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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实用理性诠释下的庄子以冯友兰译本为例（第3页）

郭象字子玄，自黄门郎为太傅主簿，任事用势，倾动一府。[18]

据此可看出，郭象虽为玄学清谈大师，但他不但热心追求名誉与权势，而且运用权势作威作福。

《逍遥游》中庄周的至理名言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就是最高的逍遥境界。为私、为功、为名，显然是世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生活的动力。庄周要达到逍遥的境界就要超越世人的追求。庄周描述的不论是大鹏徙于天池，列子御风而行，姑射山神人的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还是浮于江湖的大樽，种于无何有之乡的大树，都是超脱于现世的。只有超脱了现世的桎梏才能获得真正的逍遥，他是出世的。郭象认为万物适性自得的观点显然更符合现世的要求。世人皆可以“适性”为由各取所需，不论为名、为利，还是为私都无可非议。

总言之，庄周所肯定的是大的逍遥之乐，郭象所肯定的是小的世俗之乐。庄周看到的是大的无用之用，郭象所看到的是小的功利之用。若套用冯友兰的四境界之说，庄周的境界是天地的境界，郭象的境界是功用的境界。

四、冯友兰英译本对郭象义理的吸收及延伸

郭象注为了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而发展了“名教即自然”的哲学体系。对比庄子超越的出世思想，郭象注显然更加入世，更容易为世人接受。冯友兰的自注顺承了郭象的思想脉络而又有自己的发挥。他的阐发更接近现世，加之冯友兰的西学背景，也决定了他的着眼点是在当下，而并非庄子那玄之又玄的“道”。比如说，郭象把庄周的逍遥义改成“适性”，冯友兰直接把“逍遥”等同于“幸福”，“凡物皆由道，而各得其德，凡物各有其自然之性。苟顺其自然之性，则幸福当下即是，不须外求。”[19]冯友兰用《逍遥游》中鲲化为鹏的寓言说明此理。可见，冯友兰的“幸福”义涵盖的主体是“物”与郭象的“万物”等同，而幸福的来源也“顺自然之性”，与郭象的“适性”相类，而得到幸福也很容易，“当下即是”，远比庄周需要“心斋”、“坐忘”、“丧我”才能得“道”来得简单。所以冯友兰对庄子思想的阐发更适合现世的需要。

“逍遥”演变成了“幸福”，“齐物”演变成了“自由平等”。冯友兰翻译《庄子》是在20世纪30年代，正值社会变革，颠覆旧价值，重塑新思想的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宣扬西方“民主”，宣扬人格独立，权利平等，思想自由，高唱“自由平等”的口号。西方文明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人是万物之主”。经历了长期专制的中国人迫切地需要个性的解放，自我张扬。不难理解冯友兰延续了郭象的“均异趣”，把庄子的“齐物”演绎成“自由平等”。冯友兰说：“可知庄学中之社会政治哲学，主张绝对的自由，盖惟人皆有绝对的自由，乃可皆顺其自然之性而得幸福也。主张绝对的自由者，必主张绝对的平等，盖若承认人与人、物与物间，有若何彼善于此，或此善于彼者，则善者应改造不善者使归于善，而即亦不能主张凡物皆应有绝对的自由，故亦以为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凡天下之意见，皆无不对也。”[20]并举《齐物论》中“民湿寝则腰疾偏死”一段为例。《齐物论》原文本指所谓万物一齐是站在“道”的高度上来说的，“道”是高于“物”的，相对于“道”来说，物之间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庄周本意鼓励人们去追求那高妙的“道”，而不是满足于“朝三暮四”般的囿于“物”的见地。冯友兰却把“齐物”按照“平等”来理解，是为了阐发他本人的哲学观点而对庄子原文进行的断章取义的理解。

