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光)
14。简述“使用与满足”研究
受众成员的媒介接触活动是一种满足个人基本需求的活动。但是使用与满足的过程充满复杂性和多样性。受众成员的需求不仅与他的性格、兴趣等个人属性相关联,而且受到他所处的环境或社会条件因素的制约。
在考虑到社会条件因素重要性的基础上,传播学家E·卡兹等人在1974年发表的《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一文中,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1977年,日本学者竹内郁郎对这个模式做了若干补充。
该模式的基本含义是:(1)人们接触传媒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这些需求具有一定的社会和个人心理起源。(2)实际接触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媒介接触的可能性,即身边必须要有电视机或报纸一类的物质条件,如果不具备这种条件,人们就会转向其他代替性的满足手段。其二是媒介印象,即媒介能否满足自己的现实需求的评价,它是在以往媒介接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3)根据媒介印象,人们选择特定媒介或内容开始具体的接触行为。(4)接触行为的结果可能有两种,即需求得到满足或没有得到满足。(5)无论满足与否,这一结果将影响到以后的媒介接触行为,人们会根据满足的结果来修正既有的媒介印象,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对媒介的期待。
“使用与满足”研究曾经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此前的效果研究主要是从传播者或传媒的角度出发,考察传媒活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或者对受众产生了什么影响,而“使用与满足”研究则是从受众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这些接触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求,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或行为上的效用。因此,这一研究开创了从受众角度出发考察大众传播过程的先河。
“使用与满足”研究把能否满足大众的需求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基本标准,这个视角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认为受众的媒介接触是基于自己的需求对媒介内容进行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具有某种自主性,有助于纠正“受众绝对被动”的观点。第二,揭示了受众媒介使用形态的多样性,强调了受众需求对传播效果的制约,对否定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具有意义。第三,它指出了大众传播对受众的一些基本效果和影响,对“有限效果”理论也是有益的矫正。
不过,“使用与满足”研究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使用与满足”研究过于强调个人和心理因素,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色彩较浓。一些学者虽然也提到了社会条件或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但他们却未能对此进行充分考察。
其次,它脱离了传媒内容的生产和提供过程,单纯考察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因而不能全面揭示受众与传媒的社会关系。英国的批判学者D·莫利认为,传媒的信息生产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传媒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带有特定的倾向性。而受众的传媒接触是一个符号解读的过程,解读过程受到受众的社会背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制约,这两者之间必然会存在矛盾、冲突或妥协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在“使用与满足”研究的框架下是反映不出来的。
最后,“使用与满足”研究指出了受众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是有限的,仅仅限于对媒介提供的内容进行“有选择的接触”的范围之内,因而不能反映受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有着传播需求和传播权利的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
(郭庆光)
15。请对“使用与满足”研究进行评价
“使用与满足”研究从受众的需求和满足的角度来考察传播效果,强调了传播过程中受众的主动性,指出大众传播对受众是有效用的,是对“有限效果论”的有益修正,在传播学研究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它在基本假设及研究方法方面都存在缺陷,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一直受到批评。总的来说,对“使用与满足”研究的批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研究方法来说,主要依据研究对象的自我报告来确定受众接触媒介的动机,致使结论过于简单和天真。另外,过于强调对个体的研究,而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
第二,从研究假设来说,过于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强调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有明确的目的,但不少研究发现,受众接触大众媒介常常是漫不经心的,其主动性也是有限的,受众只能在媒介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过于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实际上是一种误导。
第三,从研究范围来看,忽视媒介内容对受众的影响。受众的媒介接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符号解读的过程,大众媒介所提供的讯息,通常倾向于强化统治阶级、阶层的价值体系,受众在符号解读的过程中,很难完全回避媒介的这种倾向性。
(张国良)
16。简述对印刷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研究
对印刷媒介的使用形态较早进行考察的是贝雷尔森。1940年,在《读书为我们带来什么》一文中,贝雷尔森指出人们对书籍的使用在受到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因素影响的同时,还受到一些其他读书动机的影响。1949年,贝雷尔森还发表了《没有报纸意味着什么》的研究论文,这项研究以1945年6月30日纽约八大报纸的发送员大罢工为背景,通过调查没有报纸带来的不便来揭示报纸在日常生活中的效用。根据调查结果,贝雷尔森总结了人们对报纸的六种利用形态:(1)获得外界消息的信息来源——没有报纸就失去了了解外部变化的耳目;(2)日常的工具——如看不到广播节目表,得不到天气、交通、购物的消息等;(3)休憩的手段——从读报中获得安静和休息;(4)获得社会威信的手段——经常披露从报纸上读来的新闻或新知识,可以获得周围人的尊敬;(5)社交的手段——读报可以提供丰富的话题,活跃社交生活;(6)读报本身的目的化——每天读报已经成为习惯性行为,读不到报纸便缺乏生活的充实感。
17。对电视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研究有哪些?
20世纪40年代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早期的研究仅仅归纳了“使用”或“满足”的基本类型,在理论上没有进一步的突破。第二,在方法上以访谈记录为主,没有形成较严密的调查分析程序。因此,“使用与满足”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一个停滞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项研究的价值才重新得到肯定,再次复兴起来,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是D·麦奎尔等人于1969年开始的对电视节目的调查。
与早期的研究不同,这项研究在概念操作、受众样本抽选和数据分析方面,都采用了一套严格的程序。这次调查不仅归纳了各种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而且抽出了它们之间共通的四种基本类型。
(1)心绪转换效用。电视节目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
(2)人际关系效用。这里的人际关系包括两种:一种是“拟态”人际关系,即观众对节目出场人物、主持人等所产生的一种“熟人”或“朋友”的感觉;另一种是现实人际关系,即通过谈论节目内容,可以融洽家庭关系,建立社交圈子等。
(3)自我确认效用。即电视节目中的人物、事件、状况、矛盾冲突的解决方法等,可以为观众提供自我评论的参考框架,通过比较,观众能够引起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自己的观念和行为。
(4)环境监测效用。通过观看电视节目,可以获得与自己的生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信息,即把握环境的变化。
麦奎尔等人虽然使用了严格的调查分析程序,但不难看出,他们总结的关于电视的“使用与满足”类型,与20世纪40年代关于其他媒介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多大区别。这种情况也说明,不管是什么媒介,人们接触媒介都是基于一些基本需求进行的,包括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求以及精神和心理需求等。现实中的各种媒介或内容形式都具有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效用,只不过满足的侧重点和程度各有差异罢了。
(郭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