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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融入新朝格格不入（第1页）

第三节融入新朝？格格不入？

民国元年1月1日，奉临时政府令改用阳历的张謇对于新政权的许多做法不无异议。关于改元一事，即认为：“以名义论，既不用阴历，不当复言月，当云某号某日，以号代月。”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也觉得“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而“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29]辛亥十二月一日（1912年1月19日），家庙行礼，张謇写春贴“民时夏正月，国纪汉元年”；“晋以武兴虞不腊，周于农用夏之时”。可见其对时局的看法。他希望南北和谈成功，免予战事，对汪精卫极盼和局成就为人民幸福，觉得“此君解事可喜”。（663）因为汉冶萍与日人合资事，张謇与孙中山、黄兴等意见分歧，便以“前不能参预，后不能补救，自劾辞职”。清帝退位，张謇认为“大局定矣，来日正难”。（664）孙中山解职，张謇许以“设继清帝逊位后数日行之，大善”。（666）凡此种种，都显示在最后时刻抛弃清政府的立宪党人，对于革命党还是心存芥蒂。

民国元年，张謇刚好六十岁，生日那天，“时代已更，衣冠都简，烦缛较省”。（668）他倡建敬老院，贺寿的钱物均移作建院费。他对革命党人显然怀有恶感，对北京政府期望亦不高，虽然不能忘怀于政治，更多地还是愿意从事工商实业和社会慈善活动。

目前所见吴虞的日记一开始就是用皇帝纪年，所谓皇帝，其实是黄帝。他知道南京临时政府从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阳历，可是日记仍然沿用阴历。吴虞不是绅，甚至没有士的身份，他进过书院，也留过学，至多算是新知识人。辛亥除夕，历经劫难的吴虞希望厄运过去，来年大吉大利。[30]进入民国的吴虞，准备半日看旧书，半日看新书，大量密集地温故知新，阅读范围包括政治、教育、经济、法律、哲学、社会学、历史、历代典籍。他继续参与组党活动，或许由自己的遭遇，所拟政进党政纲六条，第一条为完成民主宪政，后两条是提倡世界道德，改良家族宗教，并出任《政进报》主笔。又参与万国改良会。社会党发起人也拟推其为“党长”。

新纪元未必万象更新，但也有不少新气象。民国小学废止读经，初小男女可同校，“皆渐趋于新矣”。（24）看报见孙逸仙“孔教批”，“反对孔丘，实获我心。四川反对孔子，殆自余倡之也”。（36）尤为关注法律方面的改革，认为“孙逸仙以改订法律为第一要事，可谓知本”。（24）他最早倡议的中央政府设法制局，编纂宪法及法律，也得以实现。其他如废止刑讯，中央法部颁布暂行新律，现行刑律废止，“真第一快事。去年新律后附暂行章程五条概行删去，尤快也”。（39）成都一疯子殴死其父，拟办永远监禁。法部驳下，谓精神病者无罪。吴虞认为“此家族制度将消灭之征也。然成都人惊矣！”（66）因为此类事在前清非但不会从轻发落，甚至可能加重判刑。[31]

清季因为讼事，吴虞结怨不少，这些原来的当道者进入民国后多成社会对立面，而新政权对于吴虞较为维护，这让他感觉顺心。刘师培告以川人较南人迟十年，则使之觉得有责任破除茫昧。吴虞认为：“中国论理之文，以周秦为善，以言论思想极自由也。自汉以来，儒教既盛，惟纪事言情之作多可观。而论理之文，遂束于儒教一孔之见，不敢发舒。晋宋佛老大行，颇能持论，然多属单篇，不成专部，较周秦诸子固终逊一筹也。太西学说，则胜于古，最近者亦最有价值。亦因古代宗教专制，今日思想言论自由也。”（69-70）他先后撰写发表了《共和政治利弊论》、《共和政治论》等政论文。不过，家庭负累甚大，又让吴虞对现实颇多抱怨。

