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三论述题02（第2页）

当然，“议程设置功能”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它只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无论在哪个国家和社会，起源于民间、具有广泛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最终登上传媒“议程”的情况都是常见的。此外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是强大的，但也不能把它的效果绝对化。

（郭庆光）

7。论述大众传媒的潜移默化效果——“培养”理论

按照李普曼的观点，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地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主观环境”亦即人们的现实观，它是人们的现实行为的依据。在传统社会里，主观现实是对客观现实较为直接的反映，而在媒介社会，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那么，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传播媒介在提示“现实”之际具有什么样的倾向性？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的是以美国学者格伯纳为代表的“培养”理论研究。

第一，“培养”理论的起源和背景。

“培养”理论，也称为“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这种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社会的暴力和犯罪问题十分严重，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一个“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研究就是在该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的。

“培养分析”最初的着眼点有两个：一是分析电视画面上的凶手和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二是考察这些内容对人们认识社会现实的影响。在第一个方面，格伯纳等人并没有什么发现，然而在第二个方面，他们的研究却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加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的判断，而且，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根据一系列实证调查和分析的结果，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在这个意义上，格伯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研究。

第二，“培养”理论关于社会与传播的基本观点。

“培养分析”是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出发点的，它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同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

提供这种“共识”是社会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传统社会，这一功能是由教育和宗教来承担的，而在现代媒介社会则成了大众传播的一项主要任务。大众传播通过象征性事物的选择、加工、记录和传达活动，向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变化的信息，用以作为社会成员认识、判断和行动的基础。教育和宗教的传播是在有限的规模和范围内进行的，而大众传播则把同一内容的信息传达到社会的任何阶层和任何角落。大众传播在形成现代社会的“共识”方面，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中教育和宗教的作用。

“培养分析”一方面肯定“共识”是社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存在的前提，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传媒的一些倾向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培养分析”的重要目的是揭示大众传播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其观点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现状的鲜明的批判态度和改革志向，因此，一些学者也把它称为“美国土生土长的批判学派”。

“培养分析”尤其强调电视媒介在形成“共识”中的作用，认为电视除了与其他媒介的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独特优势：（1）电视拥有最多的受众，媒体的接触时间最长。（2）不需要接触印刷媒介所必需的识字能力。（3）电视把视、听觉手段结合在一起，拥有强烈的目击感、现场感和冲击力。（4）现代人从幼年时代就与电视生活在一起，很难把“电视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加以区别。（5）电视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分。电视的这些特点，使得它发挥着历史上其他媒介所未曾有过的巨大威力。

第三，“培养”理论的外围。

“培养分析”并不是一项孤立的研究，相反，它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项研究被称为“文化指标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它包括三个方面：“制度分析”、“信息系统分析”、“培养分析”，这三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1）“制度分析”。其主要目的是分析大众传播的信息生产、传达和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压力和制约因素，揭示大众传播内容的特定倾向性形成的原因。这些因素包括：①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对传播制度和传媒活动的法律、政策的规定。②媒介企业内的经营部门和外部银行资本、广告主等对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干预和影响。③同行业竞争和来自各种利益团体的压力。④一般受众对信息传播过程的影响。格伯纳等人认为，在这里，前三种制度性压力是形成传媒内容倾向的主要因素。一般受众对个别媒介的活动可以发挥一定影响，但对总体的媒介活动来说，这种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2）“信息系统分析”。大众传播的信息是通过语言、文字、画面、影像等象征符号来传达的，这些信息并不是符号的随意组合，而是根据一定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进行加工整理后的具有完整的意义结构的系统。信息系统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媒介信息系统的整体倾向性。

（3）“培养分析”。“培养分析”是信息系统分析的延伸，它的目的是考察大众传播的特定倾向所造成的社会结果。

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这就是“培养分析”的核心观点。格伯纳等人认为，传播媒介的这种“培养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形成”过程中尤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

（郭庆光）

8。论述“知沟”理论

在现代社会，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按照人们的一般观念，传播媒介的普及可以改善知识传播和教育的条件，其结果将带来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并有助于缩小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差距，扩大社会平等。对这种一般观念提出疑问的，是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的“知沟”理论。

第一，“知沟”理论产生的背景。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要求实现教育平等的社会呼声不断高涨，其背景之一是学校中贫富儿童在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政府推出了一个补充教育计划，试图通过大众传播和其他手段来改善贫困儿童的受教育条件。但是以缓解受教育条件不平等为目的的这部系列片，实际结果却是扩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这就是“知沟”理论的诞生。

第二，“知沟”理论及其反命题。

下图是松伯格为“知沟”假说绘制的模式图，图中横轴表示时间推移，纵轴表示获得的信息和知识量的变化。该图的中心内容是：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变大，如图8-4：

图8-4“知沟”假说示意图

蒂奇诺认为除了接触媒介和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的因素以外，造成“知沟”扩大的原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传播技能上的差异——获得关于公共事物和科学的知识，需要一定程度的阅读和理解能力。②已有知识储存量的差异——知识储存越多，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越快。③社交范围的差异——社交范围越广，人际交流越活跃，获得知识的过程越能加速。④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的因素——生活的水准、层次与媒介的内容越接近，对媒介的接触和利用程度越高。⑤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传播有一定深度的关于公共事务和科学知识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介，其受众主要集中于高学历阶层。在上述无论哪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都处于有利的状况，这是造成社会“知沟”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与“知沟”假说持相反观点的是艾蒂玛和克莱茵于1977年提出的“上限效果”假说。这个假说的观点是：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止下来。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其“上限”到来得也就早。那些经济地位低者虽然只是增加的速度慢，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能够在“上限”上赶上前者。这个假说意味着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的结果不是带来社会“知沟”的扩大，而是它的缩小。艾蒂玛等人为“上限效果”假说提出了三条论据，如图8-5：

图8-5“上限效果”假说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