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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许多高人不断追问：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个问题恐怕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我们已为此准备好了很多材料，一些局部的细节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至少知道如何发问，还大体知道解决的方向。就政体而言，我们要探讨的是：时过境迁，风云流转，能否说明“政体冷漠症”（以及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症”）就合理合法？反过来说，“国事蹙破，在危急存亡之间”，[53]是否就可以病急乱投医而不预先冷静剖析、深入研究和远观取舍？具体而言，小国寡民或熟人社会的经验，能否有以教我？西方的政教文明并不具有普世性，是否就与我无关，如是，又如何相关？

首先，东西方必然不同，任何简单的比附都不得要领，而以任何一方为参照系的评价，都必然变形失效。以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雅典为例，这个范围极小却影响极大的文明样态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雅典不仅仅是个面对面的社会，还是一个地中海式的社会。”[54]它以技术理性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不过是“地中海区域的一个民族文化形态”的世界性扩张而已。今天，这个扩张已经从自身的有限性中招致了全面的危机与风险，它超出了西方民族文化固有的技术理性急功近利的属性范围。

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可能就在雅典，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到地中海不是整个世界，它所发展起来的辉煌文明并不具有普世性。东西方各有特色，崇洋媚外和数典忘祖会让我们的取经之道变得漫无目的。

其次，东西方的不同导致任何单向度的融汇努力终归都是一厢情愿的美梦，而囿于自身的民族主义或“本土视点”以抵抗“全球化”的企图，终究还是落入“全球化”的圈套，反而成了“恶的全球化”的帮凶。作为“全盘西化”对立一极的民粹主义，其本质是西方精神和物质双重压榨的产物，看似守贞持节，实则投怀送抱：“所谓‘东方主义’，其实就是‘西方定位的东方观点’，它乃是‘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的一种怨恨的表现。我们却当作‘时尚主义’跟着学了。”[55]既然全球化的基础是“智力”“强力”和“技术”，而西方在这些方面又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我们的确需要好好想一想：“如果‘全球化’的今天和未来当真如此、只能如此，请问，‘本土视点’还有多大的能量翻天覆地？”[56]我们必须站（而不是跪）在地上，但不能埋进土里。更何况，全球化本身就是虚妄的想象。[57]

最后，立足自我，兼收并蓄。“漂泊后的还乡之路依然漫长”，如果从检讨各自的长处而非短板开始，不失为一个堂堂正正的选择，用时下的术语来说，因为“返乡之路”终归不是解构性的，而是建设性的。解构的工作自尼采以来，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现在该让位于建构了。尽管解构的事情还必须向深处推进，更急迫的任务是要向广度扩展，并让人明白解构的现状、成就和目的，但我们不能等拆解和探析的工作完成之后，再来考虑重建家园的问题。在这个建构性的过程中，任何一方的清理工作都是必要的，都值得尊敬，没有必要厚此薄彼，尽管能够综合融汇两方（甚至多方）文明遗产的非凡大脑更让人期待。[58]

鉴于东方文明目前的弱势地位，我们的目标“启发非西方人自身的智慧……使世界真正进入相互倾听、相互对话、独立互补、和而不同的道法自然之途”，第一步就要摸清各自的家底，当然就包括真正了解西方，更多地着眼于地中海文明的特点：正是这种户外密切交流的生活方式开启了西方不断深入的政体辩论之路，它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不能小气地看待西方的优势，回归传统需要最低限度的批判精神以及虚心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态度，古人云“有容，德乃大”（《尚书·君陈》）——只有兼容并包的气象才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不至于被漩涡卷走，也才能在伟大复兴和新型文明体系的建设中“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最终“用涉大川”（《周易·谦卦》）。

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对政体问题的思考不是书斋冥想和学术作业，而是有着现实以及长远的考虑，它本质上是“社会病理学”“传统毒理学”和“药物动力学”的实验。就目前而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改善一个旧的政体的艰辛程度并不亚于建立一个新的政体，有如补习之艰难并不亚于从头学起一样。因此，一位政治家除了具备以上所说的素质外，还应该有能力帮助现存的政体改正其弊端。……然而，他如果对政体有多少类属茫然无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政治学》1289a3-8，颜一译文）。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

[1][美]施特劳斯：《进步还是回归》，见《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29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罗尔斯的《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号称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丝毫没有涉及政体问题（虽然谈到了“制度”）（布鲁姆对罗尔斯的批判，见《巨人与侏儒》，310～33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看起来好像与“政体”问题密不可分，本来也应该认真研究政体，但实际上也没有讨论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最多谈到了“民主”）。

[3]见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4][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2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5][美]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7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我们对于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结果，便不知道真正重要的东西了。

[6][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德]施米特：《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66页，3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2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10]储建国：《调和与制衡——西方混合政体思想的演变》，267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施特劳斯一生都在指明这样的误会以及走出这种“自以为是”的可能道路。

[11]余盛峰：《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见许章润、翟志勇主编：《优良政体》，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2]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见《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3]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见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3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王绍光认为最早在中国引入“政体”概念的是梁启超1902年的《中国专制制度进化史论》，恐有不妥。

[1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135页、325～3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1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263页、2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较为集中的讨论见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6]班固：《汉书》“董仲舒传”，25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另参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17][古罗马]西塞罗：《论老年》21。77，见王焕生译：《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27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18][德]蒙森：《罗马史》（卷三），李稼年译，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327～3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0]许章润：《以优良政体向时代交卷》，见《优良政体》，4页。许章润这篇“卷首语”以“尚飨”二字结尾，形如祭文，颇堪玩味：他莫非是在祭奠早已仙去且无法“死而复生”的“优良政体”？

[21]康有为：《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折》，见《康有为政论集》，352页。

[22]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康有为政论集》，151页。

[23]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见《康有为政论集》，338页。另参《上清帝第二书》，134～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