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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罗马文化（第4页）

卢克莱修告诫人们：信则安，失去诚信则永远无法获取安宁。不得安宁之因来自外界，更来自内心。善恶皆报在这里都有了很好的阐述。

卢克莱修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反对宗教，是较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卢克莱修认为万物有其存在和运动的规律，一切都源于不灭的物质本身的属性。神无法主宰万物的存在与运动。那么，他认为：

把神灵的神威遍布在许多伟大的民族中间，

使城市充满了许多神坛，

教人每年举行庄严的仪式——

那种在伟大的国家和通都大邑

即使今天也仍然盛行着的仪式；

正是因此在可怜的人类心中

现在仍然种下了那颤栗的畏惧，

而这种畏惧又使新的神庙

在大地各处仍然高高升起，

并驱策人们在节日成群结队

去参拜它们，——

这一切都不难用话来加以解释。[32]

在科学还很不发达的古代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惜与世俗的观念决裂去回答这些难题，无论其精神还是勇气都值得后人认真学习。

从体例上说，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属诗歌，但它并不枯燥。罗马文学巨匠西塞罗说，卢克莱修的诗歌“既显示出其才识的高超，又显露出其技艺的超群”。[33]卢克莱修《物性论》的出现表明：拉丁文已经走出了“贫乏”时代，走进了能够独立承担学术性研究任务的语言发展阶段。它不仅能够提供给民众平常的思想交流，而且也能展示出难度很大的抽象意识，陈述宇宙起源与人类文明等复杂的世界永恒问题。

与诗歌相比，拉丁散文的出现比较晚。加图（公元前234—前149）是第一位有名的拉丁散文家。他写过一部罗马史，书名为《创始记》，可惜只有部分残篇流传下来。加图还写过其他散文作品，其中《论农业》一书保存至今。

经过历代作者的不断努力和创造，拉丁文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逐步发展成为与希腊文并立的文字。公元前133年，在罗马发生了提比略·格拉古改革，拉丁文演说对公民大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此后不久，盖约·格拉古又在提比略·格拉古改革的基础上对罗马的经济、政治和司法进行了改革。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虽遭失败，但也确实在罗马政坛展示了演说的力量，使更多的人关心演说、关心政治、关心辩论或政论材料的收集。散文体拉丁文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

从格拉古改革到恺撒时代是罗马的内战时代，也是政治斗争较为激烈的时期。政治家们常常在元老院的讲台上进行演说，在群众的集会上讲演。政治演说和法律演说不但成了罗马社会的主要风尚，而且也成了共和政治竞争取胜的重要武器。演说术的盛行不但加快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促进了拉丁散文的发展。一时间，拉丁演说家作为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在罗马异军突起，马尔库斯·安敦尼（后三头之一安敦尼的祖父）、李锡尼·克拉苏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演讲专家。当然就拉丁文学方面而言，成就最大的还要数西塞罗。

图7。9演说家像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是共和后期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一位“语言大师和爱国者”，被誉为罗马的德谟斯提尼。[34]他的活动和作品主要集中在政治和思想领域。演说是西塞罗走向成功的法宝，是其修炼一生的功夫。他充分利用拉丁文的特点，并对其加以发展，使其更加完美，古典拉丁文演说在西塞罗的发展下达到了高峰。从演说技巧上说，西塞罗的演说吸纳了亚细亚和阿提卡的风格，时而有巧妙的讽刺，繁复的浮夸；时而又有直截了当的抨击和怒斥，对罗马社会影响很大。西塞罗的演说作品被大量保留下来，其中著名的有《反维列斯》、《反喀提林》（4篇）和《腓力比克》（又名《反安敦尼》，14篇）。西塞罗用精美的拉丁散文撰写自己的演讲词，把拉丁文学推高到与罗马国家实力相一致的地步。恺撒曾动情地对西塞罗说：“您发现了演说术的宝库，也是使用这些宝库的第一人。您施惠予罗马人民，给国家带来了荣耀。您的功绩比那些最伟大的将军们合起来的功绩还要伟大、还要辉煌。因为增长人类的知识要比开拓罗马的疆域更显崇高。”[35]老普林尼把西塞罗称作“雄辩术和拉丁文学之父”！[36]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在其《演说术原理》中也对西塞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图7。10葡萄装饰品

我们的演说家取得了可与希腊人媲美的成就。我可断言西塞罗绝不逊于他们中的任何人。……在我看来，他成功地集聚了德谟斯提尼的力量、柏拉图的丰富和伊索克拉底的完美。但他不是仅仅靠细心学习达到这一点的。他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优点，都出自他本人，出自他永不枯竭的超人的天才。正如品达所言，他不是聚集雨水，而是涌出活泉。[37]

