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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第5页）

22。简述威廉斯的媒介观

欧洲著名学者R·威廉斯从传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与麦克卢汉完全不同的媒介观。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以往，人们习惯于从政治、经济角度描述社会与生活，而威廉斯强调，传播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长期的革命》一书中，他指出，传统的政治学观点使人们把权力和政府视为社会现实的主要方面，传统的经济学观点则使人们把财产、生产和贸易当做主要的关注点，但现在，人们认识到除了权力、财产和生产关系之外，人们的传播关系也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在他看来，传播是人类基本的社会活动。因为，大众媒介就是大众世界本身，这是他的另一个著名观点。

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工业机制的日益完善，大众传播的产品，即大众文化，从类型到数量，从生产到分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和发展。

起先，学者大多对横扫一切的大众文化抱着嗤之以鼻的批判态度，认为其麻醉了人们的精神，浪费了人们的时间，使人们的思考能力减退，文化水平下降。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文化”等同于“经典”、“高雅”的精英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是人类追求完美的一种心灵状态，而大众文化只是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商品。但与传统观念不同，威廉斯在《长期的革命》一书中提出“文化即生活”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威廉斯的这种观点，将文化从传统的精英文化的狭隘定义中解放出来，认为文化不只是精英人士倍加推崇的“阳春白雪”，也包括“下里巴人”，与日常生活同义，这是对文化的一种全新理解。威廉斯认为，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媒介产品形式单一、内容庸俗，但是这种程式化的形式，在传送信息时方便而高效。与以往的传播系统相比，大众传播的兴起，给信息在社会中的传播带来了明显的进步。

第三，社会意向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威廉斯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持批评态度，将其看做技术决定论。关键就在于，认为该理论避而不谈社会意向的问题，在媒介的背后，见不到社会的踪影。

通过对媒介发展史的研究，威廉斯认识到，媒介的发展并不纯粹是技术发展的结果，其中涉及社会的许多方面，必然伴随着各种利益取向，他称之为社会意向。科技的发明和创造，无不沿着社会意向进行。初始的意向，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有可能因为其他不同意向的介入而得到修正。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始料未及的使用情况和效果，这其实也是对初始意向的修正。

威廉斯进一步指出，科技能否满足社会需求，取决于这一需求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据的地位，取决于拥有这一需求的主体在社会阶级结构中占据的地位，取决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状况。

第四，威廉斯的媒介观的评价。

威廉斯把大众传媒及其活动置于整个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中来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大众传播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它不但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且与社会的制度、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力量以及人们使用媒介的社会意向紧密相连。因此，媒介研究应关注大众传媒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为传播学的研究开启了文化社会学的崭新视角。但是，威廉斯的媒介观也有其局限性，他过分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在有关决定论的问题上，未能始终坚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观点。

23。简述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理论

哈罗德·伊尼斯在20世纪40年代从加拿大经济史逐渐转向了对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他在传播与媒介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包括《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倚》。他认为，没有一样传播媒介不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偏向，而这种偏向时间或偏向空间的特性，影响了社会的知识状况、权力结构和政治形态。

他认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包括语言、石头和羊皮纸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比较耐久，能够克服时间的障碍，但是不适合流通和传播。这种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有利于传统和宗教的稳定性。例如，羊皮纸在西方宗教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它协助形成了一种权威感，并使得教会掌握了对知识的垄断，进一步实现了对社会的精神控制和政治控制。然而这种媒介的时间性使得它无法及于远方，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均衡。伊尼斯说：“羊皮纸在西方的全面使用夸张了时间的重要性。基于羊皮纸的知识垄断也引来了新媒介的竞争，例如强调空间重要性的纸张。”

偏向空间的媒介包括文字、纸张以及更早期的纸莎草等。这些东西作为媒介的共同特点是，虽然经不起时间的销蚀，但是非常轻便易携，可以克服空间的障碍。这种媒介有助于帝国的扩张、知识的扩散以及世俗政权的建立。它能够帮助中央政权控制更大的疆界，但是却有可能削弱中央的权威。他以中国历史为例说明：“中国境内的传播由于口述传承又有多种方言，所以颇受阻碍。但由于帝国使用同一种而且颇为简单的文字，所以可以弥补巨大的鸿沟。由于帝国组织强调空间概念，所以对时间的观念便较不重视，也较无能力处理朝代的承袭问题。”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权虽然疆域辽阔，但改朝换代却比较频繁，起因就在于中国文字的空间性。

