军团主导的内战。在3世纪危机中，元首需要亲自指挥对外战争，但他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多个受到威胁的地方，这就为将领篡权夺位提供了机会。好人和坏人、贵族和下层人，甚至许多野蛮人都无差别地谋求元首职位，社会秩序混乱失去控制。元首制几乎成了无秩序的代名词。军队是悬在元首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随时随地都可能落下，威胁到元首的生命，引发剧烈的政治动**。

在元首制中，元老院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元首的权力需要得到元老院形式上的承认和批准；元首要保持稳固的统治，也需要元老院的支持，需要一批具有良好素养的元老贵族担任各类官职。至塞维鲁王朝，元首大体上摆脱了共和机构的束缚，元老院的残余势力也在3世纪危机中消失殆尽。危机时期的元首大多出身骑士等级，公元235年还出现来自色雷斯的蛮族元首马克西米努斯。元首在军事职务中更多地任用骑士，而不是元老。一般认为，伽里恩努斯剥夺了元老的军权。[82]元老在退出军事职务的同时，也失去了行省的行政管理职务。虽然元首的废立取决于军队，一旦条件允许，在行省掌权的元首仍早早地来到罗马，经由元老院来为他们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元老院甚至有采取政治主动的2个特例，其一是公元238年元老院公开对抗马克西米努斯，选出2名共治的元老元首普布利乌斯和巴尔比努斯；其二是公元275年奥勒良统治结束后，军队把选举元首的事务交给元老院。在军队的默许下，元老院推举塔西佗为元首。这表明，元首的权力来自人民的观念依然存在。但元老元首不能胜任军务，因而并非帝国最需要的人，他们的统治都很短暂。到公元282年，元老院对元首形式上的授权也被取消了。[83]元首的频繁更替，以及元老院职权的丧失动摇了元首制的根基，引发政治危机。

第二，帝国统一体制的缺陷。由奥古斯都开创的元首制保证并维护了罗马和意大利的统治地位，以及行省的被统治地位。经过2个多世纪的“罗马和平”，行省经济取得长足发展，而意大利实力下降，行省和意大利的地位差别也失去了实质意义。卡拉卡拉于公元212年颁布敕令，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全体自由民，这表明行省地位与意大利地位的差别消失。帝国权力中心逐步从罗马、意大利转移到行省，元首出身的变迁就反映了这一情况。朱理亚·克劳狄王朝的元首出身罗马贵族，弗拉维王朝的元首出身意大利贵族，安敦尼王朝的元首来自西班牙或高卢行省，塞维鲁王朝的元首来自阿非利加或东部行省。在3世纪危机时期，随着帝国的重心转移到边界行省，元首通常来自色雷斯、潘诺尼亚和伊利里亚地区。但从元首频繁的更替来看，单个行省的实力有限，没有哪个行省能代替意大利成为帝国的真正中心。公元3世纪末，罗马帝国形成了3个大区：由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组成的西部区，由意大利、阿非利加和多瑙河周边地区组成的中部区，由整个东部行省组成的东部区。这3个大区奠定了此后罗马帝国政治版图的格局。

众所周知，早期帝国并非民族国家或集权国家，它仅仅是由各自治城市和行省组成的松散共同体。新民族的要素到处都已具备；各行省的拉丁方言日益分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的力量。对于广袤领土上的帝国民众来说，只有一个把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帝国，以意大利为核心的罗马帝国！

意大利的衰落是灾难性的。元首个人的力量和并不完善的统治体制，不能保证对帝国实施有效的控制，更无法抵御同时在边境出现的多处入侵。行省不指望这时实际上已不存在的帝国政权的保护，它们自己组织防卫，有时竟做得相当成功！在伽里恩努斯时期出现的地方政权——高卢帝国（公元260—274）和帕尔米拉帝国（公元260—272）——就是证明。帝国的统治方式必须加以改变，可行的办法是共治和分权。之前就有这样的先例，在安敦尼王朝后期，随着边境多事，罗马国家首次出现分享同等权力的两位统治者，马尔库斯·奥里略与路西乌斯·维鲁斯实行共治。3世纪危机时期，共治和分权思想进一步发展。公元238年，元老院任命具有同等权力的2位元首普布利乌斯和巴尔比努斯：普布利乌斯主管军务，巴尔比努斯负责行政；公元253—260年，瓦勒利阿努斯和伽里恩努斯父子实行分区共治：瓦勒利阿努斯负责东部，而伽里恩努斯管理西部。公元282年，卡路斯和卡里努斯父子也实行过类似的分区共治。

