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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第4页）

（郭庆光）

7。简述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192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的社会研究所为基地而形成的。自1930年霍克海默担任所长之后，聚集在这个研究所及其周边的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弗洛姆、本雅明等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的出发点，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状况、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进行了广泛和深刻的批判，形成了一个开放而具有一致方向的学派。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之后，社会研究所及其主要成员先后迁往美国，更进一步观察和剖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文明，并在众多社会批判领域获得了丰硕的思想成果。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与霍克海默合著）、《反思文化工业》等文章中认为，大众文化就等同于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指的是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生产文化产品的工业体系，它的产品是批量生产的、复制化的，也是标准化、齐一化的。它不仅扼杀了文化本身应具有的创造性和革命性，使得文化被“物化”，成为整个社会物化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它造就了社会大众的顺从和退化。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将他们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只具有“肯定性”，而缺失了批判和否定的能力。

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成为巩固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水泥”，它将人们的头脑牢牢浇固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使得威权主义可以获得并再造它的追随者。

法兰克福学者们的批判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他们真正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提出来，并且把它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这种宏观的视角正是实证研究所缺失的。

其次，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悲观态度，并非源于对所谓高雅文化的保护，而是出于对社会精神状况的反思。这种悲观的态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直到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发掘大众文化所可能具有的抗争力量。

（胡正荣）

8。简述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起源于英国，以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核心，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莫利、费斯克等人。这个学派的学者延续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认为大众传播生产了大众文化，其中容纳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反映了斗争之下形成的权力关系。但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态度不同，文化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对受众的解读，认为由于符号的多义性以及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能对文本做出偏好性、妥协性、对抗性等不同的阅读，这其中就蕴含着反抗的可能性。

关于这两个学派的差别，肖小穗做了总结。他指出：“两个学派都是他们各自时代的产儿。文化工业理论产生于法西斯统治猖獗的年代，理论的提倡者当然会比较关心文化的压制功能。英国的文化研究适逢战后小人物造反的年代，对研究者来说，更加触目的是文化的抗争功能。”

早期的伯明翰学者如霍加特、威廉斯、汤普逊做了开拓性工作，确定了民族志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认为它是阶级、性别、种族、民族等社会关系抗争的结果，并再生产了这种社会关系。这三点（民族志与文本分析、关注大众文化、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成了伯明翰学派思想的核心。

大卫·莫利沿着霍尔的足迹，将文化研究直接转移到受众身上。1980年他对电视节目《举国上下》做了民族志的研究，发现在三种受众态度中，妥协态度是最主要的方式，他同时也指出，阶级并非阅读电视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受众所采用的话语范围”这个因素更为活跃。莫利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除了宏观的权力关系外，在观察受众对电视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他们的生活情境。另一位学者洪美恩通过对肥皂剧《达拉斯》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从这个电视剧的“迷”、反对者和讽刺者的态度中发现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和“平民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并肯定后者在社会文化实践中的力量。

如果说霍尔等人对大众文化表示嘉许，那另一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简直是在为大众文化欢呼。他引用法国学者德塞都的“双重经济”理论，认为大众媒介生产出牛仔裤、肥皂剧、摔跤比赛等文化产品只是第一重经济过程，随后受众通过“多义的”电视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愉悦（快感）”，这是第二重经济过程。这个过程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为受众所控制，受众由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和抵抗性的消费。

费斯克走得太远，受到的批评也最烈。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文森特·莫斯可一语中的，他指出这种过于乐观的态度使得贫富差距和其他不平等不被重视，现实的反抗活动也被消解了：“按这种观点，政治性的抵抗充其量不过是用一揽子专用符号来标新立异，反抗正统。它的后果是使我们不再关注物质分化，而只看到文化差异。”