恽毓鼎是不肯改用新历的，壬子新正，他焚香谢天，东北向逊位的宣统小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依然服清朝衣冠。并且函告友人：“改岁之后，别是一番世界。弟唯枯坐书斋，与古人唔对，不复问门外事矣。”[32]不过，恽毓鼎完全并非不问朝局世事，他鼓动同道者留任，理由是“弟非敢以民国官职浼公也，正以天下方多事，吾党之有才识气魄者，早握事权，庶几异日得所藉手耳。公当默喻此意也。一般无识之流，狂呼躁动，若大功已告厥成，而不知中国之祸，已悬眉睫。弟沉机观变，练心、练气、练识，以待事会之来。若得一障可乘，亦将搴裳以赴之”。（582）大有伺机反攻倒算之意。

恽毓鼎一类人最多的活动，是利用民初的结社自由，组织名目繁多的各种团体。他先后在顺直公益会（会长冯国璋）任协赞员，在社政进行会任会长，在江苏公会（会长陆征祥）任评议员，在顺直学校国民捐联合会任正理事（即会长），在教育统一会任理事（即会长。该会设理事四人，同时当选的还有汤化龙、王金绶、章炳麟），在顺天二十四属联合会任副会长（正会长金镜芙），参与五族共和合进会、中国学会的活动。又以“孔道式微，且有议废祀典者”，特与同人发起孔社，“专壹维持圣道，阐明正学”。（613）在重新兴复的医学研究会任名誉总会长（公推为评议总长，处宾师之位，不应）。又发起中华医学会，创办《中国学报》，任总编辑，作为来宾出席民权监督党的会议，还参与过一些从前清延续下来的团体的活动，如旅京公学教育会、医学研究会，并在顺直学校兼课，忙得不亦乐乎。翻看自己的日记，恽毓鼎大概也觉得开会太多，眉批道：“纪念会，欢迎会，追悼会，欢呶不已；评议会，秘密会，茶话会，絮聒不休。终年昏昏沉沉，忙忙乱乱，跳跳搭搭，乌烟瘴气，不知所做何事。”（616）这些团体无论新旧，均实行选举制，以得票多少决定人事和办事。恽毓鼎自认为旧人，竟然可以和不少当代闻人比肩，不禁诧为奇事。

恽毓鼎虽然忠于清室，反对革命共和，有时“夜梦与人论国亡之恨，失声大哭，不能止，痛詈执政之误国。既醒，泪珠犹被面也。余于故国之思，顷刻不忘，虽在欢场，偶一触及，则惘惘如有所失”。（588）对于民国的所作所为却并非一概抵触。他对一些旧日的陋习不以为然，如清季士大夫喜赤膊盘辫，虽大庭广众亦然，太不雅观。“剪辫易服后，能湔除此习，未尝不佳。”（585）当朝官均以清朝衣冠为耻之际，他自诩仍服往日冠服，可是不久就发现很不方便。如至大舞台观剧，“上流社会人垂辫者唯余等一桌而已”（588），所以自4月27日起束发作道装，5月21日，又剪去发辫，并且自我开脱道：“此辫与我相守五十年，一旦截之，不无恋恋。唯上流社会人俱已濯濯（唯商界中人尚有存者），余既不能杜门自守，不免驰骤于酹酢场中，日受刺激，只可降心从众矣。”（592）

发服形制，自清季以来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引发不少风潮。关于剪辫的解释，反清、从洋、个人卫生之外，恽毓鼎式的从众或许更为普遍。迄今为止，好看与否，仍然是人们在健康与审美之间抉择取舍的重要依据。而是否美观，绝不仅仅是客观实在，所谓时尚，便随着人们的观念变化而有异。若是不合时宜，在多数人以为丑的审视之下，有心立异者难免时时感受压力，而难以坚持。况且，除了不做清朝臣民的象征意义外，学习西方和个人卫生两项多少有些牵强。前者的确是当时变革意识的主要参照，列强各国的有无，即以为其所以富强而中国所以贫弱的标准原因，只是大都未经严格验证，至多不过是凭借即时的经验；后者则不及女性，女子普遍剪短发已是民国以后事。

