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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第2页）

1980年，施拉姆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文中，高度评价了美国传播学的四位先行者，即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他们自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从自己研究的学科角度对传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为后来的传播学奠定了一个基础。

第一，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

哈罗德·拉斯韦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他一生致力于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探讨政治学，试图用一系列自然科学理论建立政治学体系。他的政治学著作受到政治学家们的重视，他自己也曾在政府部门担任过顾问。他对传播学研究作出了以下突出贡献：

（1）拉斯韦尔是美国系统研究政治传播的第一人，是分析研究宣传的权威。1927年，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刊行于世，成为宣传学的经典之作。1935年，他又与布卢门斯通合著出版了《世界革命的宣传》，进一步发展了对宣传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1979年，在拉斯韦尔去世后的第二年，他和勒纳等人合作编写的三卷巨著《世界历史中的宣传与传播》成为宣传学研究的又一里程碑。“他关于政治宣传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早期传播学类型。”“宣传分析已被纳入传播研究的一般体系之中。”

（2）拉斯韦尔开创了内容分析方法，这是一种重要的传播研究工具。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研究中，他就运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这“实际上发明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的方法论”。

（3）拉斯韦尔在进行宣传研究的同时，其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大至大众传播。1946年，拉斯韦尔和史密斯合著的《宣传、传播与舆论》出版，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大众传播的基本传播过程。他的这一模式成了传播学中经典的传播过程模式。后来，他又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对此传播过程、结构和功能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成为早期传播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

（4）在其《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拉斯韦尔还从外部功能上分析了传播活动的作用。他指出传播的三大作用或三大功能，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承文明。这一观点经过后来学者的发展，也得到了丰富。

总之，拉斯韦尔在宣传分析领域的成就是巨大的，同样，他在对传播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分析方面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他的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范围和层面。拉斯韦尔一生著述颇多，除了上述的有关宣传、传播的著作外，还有许多政治学著作。

第二，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

库尔特·卢因是美籍德国社会心理学家，一生致力于人类行为的动力和控制的研究，是心理学中“场论”和“群体动力论”的最先提出者。他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最早创造性地提出了心理学中的“场论”和“群体动力论”，这些理论成果对传播学的研究影响较大。

卢因在自己的心理学研究中倾向于完形心理学，但是又超出了完形心理学的范围和领域。他借用物理学中的“场论”这一理论，与心理活动进行类比。物理学场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场就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其中的每一部分的性质和变化都由场的整体特征所决定，而这种特征并不等于场内各部分特征的总和或相加。换言之，场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新的结构实体，而不再是形成场的那些个体元素的机械组合。

卢因将自己的“场论”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形成了“群体动力论”，这就是他对社会心理学的最重要的贡献。“群体动力论”主要研究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群体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和影响。他认为，一个群体就是一个场，必须将群体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成员个体的简单相加。在群体和个体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一个群体中最重要的便是凝聚力。所谓凝聚力就是群体成员相互利益的延伸。由于人们都关心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也就自然地倾向于维护群体的凝聚力这种自身利益的延伸。

从卢因的“群体动力论”可以看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群体的规范可以直接制约和影响个人的行为。传播者要想通过传播改变一个人的态度、认识和观念，不仅要考虑他的个人因素，更要考虑他所属的群体因素。卢因将自己的“群体动力论”应用到传播研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学生运用这一理论对军队士气问题进行研究，从中证实了群体可以影响士兵个体的观念、动机、愿望、行为和倾向。期间，卢因还进行了劝说人们改变饮食习惯的研究，这项研究也是在“群体动力论”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研究结果也说明群体规范可以改变个体的饮食习惯，使之与所属群体相适应。

此外，卢因在有关改变食品习惯的实验中还发现：家庭主妇是家庭消费新食品的把关人。“把关”概念可以适用于范围广泛的各种传播环境。1947年，在卢因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群体生活渠道》中，对传播体系的把关过程作了理论说明，这对于后来的研究来说，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的贡献。

卢因的“群体动力论”及“把关”概念对美国传播学的建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层面和方法。

第三，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是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特别是应用社会学领域的影响相当深远。

拉扎斯菲尔德到美国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一个广播研究中心。1940年移居纽约，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应用社会学研究中心。在他的主持下，一些社会学家开展了失业、大众传播、竞选与政治活动、教育与心理、社会研究方法与程序、市场研究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虽然传播研究只是拉扎斯菲尔德研究领域的一个部分，但是他在其中的研究对早期传播学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主要贡献有：

