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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述题（第1页）

三、论述题

1。论述集合行为中的传播机制

集合行为，指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集合行为多以群集、恐慌、流言、**的形态出现，往往会造成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干扰和破坏。

集合行为的发生需要三个条件：（1）结构性压力。（2）触发性事件。集合行为一般都是由某些突发事件或突然的信息刺激引起的。（3）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

集合行为中的特殊传播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群体暗示与群体感染。

集合行为中的传播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本身的传播；二是与此相伴随的情绪或感情的传播，这两种传播都摆脱不了暗示与感染机制的支配。

暗示是指一种传播方式，即不是通过直接说服或强制，而是通过间接地示意使人接受某种观点或从事某种行为。集合行为中的暗示接近于临床医学中的催眠暗示，换句话说，集合行为的参加者通常处于亢奋、激动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使他对周围的信息失去理智的分析、批判能力，表现为一味的盲信和盲从。

与暗示机制相联系的另一种机制是群体感染，在集合行为中，群体感染指某种观念、情绪或行为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的过程。

集合行为中的信息和情绪的传播，主要受到暗示和感染机制的制约。在这种机制下形成的集合行为，往往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第二，群体模仿与“匿名性”。

群体模仿是解释集合行为中的传播机制的另一种理论，模仿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J·G·塔尔德提出的概念，他在《模仿的法则》一书中认为，社会上的一切事物不是发明就是模仿，而“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模仿又分为无意识模仿和有意识模仿，前者是个人在不自觉状态下对他人行为的反射性仿效，而后者则是基于一定动机或目的的自觉仿效。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学习，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模仿或有意识的模仿。

在集合行为特别是高密度聚集的人群中的模仿与作为学习过程的模仿是完全不同的，简言之，集合行为中的模仿更多地表现为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性的模仿。这是因为，在人们面临突然或灾难性事件时，用常规方法很难应付局面，反应一般基于本能进行，而最简单省力的反应莫过于直接模仿周围人的行为，于是便出现了相互模仿。心理学认为，这种模仿与人的安全本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中，每个人都希望与在场的多数人保持一致，把它作为最有效的安全选择。但是，这种失去理性的相互模仿所带来的结果又可能是最不安全的。

在其他类型的集合行为中，这种非理性模仿的发生则基于另一些原理，其中之一是“匿名性”原理。一些人之所以做出了越轨行为，是因为集合行为使他淹没在人群中，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份，处于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中，这种状态使他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一种“法不责众”心理的支配下，做出种种宣泄原始本能冲动的行为。

第三，集合行为中的“信息流”。

在集合行为中，信息的流动也呈现出一种异常的状态。美国社会学家H·布鲁默认为，集合行为初步形态是“循环反应”。所谓循环反应即一方的刺激成为另一方的反应，而另一方的反应又反过来成为这一方的刺激的循环往复过程。

集合行为中的主要信息形式是流言。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正规的传播渠道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流言的流通量（R）与问题的重要性（i）和涉及该问题的证据暧昧性（a）之乘积成正比”，这句话改写成公式即：

R=i×a（流言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

奥尔波特的这个公式指出了流言发生的两个特点：第一，流言通常是围绕人们比较关心的、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发生的；第二，来自正式渠道的有证据的信息不足、状况的暧昧性增加，会推动人们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

流言可分为非紧急事态下的流言和紧急事态下的流言，集合行为中的流言属于紧急事态下的流言，这种流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流言信息的快速增殖。常态下的流言通常是通过私下的人际渠道传播的，其流传速度比较慢，而在集合状态下，流言的散布大多以“演讲”的形式进行，即一个人面对几个人、数十人乃至数百人进行传播，这就会使流言连同它携带的情绪以异常的速度弥漫到人群当中。

第二，流言信息的奇异回流现象。在集合行为中，人们不必为信息的正确性或准确性负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流言内容进行改造和变形。同时，人们也不必确认信息的来源，这就导致了一种奇特的回流现象：同一个流言在经过若干人的传递之后，又重新传回它的发布者那里，而这时由于流言已经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连发布者也很难辨认它的原貌，于是往往会把它作为新的信息加以接受。集合状态下的流言传播，往往伴随着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机制。

第三，流言中伴随着大量的谣言。谣言不同于流言，流言有自然发生的，也有人为制造的，但多与一定的事实背景相联系；而谣言则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集合行为中，总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煽动者和利用者，他们往往会利用人群的亢奋情绪和巨大能量来达到某些特定的目的，而散布谣言则是操纵人群的有效方法，因为在集合状态下，人们不再具备识别谣言的能力，而谣言则能随着流言快速扩散，不断把人群的行为引向极端，直至造成破坏性后果。

综上所述，集合行为（这里主要指的是作为社会**的集合行为）中的信息传播是受到许多异常的、非合理的机制制约的。集合行为是一种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带来破坏性结果的行为，是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和健全发展的重要因素。

（郭庆光）

2。试论现代社会中“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在他的《自由与新闻》（1920年发表）、《舆论》等论著中提出了先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经历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李普曼指出：“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在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环境，他的行为对拟态环境的反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

李普曼的这段话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较早指出了“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趋势的传播学学者是日本的滕竹晓。1968年，他在李普曼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的问题。他指出，许许多多的“拟态事件”，包括语言、观念、价值、生活或行为方式等，最初并不见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演化为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藤竹晓认为，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

这些观点对我们理解大众传播与现代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有益的。大众传播具有形成信息环境的力量，并通过人们的环境认知活动来制约人的行为，这是大众传播发挥其社会影响力的机制。大众传播是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信息系统，但这种控制的性质和方向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自身，而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机制和条件。

（郭庆光）

3。论述关于大众传播社会影响的两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