尤为可怪的是，恽毓鼎以他人所说“身处今日，贵有旧道德，尤贵有新知识，否则将无以自立于社会中”为至理名言，不仅从来喜欢梁启超的文字，还好阅看《东方杂志》等刊物，“固以自助，亦以策励子侄”。（591）甚至对革命党人的《民立报》大加赞赏，“此报于政说学理特详，且具卓识，为南北各报之冠，而摭拾丰富，零金碎锦，多可采之辞。余素乏新识，中年脑力日减，不能更致力新书，而稍有一知半解，不见摈于当代闻人者，则得力于《国风报》、《东方杂志》及此种报纸居多”。（593）他看过《民立报》刊登的《社会知觉论》，认为“精微要妙，颇有至理，报纸阐明政理学理，唯此种耳”。（597）看了章士钊于该报发表的法律改良一文，也觉得“根据学说，发为探本之言。余因悟社会学亦从此发生。反复读之，殊得深味。儿辈阅报，唯看新闻、笑话及嘲谑之文，于此种政理学说，从不留意，固由程度相差，亦是志识凡下，安望其有成乎？”（599）由于上海的报纸要积三四份才送一次，有时不得不改看其他报纸，“然意味迥逊矣”。所以“读《民立报》，以增政见，广学识”，成为其“近日纯简之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597）

恽毓鼎等人筹划创办《中国学报》，仿效的对象居然是《国粹学报》，该报“寓排革之意于学说，使一般聪俊少年，皆印其说于脑中，遂成去秋之结果。法国大革命，发于卢梭；欧洲立宪政治，发于孟德斯鸠。学说之力，过武力远甚”。所以恽毓鼎取之“为吾学报之程式”。（601）

恽毓鼎的举动很难说是为了以其人之道还诸彼身，在学术观念上，他还真有不少趋新之意。日本的有贺长雄批评旧史家于事实止述帝室事实、法令发布、官职更迭、战争胜败，或是日食、地震等奇异征验，以及天皇御幸、大臣生死，“此外如风俗、美术、文字、语言之变迁，产业、贸易之进步，外国之交通，则反无所记述”。恽毓鼎颇有同感：“此数语虽讥日本历史，实洞中中国历史之病。”旧史家唯司马迁特具宏旨，于朝局主尚、社会风土、边事原委，“皆能着时势变迁之概，有千秋眼光。班史犹稍得其遗意。自后汉以下，直为一姓兴废之书，与世界无涉。其不作《志》者，并一代典制而亦不详。至宋、明二史，直为官书而已。若夫考订批评之学，尤其末矣。近来新学发明，其论史裁，识见实超出前人”。（591）他甚至认为：“近今世运所趋，生人思想为之一变。从前学界各书，如汉宋之争，朱、陆、王之辨，儒释之分，以及陈陈相因之经解史论，靡靡无实之之词赋文章，无当事功之考据，骈枝歧出之著述，皆将渐就淘汰。以数计之，当可减去十之五六。余尝患书籍过多，耗人精神，费人日力，而人辑一编，家刻一集，灾梨祸枣，汗牛充栋，更为耗蠹之尤。倘能举以上所列而空之，唯存道德上、政治上之学说，纪载哲学家、实业家之所体验、发明，庶几执要钩元，人得读书之益，而世界收为学之用乎？”（583）隐去名讳，这番话说是出自十年后新文化派之口也不为过。