《庄子》以其壮美的文辞，深远的义理闻名于世。如果说《庄子》是一本哲学书，那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塑造的意象是一种人生境界之审美意象，理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一脉相承。郭象利用了庄周的“象”却抒发了自己的“意”，此人生哲学不同于彼人生哲学。庄子人生意象之主题是超越、升华。郭象人生意象的主题是适性、当下。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文体现出其他译本尚未有过的特色，在庄周原文翻译的基础上附上英译的郭象注，还有的地方附有译者英文自注。他的译本不拘泥于对《庄子》字句的机械对译，而注重段落、篇章在语境中的整体意思，把对《庄子》书的关注转化到对庄周人的关注，注重其哲学思想的阐发，赋予了英译本生命力，显然是《庄子》英译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译本的瑕疵，这可能是由冯友兰本人的英语水平所限，也可能与他在20世纪20年代时，精力主要放在研究郭象的哲学而非庄周的哲学上面有关。冯友兰是最早研究郭象哲学思想的学者。1927年，他发表了《郭象的哲学》这篇论文。这期间，他对庄学的研究是以郭象的《庄子注》为基础的，所以在理解庄周哲学的义理时，采用了郭象的注释，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分歧，在细节的处理上也主要参考了郭象义。体现在译作中，如本文中所举几例，更符合郭象义理，是受郭象注影响所致。他对庄周人生境界审美意象的重新阐释有所降格。这种降格是相对于庄周的意象审美层次来说的，在庄周的意象审美层次中，天与道是最高范畴，人与物是低一级的范畴。接近了天与道的人才可谓真人。郭象的人生哲学中回避了天与道的概念，而对人性予以浓墨重彩的张扬。冯友兰晚年的人生四境界说与庄子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更接近于庄子思想的本真。但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郭象注的影响，“五四”前后，张扬人性，高唱自由平等的西化思潮和他本人的西学背景也在他的译本中留下了印记。

再有，冯友兰在英译《庄子》自序中定义翻译就是一种“解释和评注”，前者应该是译者的主要任务，而后者是哲学家感兴趣之话题，可见冯友兰译者与哲学家身份的糅合体现在了他的《庄子》译本中。如今，距离冯友兰英译《庄子》已八十余年，译界的后人应该在总结前人译本得失基础上，思考如何让中华文化的瑰宝典籍更好地走向世界。

[1]冯友兰：英译《庄子》自序，载《三松堂全集》第11卷，228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2]Hahahod。Beijing：aSocesPublishingHouse，1975，p。346。

[3]FungYu-Lan，gTzu：AranslationositionofthePhilosophyofKuoHsiang。p。3。

[4]FungYu-Lan，gTzu：AranslationositionofthePhilosophyofKuoHsiang。p。146。

[5]冯友兰：《郭象的哲学》，载《三松堂全集》第11卷，85—8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6]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方法》，载《三松堂全集》第11卷，548-54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7]RomanJakobson，OnLinguisticAspectsofTranslatioi（ed。），TheTranslationStudiesReader。LondonandNewYe，2000，p。114。

[8]Haranslating。Boston：Benj。H。Sanborn&Co。，1901，p。13。

[9]FungYu-Lan，gTzu：AranslationositionofthePhilosophyofKuoHsiang。pp。27-28。

[10]FungYu-Lan，gTzu：AranslationositionofthePhilosophyofKuoHsiang。p。28。

[11]MurrayandJamesA。H。（eds。），ThelishDiary：beiedre-issuewithanintroduent，andbibliographyofanewEnglishDiaryonhistoriciples。vol。VII。Oxford：Press，1933，p。28。

[12]FungYu-Lan，gTzu：AranslationositionofthePhilosophyofKuoHsiang。p。31。

[13]FungYu-Lan，gTzu：AranslationositionofthePhilosophyofKuoHsiang。p。27。

[14]FungYu-Lan，gTzu：AranslationositionofthePhilosophyofKuoHsiang。p。30。

[15]MurrayandJamesA。H。（eds。），ThelishDiary：beiedre-issuewithanintroduent，andbibliographyofanewEnglishDiaryonhistoriciples。vol。V。Oxford：Press，1933，p。80。

[16]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19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17]（唐）房玄龄等：《晋书》，13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清）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4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冯友兰：《冯友兰文集》，第二卷，《中国哲学史》（上），169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

[20]冯友兰：《冯友兰文集》，第二卷，《中国哲学史》（上），172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