伊尼斯还认为，近代印刷术诞生之后的各种媒介，如书籍、报纸、广播等都是空间性的，它们有助于领土的扩张，却有可能导致西方文明的崩溃。在他看来，最值得留恋的文明景象就是古希腊时期的口语传统，因为它达到了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平衡。

伊尼斯的最大启发在于他把媒介的技术和物质特性作为整个文明构造的起点，这一点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学者。麦克卢汉曾说：“伊尼斯是第一个从技术形态发展出一套历史变迁理论的人。和他相比，我不过是给他的著作写下注脚。”

（胡正荣）

【参考知识点】

伊尼斯的媒介偏倚理论

哈罗德·伊尼斯，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毕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转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社会学家帕克，获博士学位。他是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鼻祖，媒介决定论的提出者，也是麦克卢汉的老师。他一生的事业以194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早期的伊尼斯是位声名卓著的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后期的伊尼斯则沉浸在从古到今的经济与传播关系的研究之中。《报纸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伊尼斯的第一篇传播研究论文，认为报纸是推动市场的动力。此后，他着重将传播作为一切历史运转的轴心来探讨。这方面的著述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倚》、《变化中的时间概念》，还有一部上千页的未完成手稿《传播的历史》一直未出版。

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倚》中不仅分析了媒介与帝国垄断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论述了传播媒介的偏倚性问题。伊尼斯认为，要了解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思想、控制知识、垄断文化的实质，必先认识媒介的时间偏倚和空间偏倚的特性。前者是质地较重、耐久性强的媒介，如黏土、石头和羊皮纸等，较适于克服时间的障碍，能长久保存。后者是质地较轻、容易运送的媒介，如纸、草纸、白报纸等，较适于克服空间障碍。因此，任何传播媒介若不具有长久保存的特性来控制时间，便会具有便于运送的特点来控制空间，二者必居其一。人类传播媒介的演进史，是由质地较重向质地较轻，由偏倚时间向偏倚空间发展的历史，而且与人类文明进步阶梯相协调。

在伊尼斯笔下，偏倚时间的媒介是某种意义上的个人的、宗教的、商业的特权媒介，强调传播者对媒介的垄断和在传播上的权威性、等级性和神圣性，但是，它不利于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

偏倚空间的媒介是一种大众的、政治的、文化的普通媒介，强调传播的世俗化、现代化和公平化。因此它有利于帝国扩张，强化政治统治，增强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力，也有利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但是，权力中心要想确保社会稳定，在现代社会过分倾向于使用偏倚时间的媒介已不合时宜，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媒介的时间偏倚和空间偏倚的平衡，使之取长补短。

伊尼斯的观点似乎是消极和悲观的。他对“帝国”从纸张、印刷垄断到知识、文化、信息垄断的情况的分析有点夸大和过分恐惧，因为美元并不能支配一切。他认为，人类传播中的所有革新都意味着是对偏倚时间媒介的挑战，进而造成对时间偏倚的破坏，结果妨碍人们对事物的系统理解，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永恒问题的理解。他的这种看法不仅悲观而且简单、武断，显然是媒介决定论的因果模式在作怪。

（邵培仁）

24。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

美国传播学家约舒亚·梅罗维茨的可贵处在于既能冷静、客观地对待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不跟随在许多人后面起哄，善于从麦克卢汉著作和人们的争辩中汲取营养，又能以开放、综合的观念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的社会互动论引入媒介研究，从而在一个新的高度和层面上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媒介理论。

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集中反映在他于1985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