与思想追求相符，恽毓鼎的行事也不能以守旧一概而论。他反对废除中小学堂读经，鼓动教育会向倡导其事的教育部提出抵抗。可是对于南北志士提倡国民捐，他虽然不甚赞同，却许为盛举，而且担任顺直学堂学生国民捐联合会的临时主席。他更像是在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民国公民，而不是不食周粟的遗老。其时“京师新会林立，范围皆务为广大，而不顾其能否实行。以政群党为尤甚。几欲举国家大政，汉满蒙回藏五大族风俗政教，悉包罗而干涉之。余戏谓虽以大总统作会长，内阁总理作副会长，恐亦未能踌躇满志也。此社政会力矫虚夸之习，专就社会利病所在，发为言论，达于议院及地方长官，以谋兴革而进安全，庶几可收实益”。（586）恽毓鼎任会长的社政进行会提出的多项意见，如化除省界，多设工厂和养济院收纳乞丐，民国冠服必须用中国材料，禁赌，禁止女伶演**戏等，都不是站在与民国为敌的立场，而是正面表达自己的诉求，以求改进。尤其是该会的回教阿訇王宽等提议西行赴回疆，劝导回民勿受俄藏之愚，与中央抗拒，更是显然维护民国的统一和权威。

8月，孙中山到京，受到热烈欢迎。9月3日，恽毓鼎等人以“孙中山素持民生主义，与社政进行会宗旨悉符，函约相见。因与副会长李毓如丈、协赞唐修之、评议长孔仰恭代表全会，于十钟往访。宾客满堂，皆有求于中山者”。（606）5日，恽毓鼎等又赴孙中山茶会，来宾二百余人，孙中山致辞，“盛称北方气象胜于南方，从此猜嫌可以尽释，并畅论开放中国政策”。（607）章炳麟等也各有演说。10月25日，社政会第一分会成立，恽毓鼎“登台演说社会主义、社政会宗旨，并与诸会员约三事：一、会员当以人民为前提，抱定民生主义，热心毅力切实进行，期达利民初意。二、会员当以名誉为重，严守规则，尊重公德，不尚意气，不争权利，使社政会在世界有极大名誉。三、总会、分会当视同一家人……同心合力，使多数人民享最大之幸福”。（614）单看这样的要旨，很难想象是出自冥顽不化的旧人之口。

10月31日，梁启超在湖广会馆开茶话会答谢各界，恽毓鼎应邀前往，与梁启超互道仰慕之忱。恽毓鼎自称“向往任公十余年”，对其演说“甚不满于民国政治现象，谓前清政治机关完备，特腐败耳，得其人则法固可行。民国将机关拆卸殆尽，甚至并要件而失之。若不荟萃人才，亟谋建设，前途之危险不堪言”等意思，颇有同感，认为“皆平实不张皇”。（615）

恽毓鼎虽然社会活动繁多，内心却并不情愿，觉得“新立之会林立，大率皆为己之学，言国家言国民，特幌子耳”。（594）与不少讲官相似，恽毓鼎也属于自视甚高而不得志的一类。按照“达则为良相，穷则为良医”的座右铭，其所向往的还是从事医学，尤其是发扬光大中医。民元10月间，外界盛传其将得国史馆长。恽毓鼎觉得“虽较行政官员为可居，然非吾愿也。吾平生大愿，欲请巨款设一极大医学，以中医《内》、《难》长沙书为主，唐宋元名家为辅，而以泰西医学参之，附立伤科、产科、兼立医院，以为实地练习，药物检查，所以杜药肆伪混。开中华四千年未有之业，造亿万姓健全之福。此愿若遂，竭终身心力为之，不限止境，不营他业，庶几不虚生斯世乎？”（614-615）清季恽毓鼎曾奏设医学堂，“经理多不中程，又以款绌而废，至今以为憾事。倘得由国家发款，岁得十万金，在京师建绝大校舍，延聘名家，参以西说，而于其旁兼建医院，以资实验，收效必宏，中医庶有昌明之一日。虽使余终身从事于其中，亦所愿也”。（608）

恽毓鼎书法

在医学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演说时，恽毓鼎详尽阐明了自己对于中医的看法和抱负：

中国古圣贤医学，实能兼西学之长。凡生理解剖、实验化学，《内》、《难》、长沙、孙真人皆详其功用，而六经气化之说，精细分明，确有凭据（此等处皆引经说以证明之），无分毫影响，断非西医所能梦见，盖其程度尚不足以语此也……吾辈如能以西人研究科学、心理学、算学之心思眼光，研究《内》、《难》、长沙《千金书》，必能契古圣之心源，发前人所未发，中国医学将有大放光明之一日。否则，我不自求，泰西明达者流渐知《内》《难》诸书之可贵，以深锐心力代发其藏，而华人反师西人以求中医之微言大义，岂不大可耻乎？此实吾党之责也。（613）