总之，文化研究者对于大众文化的观点提醒我们反思人类文化实践的复杂性，并寻求社会公众可能在大众文化中获得的真正的力量。

（胡正荣）

9。批判学派在方法论、社会观和传播观上与经验学派有什么分歧？

传播学派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传播与人的行为问题上，着意探索如何通过传播来控制和修正人的行为，这些研究对社会管理来说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但是，由于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和学术立场的倾向性，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回避了传播学研究的许多重大课题，如信息生产和传播与宏观社会结构、信息传播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传播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等。这些问题，正是传播学的另一个主要学派——批判学派研究的重点。

第一，在方法论上，经验学派采取经验主义立场，主要采用量化和实证方法来考察传播现象，而批判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辩证分析法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但并不一概地排斥经验调查和量化研究。

第二，在社会观上，经济学派坚持多元主义观点，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支配关系，强调社会是一个由多元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共同体，认为传播学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改进传播机制来实现社会管理。而批判学派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传播结构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并把它们作为变革的对象。

第三，在传播观上，经验学派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传播与人的行为问题上，着意探索如何通过传播来控制和修正人的行为，在研究目的上持实用主义态度，焦点集中于考察微观、个人层面的传播过程，尤以传播的说服效果为核心领域。而批判学派在理论研究上，更多地将传播理论与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如信息生产和传播与宏观社会结构、信息传播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传播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等。

（郭庆光）

10。简述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

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和成熟，到了20世纪60年代批判学派成了与经验学派相抗衡的学派，其影响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世界的传播学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差异，批判学派中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

第一，政治经济学派。其代表是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研究中心的默多克和格尔丁等。该学派依据马克思关于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与控制的现状。

政治经济学派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现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正是垄断资本控制着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明证，大众传媒的活动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政治经济学派学者主要从所有制关系和经济结构上来揭示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的内在矛盾和制度的非合理性，对于传播内容本身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文化研究学派，也称为伯明翰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霍尔、莫利等人为代表。该学派继承了阿尔诸赛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阿尔诸赛的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究”有着重要影响。根据阿尔诸赛的观点，一个国家要维持其统治秩序，必须要有维持、形成和创造社会“合意”的机制或“装置”。过去，这种装置主要是由学校、家庭和教会来充任的，在现代社会其重心移向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意识形态装置”具有二律背反的功能：一方面，它以“不偏不党”或社会纠纷“仲裁者”、普遍利益“代表者”的面目出现，提高社会成员对现存制度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它通过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保证其对政治权力的支配，与此同时则通过阻碍被统治阶级的觉醒和组织化过程而把他们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简单地说，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1）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2）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务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信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

（3）信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甘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来说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务“赋予意义”。

（4）尽管如此，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却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信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信息有三种解读状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信息。二是妥协式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信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信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

“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

第三，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格拉姆西把现代国家的形成看做作为“强制装置”的政治社会和作为“霸权装置”的市民社会的融合，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合意”或“同意”的组织化过程来维持统治的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它将吸收政治社会而形成新型的国家。

第四，哈伯马斯的批判理论。哈伯马斯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伯马斯在批判地继承阿多诺等第一代学者观点的基础上，针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变化，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其代表作是《公共性的结构转换》和《传播行为理论》。在这两部著作中，哈伯马斯提出通过改善“传播的合理性”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观点。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工具合理性”，这一合理化过程不仅带来了对自然的支配和操作能力的扩大，而且也强化了社会的支配结构和支配关系。哈伯马斯反对导致人的异化的片面追求“工具合理性”的立场，提倡“综合的合理性”，即主张通过扩展“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传播关系”来改革社会，建立基于“理性合意”的新型社会关系。哈伯马斯主要以社会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方法来探索传播与社会变革问题，其中包含着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批判，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它的传播观中带有明显的“普遍主义”和“伦理主义”的色彩。

批判学派中还有其他一些流派，在此不再一一介绍。总的来说，批判学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们都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批判学派的最主要理由。其次，他们更多地将传播理论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这些问题在经验学派的研究中大多有意无意地被忽视或回避，但它们本身的重要性和启发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最后，批判学派在方法论上以思辨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不过，批判学派并不一贯地排斥经验调查和量化研究，近年来，辩证分析和经验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已开始为不少批判学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