第三，元首制的经济危机。就像罗斯托夫采夫所说，早期“帝国最大的弱点既不在于行政组织的败坏，又不在于城市浪费金钱，甚至也不在于急需保卫边境以防御侵略战争；最大的弱点乃在于帝国整个组织的基础（特别是经济基础）脆弱不堪”[84]。早期帝国的税制有很大弊端，由于各行省的情况千差万别，帝国各地的税收并不统一，其税率大多沿用旧例。由于税率缺乏弹性，国家收入有限，而且各地欠税很多。据统计，公元2世纪早期仅意大利一年就欠税1500万狄纳里乌斯；公元1世纪早期中部希腊的欠税超过其数额的12%；公元1—2世纪埃及某些年份和地点的欠税达到或超过其数额的50%。[85]在和平时期，帝国财政大体上能收支相抵，但自公元2世纪末期以来，随着边境多事和奴隶制经济衰退，帝国财政捉襟见肘。在3世纪危机期间，罗马帝国的城乡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农村中拖欠税款的情况非常严重。各行省之间的经济联系中断，对外贸易也无法正常进行。正规的税收体制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为了应付财政匮乏的状况，元首减轻钱币中贵金属的含量，加入大量贱金属，这导致货币大幅贬值。在塞维鲁时期，标准金币的贵金属含量从奥古斯都时期的98%降至50%，金币和银币中的贱金属占到50%～60%；在伽里恩努斯和克劳狄二世（公元268—270年在位）时期，安敦尼银币的贱金属含量分别上升到90。95%和98。5%，最后成为含银量稍高于1。5%的铜币。货币贬值引起物价飞涨，在公元2世纪正常情况下1摩底小麦的价格为12狄纳里乌斯或更低，但公元301年戴克里先颁布的价格敕令把小麦的价格固定在100狄纳里乌斯1摩底（低于市场价格），是前者的200倍。[86]可见当时物价的狂涨程度！通货膨胀也使传统税收大幅缩水。统帅们问鼎元首职位的重要筹码是军队，而赢得军队的支持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对每一个僭位者或合法元首来说，他们的要务就是为军队敛取钱币、粮食、军服和武器装备等，而他们谁都无暇也不愿以合法的方式行事和约束自己，把自己的敛取限于国家正常收入范围以内。因而，之前仅仅用以应急的临时征用成为惯例。“罗马国家从来不曾有过一种正规的预算……在紧急情况下，皇帝无后备金可资，而他们又不曾设法逐渐加税以增添正规的收入；通常弄钱的办法就是按照城邦的原则取之于民，或以临时税的名目，或靠征收和抄用。”[87]就像狄奥多尔·蒙森所说，罗马帝国经济领域的危机，是引起政治领域危机的主要原因。[88]

图5。33夕阳下的帕尔米拉遗迹

图5。34帕尔米拉遗迹

第四，城市自治的衰退。帝国早期缺乏一个完善、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因而官员数量有限。在奥古斯都时期，元老院行省总督和军团长官约为52人，骑士财务官25人，在行省任职的元老和骑士不超过100人。[89]官员数量的有限意味着帝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治城市和有组织的公民公社来维持统治，官僚体制仅系一辅助机构和监督机构。在城市管理上，元首的新政府体系与旧共和机制并存。一方面，城市被纳入帝国的政府体系，其大政方针、军事外交政策都由帝国统一管理。另一方面，城市实行自我管理，其管理机构主要有市议会、公民大会和市政官员。市议会是自治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大都由100位年龄在25岁以上、财产不少于10万塞斯退斯的市元老组成。市元老（议员）负责城市的管理、赋税的征收等事务，他们主要来自卸任的行政长官，在社会地位上仅次于元老和骑士等级。市政官员主要有审判官（duoviriiuridido）、营造官和财务官。罗马政府极少干预城市事务，如果说它也有所干预的话，那只是协助城市使其对事务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而已。

自公元2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公元3世纪以来，城市的自治权力逐渐衰落。首先，这与城市财政紧张有关。当帝国经济繁荣发展时，城市的收支尚能维持平衡，但在3世纪危机时期，富庶的城市成为士兵、外族、起义者劫掠的主要对象，城市经济遭受重创。其次，这是城市自由与自治空间日益缩小的必然结果。随着元首越加集权，帝国逐步加强对城市的控制。韦斯帕芗是第一位对自治市进行限制和干预的元首。他定期派遣督察使（corrector）到行省自治城市和意大利自治市进行视察，检查它们的账目和各项公共工程建设。到公元2世纪，帝国日益直接干预城市的财政、司法事务。在图拉真时期，总督对城市的监督有多种形式，他们调查和审计城市的财政，并采取补救措施，如偿还债务等。据小普林尼记载，图拉真派遣他到本都—比提尼亚行省的罗马殖民地阿帕米亚（Apamea）调查公共账目。[90]除了总督的监管，自涅尔瓦或图拉真时期始，元首经常直接任命财务专使来管理城市的经济，协助城市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财产，削减城市开支费用。据统计，公元160—260年，亚细亚地区出现30个财务专使；公元196—270年，北阿非利加出现32个财务专使；公元2世纪早期至3世纪晚期，西部行省出现27个财务专使。[91]在哈德良和马尔库斯·奥里略时期，元首派出了一批监督官，对城市的账目和兴建的公共设施进行就地审查。统治者根据监督官审计的结果，处理了一批管理不力的城市长官，并撤销了一些财务管理混乱城市的自治权，使之归并于行省政府。尽管行省总督、督察使、财务专使、监督官的数目有限，不能对众多城市的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这标志着城市自治权力的衰落。