百年前能说出这一番话语，的确难能可贵。一个世纪过去，中医的存废问题至今众说纷纭，不能适当解决。如果当时能够用其所长，恽毓鼎本人及中医的命运或许都会有所改变，岂非两利双赢？[33]

恽毓鼎一方面继续向逊清皇室尽臣民的忠义，另一方面则努力履行民国公民的责任。其建立极大医学的梦想，就并不排除由民国政府主导。12月20日，恽毓鼎投票选举众议员，（620），并认为伶人田际云（想九霄）当选大兴县议员“玷辱议会甚矣”。（622）[34]除夕夜，恽毓鼎照例赋诗一首：“万马光阴挽不还，又随烛影照衰颜。妻能知足家门乐，儿解分劳老境闲。故国遗踪轻似叶，一年今夜重于山。永和癸丑明朝是，水竹何时却闭关。”（628）其心境跃然纸上。

恽毓鼎的观念行事准则，在一封致兄长的信中有明确详细的表达，只是很难用今日的观念来理解，他说：

民国虽建，大难方兴。风俗之奢**，人心之诈巧，至吾苏而极。劫运之交，殆将不远。直隶淳朴俭苦，犹存老辈典型。恒赵深冀之间，至今尚奉宣统正朔，确守遗经，不知革新为何事。窃以为元气淳厚，一时未易散也。至于北京为争名之地，非闲野所宜居。青岛托庇外人，尤非所愿。又凡都会码头，生活程度过高，只便仕宦经商，而不便久寓。愚意拟于恒赵深冀间，择其文质相间者而卜居焉（过于固陋之处，用途虽省，而培植子孙则不相宜），终其身为北人，不复作首邱之想矣……摄政三年，亲贵遍布朝列，卖差卖缺，竟成市场，正人屏诸卑闲，危论付之不省。稍有知识者，皆知国将亡矣。革命军兴，推到恶浊政府，士农工商翘首以盼幸福，不料自私自利之见，更甚于专制之朝，统一无期，秩序不定，胶胶扰扰，如在梦中。志士心灰，外人齿冷。此中局面，万不能长。以愚意测之，大清无望中兴（亲贵之心死矣），共和决难成立，待其水益深火益热，有大英雄者起而收之，以君主之名，实行共和之政，吾中华将有雄视全球之一日。惜我辈不及见耳。我生不辰，其谓之何！弟燕暂栖巢，唯以看书、写字、赏花为功课，安贫习俭，为得过且过之谋。平日喜用脑力，此心不能无所寄着。而近来新发明之学理，实有胜于旧说者，以余力从事钻研，亦颇获餍心之乐。始而挽发作道士装，亦可通行社会，无如发根以逆挽而痛，且奇痒不可爬搔，其苦万状。继乃思身体发肤，贵乎适意，吾岂好辫哉！何必自寻苦吃！遂于亡国百日后四月初五之夜，毅然截而髠之，于是种种者变而濯濯矣……都中尚有一部分为清朝之官，如弘德殿、实录馆、崇陵工程、二陵、八旗、内务府、钦天监之类，具折谢恩，请安请假，皆直达内廷，钦奉上谕，有时亦有交片，盖用法天立道小玉玺，五大臣署名（两太保，内务三臣）。每日亦有宫门抄，称为宣统四年，仍用旧历。真自来未有之怪局。此为外间所不知之事，聊为两兄言之，幸勿传播，或生波折也。（592-593）

仔细揣摩，恽毓鼎可谓文化遗民，只是其安身立命的文化不得不附着于君臣纲常的政体之上，难以自拔。至于以君主之名行共和之政的臆想，看似怪异，实则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变相。