在昆体良看来，西塞罗之名不纯粹属于一个人，而是属于整个演说界。[38]

朗吉努斯在其《论崇高》一书中更对西塞罗的演说风格与德谟斯提尼作过深入的比较，他认为，德谟斯提尼的崇高风格主要在于峻峰独立，而西塞罗的优点则是蔓延均衡。“德谟斯提尼是热烈、快速、有力、令人敬畏的，犹如狂风或闪电，烧尽或卷走眼前的一切；而西塞罗则如遍野之烈火，奔腾蔓延于整个田野。这是来自其内心的火焰，充足、持久。只要其愿意，可以随意摄取养分，随处将它释放。”[39]朗吉努斯分析：西塞罗的风格适合于滔滔不绝的演讲；适合老问题的阐发、文章的收尾和枝节的处理；同样也适合于描述性和辞藻华丽的文章以及历史、自然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文章。[40]

公元前1世纪60年代以后，罗马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共和体制面临严重危机，恺撒、安敦尼等政治人物连续执政，政治环境不允许西塞罗过分自由地参政议政。他为此转向研究哲学与伦理学，一心创作，写出了《论义务》、《论神性》、《论共和国》、《论法律》、《论善与恶》、《论老年》等作品，为后世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外，西塞罗还为后人保留了大批书信[41]，内容涉及罗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是研究共和国末期罗马社会的重要史料。公元前43年，西塞罗被后三头之一安敦尼的军队杀害，享年63岁。安敦尼消除了一位经常攻击他的政敌，而罗马却永远失去了一位共和制的捍卫者，失去了一位引领拉丁文化发展的巨擘。

瓦罗（公元前116—前27）是共和晚期另一位重要的学者。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被昆体良誉为“全罗马最博学多识的罗马人。他著述颇丰，拉丁语造诣精深，精通古物及希腊罗马的历史”。[42]其作品涉及语文、历史、考古、哲学等多个学科。瓦罗一生共写了374种620卷不同的著作，可惜只有少量保存下来。《论拉丁语》和《论农业》是其传世之作。其中《论拉丁语》类似辞书，主要记述拉丁语的起源、词意的演化和语法的归纳。全书共25卷，创作于公元前47—前45年，公元前43年出版。第1卷是引言，一开始是一篇致西塞罗的献词。第2～7卷论述了单词是如何产生并如何运用于事物的。第8～13卷涉及从其他词中产生的派生词，包括词干派生词、名词的变格以及动词的变化形式。第14～19卷论及句子结构。第20～25卷似乎继续讨论着与书中之前部分相同的题目，同时又对文体修辞有所关注。在这25卷中，流传至今的除了第5～10卷外，还有一些残存的片段。瓦罗从希腊前辈那里汲取了很多经验，但他更关注自身的独立实践，更主张从拉丁语资料中获取拉丁词语。《论拉丁语》一书的出版表明：拉丁语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语言并走向地中海世界。这对于加强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意义重大。西塞罗曾对瓦罗及其作品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当我们还像游客徘徊、迷路于我们城内之时，是您的著作引领我们正确回家，使我们最终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您已经揭示了我们建城的时间、历史的纪年、罗马宗教和祭司的法规、民政和军政的制度……”[43]西塞罗在这里既肯定了瓦罗的学术成就，同时也对瓦罗的作品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赞赏。

二、罗马早期史学

罗马早先的史学由年代记发展而来。其记录的内容主要包括天灾、异象、公共祭祀以及高官选举和在职高官姓名等。农事耕作因涉及民众的生存，所以也成为年代记记录的重点。大祭司长把每年所发生的国家大事写在白板（tabulaalba）上，置于宅前，让人民熟知其事。[44]这样的作品被称为大年代记。大年代记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是一些简单的记录，离“史学”还有很大的距离。

公元前3世纪末叶，随着罗马实力的增强，罗马人对自身历史的重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开始不满足于简单的记载，不满足于口头的传说，而是着手撰写罗马自己的历史。从现有的材料可知，最早写作历史的罗马学者有皮克脱和琴其乌斯。

（一）皮克脱与琴其乌斯

皮克脱曾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对于战争的残酷性有深刻的了解。其著作《罗马史》从神话时代写起，一直写到作者生活的时代。遗憾的是只有少数断片被保留下来。

琴其乌斯为罗马元老，是坎尼战役的幸存者，曾于公元前210年担任罗马行政长官。他用希腊文写过一部《罗马史》。

（二）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