（1）他开创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传统，这一传统成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占有统治地位的范式。他及其助手、合作者从社会学原理出发，将传播媒介置于完整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他们认为受众不是彼此隔绝的抽象的个体，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与其他人共同生活、互相影响的。1930年至1931年，他对广播听众的研究更侧重研究广播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他继续将他对传播媒介社会影响的研究扩展到美国的政治生活中。1940年5月至11月的半年间，他们以总统选举为课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性调查，主要研究大选期间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因素。该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决定人们投票意向的，主要不是传播媒介的影响力，而是人际传播的影响力。1948年，该项研究的成果汇集出版，即《人民的选择》。

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还提出了“舆论领袖”和“两级传播”的概念。由此，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两级传播理论，即信息和影响先由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给舆论领袖，然后再由舆论领袖扩散给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是间接的，并且会受到社会基层舆论领袖的影响而削弱。该理论一方面使研究者深入认识到传播环节中的众多因素；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传播学的研究，特别是传播过程的研究。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多级传播理论”。

（2）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和个人传记、专题小组研究和焦点访谈结合起来。许多方法论的创新都是由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合作者所开创的。例如，拉扎斯菲尔德引入了异常情况的分析，在此个体案例得到分析，而这不适合于一般的统计模式。这种研究方法被用来对某些个人（他们的行为与研究中体现其他大部分人的特征的关系不相一致）进行较深层次的探讨。拉扎斯菲尔德还是三角测量法（即采用测量、收集资料和资料分析的多重方法，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多侧面了解）的一个早期提倡者。

（3）拉扎斯菲尔德还创造了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机构的原型。其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学研究中心便发挥着其他许多大学的研究机构模式的作用。与大学的各系相比，研究机构更加灵活，更有侧重点，也不大容易因采纳了创新方向而受到批评。拉扎斯菲尔德创造并通过某种组织形式，使传播学首次被引入几所大学。他创造了作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拉扎斯菲尔德促使传播理论具有了行政研究的特色。更广泛地说，他使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了这种特色。

总之，拉扎斯菲尔德因其对传播学的这三个贡献而成为著名的学者，尤其是1940年的总统选举研究，被称为大众传播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人民的选择》中的广阔范围、先进方法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发现使这次研究成为媒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民的选择》在关于大众媒介的思想领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似乎完全否定了所谓媒介无比强大的旧思想，而支持一个新架设，即媒介效果甚微，它只是许多种影响中的一种”。实际上，正是拉扎斯菲尔德的竞选研究及其发现结束了“枪弹论”理论统治传播学研究的时代，此后传播学效果研究可以说进入到了“有限效果论”年代。

第四，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

卡尔·霍夫兰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毕生研究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研究说服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说服的方式、技巧与能力等。

卡尔·霍夫兰的学术成就集中在通过实验方法研究人的态度与说服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他去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计划实施美军的思想训练计划，于是召集了一批心理学专家组成专门的研究小组，由霍夫兰负责指导和研究美军这个题目。他们主要研究陆军部拍摄的军事教育影片对军人的影响，用严格的实验方法，试图找出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他们研究发现军事教育影片确实使观众发生了变化，但变化有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夫兰及一些心理学家继续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态度与说服的研究，从多层面、更广泛的方向研究传播者的信誉、信息组织、群体适应效果、态度和观点变化的持续等问题，并将研究成果集结出版了关于态度问题的耶鲁丛书，如《传播与说服》《耶鲁大学关于态度和传播的研究丛书》等。

霍夫兰及其合作者并没有研究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媒介运动和大众传播。另外，他们使用实验法进行研究，研究对象多为学生实验性对象，范围有限。虽然他在后期也发现了许多实验过程中没有发现的众多影响因素，但是“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现实生活有无使用价值却不清楚”。

以上是对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生平、学术成就及与传播研究的关系进行的简要介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早期传播研究的学术基础和领域大多是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这些学科和这些学者对传播学的最终形成贡献很大，但只是奠基作用而已，真正将传播研究系统化为传播学的人却是威尔伯·施拉姆。

第五，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

威尔伯·施拉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传播学家。正是他创立了这一新兴学科，人们称他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他将传播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提出来，并力图使之系统化、正规化和完善化。

他在传播学领域的地位来自于他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首先，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这是他最大的功绩。自此以后，才有了学科意义上的传播研究，而且这门学科日益扩大、完善、成形。

他创立传播学的标志便是1949年由他编撰的第一本权威性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的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施拉姆当时主要还仅限于挖掘前人和他人的传播研究成果，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

其次，施拉姆不断著书立说，推进传播学的壮大。施拉姆一生共写作了三十多部传播学论著，约有五百多万字。他的著作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著作；一类是应用性著作。他的代表作主要有《大众传播学》（1949）、《报刊的四种理论》（1956）等。

再次，施拉姆大力推进传播学教育，扩大传播学在教育及学术界的影响。他先后亲自创建过四个传播研究机构。通过这些教育、科研机构，施拉姆培养了一大批传播学研究生，造就了许多后起之秀。当今美国传播学者中许多知名者都是他的学生，形成了“施拉姆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