第五，古典文化的危机。危机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改变了人们已有的利益格局，而且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冲击了现有的、已经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自元首制建立以来，古典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逐渐消失，这种情况在文学、艺术、法学、史学和哲学等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帝国的思想家大多成了歌功颂德的能手；“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学校教师，便是纵酒作乐的有钱人所雇佣的小丑”[94]。法学家也为元首服务，恩格斯在谈到罗马帝国的法学家时指出，“至于另一类的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95]。就宗教领域来说，由于整个地中海区域处在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中，传统的多神教不再满足已经成长起来的宗教需要和已经改变的政治关系了。“旧罗马宗教产生的时候，罗马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国，而它的居民主要是从事农业的。对于氏族的和家族的神，以及对于掌管一切农事程序的自然界的小神的崇拜便很好的满足了这一居民的宗教需要……朴素的多神教，它只适合于早期共和国的原始的社会关系。”[96]在3世纪危机时期，城市的衰落直接影响到贵族文化和城市的生活方式，以城市为载体的古典文化出现严重危机。文学、艺术、法学、史学和哲学等的发展停滞不前。城市的衰落进一步加剧了依托在城市之上的传统宗教的危机，神庙、剧场、广场和会堂遭受战火焚烧，神像被掠走，神庙被焚烧或推倒以建设应急的城墙。城市贵族很少担任祭司职务或举办公共庆典，更不用说恢复神庙的建设。人民混淆因果，把元首被杀的厄运与正在到来的瘟疫联系起来，或把大规模宗教庆典的取消与军事灾难联系起来。他们认为，神灵如果不是失灵，就不会对他们所遭受的灾难保持沉默。

总之，3世纪危机中的罗马帝国，处于从早期元首制向后期君主制转变的关键阶段。危机集中暴露了元首制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但它具有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危机并没有导致帝国衰亡，帝国反而为适应新形势进行了体制调整。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99]元首制的死亡和君主制的新生，也是在危机与革命中酝酿，并由戴克里先最后完成的。

公元284年掌权的戴克里先不仅是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为了加强统治，戴克里先对帝国的统治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建立了公开的君主制。戴克里先改革奠定了后期帝国体制的基本框架，开启了罗马帝国晚期的新时代。

[1][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神圣的奥古斯都传》，见《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第109页。

[2][古罗马]塔西佗：《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页。

[3][古罗马]塔西佗：《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第315～316页。

[5][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第1卷，6。参考李雅书先生的译文，见李雅书：《塔西佗〈编年史〉选》，第13页。

[6]罗马银币，相当于14狄纳里乌斯。

[7]通常指意大利志愿兵，这种部队不编入罗马军团，但与军团并列。帝国时代约有30个这样的步兵队。

[8]又译为“恺撒”，指提比略。

[9]指朱理亚·恺撒。

[10]奥古斯都的陵墓是在他第6任执政时（公元前28年）修建的，位于马尔斯广场北部，在弗拉米尼乌斯大道和第伯河之间。

[11][古罗马]塔西佗：《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第9页。

[12][古罗马]塔西佗：《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第316页。

[13]PhiloofAlexaheEmbassytoGaius，2，8-9。

[14][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盖乌斯·卡里古拉传》，见《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第160页。

[15][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盖乌斯·卡里古拉传》，见《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第159页。

[16][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盖乌斯·卡里古拉传》，见《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第160页。

[17][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盖乌斯·卡里古拉传》，见《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第169～170页。

[18]第1位名叫盖约·朱理乌斯·恺撒·斯特拉波，被刺于公元前87年；第2位就是盖约·朱理乌斯·恺撒，被刺于公元前44年。

[19][古罗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见《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第22页。弗拉维王朝的创立者韦斯帕芗是罗马不列颠军务的主要负责人。

[20][古罗马]塔西佗：《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第337～338页。

[21][古罗马]塔西佗：《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第338～340页。

[22][古罗马]塔西佗：《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第340页。

[23][古罗马]塞涅卡：《强者的温柔——塞涅卡伦理文选》，包利民、李春树、陈琪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