欧文·戈夫曼是符号互动论者，又是“拟剧论”的倡导人，1922年出生于加拿大曼维尔，1945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他在逝世前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和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在他的八部著作中，最为学术界推崇的是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戈夫曼在这部著作中出色地介绍了“拟剧论”在社会相互作用上的应用。而对梅罗维茨影响最大的也是这一理论，尽管梅罗维茨将其解释为情境决定论，但其实质是一回事。

戈夫曼在社会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重要见解，但他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对在短暂的人际交往中人们制造印象以及别人根据自己的印象做出反应这一过程的研究。戈夫曼把人际交往比做“演戏”，把场所比做“剧场”，社会成员则在这里按照社会剧本的需要扮演角色，以取得别人的赞许，而演出又受到十分警觉的观众的鉴定。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做戏，小心翼翼地表现自己，以把握自己给他人造成的印象，从而使自身形象能最好地为自己欲达到的目的服务。戈夫曼认为，一场演出要包括三种人：演员、观众和观察者。演员或集体表演，或演独角戏。他们使用“道具”，对照“剧本”，登上“舞台”，并活动于“前台”和“幕后”之间。戈夫曼把专门为陌生人或偶然结识的朋友所做的动作称之为“前台行为”，而将只有关系更为密切的人才能看到的暴露演员真实感情的动作称为“幕后行为”。

但是，有时演员在表现一种（前台）印象时，会由于他无意识地或不恰当地表现使观众觉察或观看到另一种（幕后）印象。戈夫曼接着说，尽管人们常常知道人仅仅是在扮演各自角色，他们还是要保护演员的角色。因为，如果印象受到挑战，演员“丢了脸”，就会使观众和演员感到窘迫。

戈夫曼的观点遭到了杰克·道格拉斯等人的批评。他们说，戈夫曼所说的一切无非是怎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控制“社会形势”。他所强调的也只是自我表现的非常静止的一面而忽略了它的动态的一面。梅罗维茨接受了“拟剧论”，认为这是一种观察社会角色及规则的既有用又有趣的意见，但也批评了戈夫曼以静态的观点而不是以动态的观点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指责他仅局限于短暂的面对面的认同交往范型的研究，而忽视了通过媒介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符号互动现象的研究。梅罗维茨将伊尼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同戈夫曼学说中的情境论融合起来，将戈夫曼的静态场所研究结合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观点延伸为动态的情景分析，将自然环境和场所研究延伸到传播媒介所造成的社会环境研究，以更全面地解释社会现实。

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中，情境就是信息系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构成信息系统的是“谁处在什么地点”和“什么类型的行为可被谁观察到”的两种情形，或者说是以人们接触社会信息——自己和别人行为的消息——的机会为核心。在这个信息系统内，“信息不但在自然环境流通，也通过媒介传播”，因此，“运用媒介所造成的信息环境如同地点场所一样，都促成了一定的信息流通形式”。

梅罗维茨的另一主要观点是：每一种独特的行为需要一种独特的情境。他认为，不同情境的分离使不同行为的分离成为可能，而不同情境的重叠或混淆则会引起行为的错乱，因此，真正不同的行为需要真正不同的情境。人们需要始终如一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而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情境一旦重叠或混淆，社会角色就会随之变化，面对混乱的角色特点，人们会感到困惑不解，不知所措。

梅罗维茨的第三个观点是电子媒介促成原来不同情境的合并。首先，它促成了不同类型的受众群的合并。其次，电子媒介还促成了原先接受情境、顺序和群体的改变。最后，电子媒介使原来的私人情境并入公共情境。

梅罗维茨的理论不仅在某种意义上发展和超越了伊尼斯、麦克卢汉的理论，而且也的确成功地融合了伊尼斯、麦克卢汉和戈夫曼三个理论的精华，吸收了亚历山大关于社会交往中情境认同论的一些见解，摒弃了一些片面、消极的内容，所以，与前人的媒介理论相比，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应该说又前进一步，又踏上了一级新的台阶。其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媒介研究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社会环境制约媒介选择。而媒介对社会环境又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将媒介与社会特别是社会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研究。二是以动态的和可变的眼光分析情境与行为关系。三是将受众的概念纳入媒介情境的分析之中，提出了一系列“情景合并”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