严修以旧历记完辛亥年的日记，壬子新正（2月18日）起，改为阳历为主，阴历为辅。半月间，除2月24日袁世凯专人来问候外，平淡如常。3月2日午后，与来访的范源濂等同访李士伟，商议促成临时统一政府之策。闻保定日内大焚掠，知天津不得免。是日原定宴客，因将有乱事，改期。入夜十点钟，果然枪声大作，东西火光烛天，继而南面亦火起。有亲戚女眷来避，内外防守，彻旦不寐。次日，亲友来促其见当道要求维持秩序，有人建议非雇佣外国兵不能弹压，否则抢掠更甚。“余遂同伯苓、柱卿往巡警道署，路经北马路，残破不堪言状。行至铁桥，两岸之人如堵墙，闻枪声不绝，盖敬林观察率警兵捕拿抢掠之人也。捕获之人，随行于途，有哭泣者。”（1724）严修等遂与杨以德同行至警务公所，各团体及学界、商界之人络绎而至。午后总督等官员亦到，众意皆以雇洋兵为然，属严修言之当道。恰好张绍曾在座，问其有无流弊，答称无妨。遂公推张绍曾往见日本提督，又公推严修代表同往。日本提督慨允借120人，以40人搜查，80人巡逻。以张绍曾为司令官。下午四时，40名日兵先到，率以游街，警兵40人同行。在众人的怂恿下，警道杀抢掠之17人于东门外。当晚严家妇孺避居井上医院，严修则宿于厨房。

为了加强治安，防范再次出现大规模骚乱，次日，治安会开会，严修与张绍曾一同往见总督商借军械。张绍曾又专程进京面见袁世凯，拟招千名学生军。3月6日治安会商议进行次第，严修不赞成招学生军办法，主张先联络官、军、警及绅、商、学各界，使声气相通，不生误会。俟联络为一之后，再议成军人数。张绍曾表示赞成。两人遂往谒署理总督张镇芳。当晚，会商讨论治安会流弊及补救办法。（1725）此后数日，接连与各界及当道商议治安会事宜。3月11日，前一天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来电，委托严修为治安会会长。不过，当天在督署会议厅议事的结果，取消治安会，另行组织官民联合会，公举严修为会长，并应严修的请求，公举王绍濂（少泉）为副会长。（1726）

3月13日，张镇芳辞职，举荐严修接替直隶总督，袁世凯派人前来劝驾，正色辞之。为了稳定治安，将闹事的军队解散，同时取消学生团。3月15日整个上午，联合会继续开会，表决取消学生团，另行组织。午后严修到东宣讲所宣布解散学生团，众起质问，全场鼓掌和之，喧闹许久。在他人调停下，严修退席，避至劝学所，众又寻踪而来，纠缠不已。最后严修许以18日举代表来舍候信，才勉强散去。（1726-1727）次日，联合会开会商议商会提议、延长夜禁钟点以及谢绝外兵各事。

民初党派社团蜂拥而起，均设法扩张势力，籍忠寅、张国淦等即力邀严修加入国民协进会。章太炎、黄兴等人也来函致意。严修虽然不愿参与党派，还是列名国民协进会，对于当地政治及社会事务发表意见，参与协商提议质问本省财政及组织临时省会两问题，并协议商团章程。只是实际提出时，未与谘议局议长同往督署。（1727）3月下旬，虽然人心依然惶惶，严修等人已在商议取消官民联合会事宜。因为同类机构太多，当道也不免混淆。4月2日，由于误以联合会为保安会，当局即来人调解。（1729）4月5日，联合会开会，报告两议长往谘议局催询组织省议会事，并以多数人赞成为由，即日解散官民联合会。（1730）

此后，严修除了关注社会事务外，常常看戏，其时王瑶卿、金月梅等名角在津挂牌，尤其是汪笑侬演的各种新戏，如《珍珠塔》、《立国难》、《受禅台》、《党人碑》、《双泪碑》、《劈三关》等，严修颇为欣赏，认为“颇中情理”、“极佳”。（1729-1732）回津后戏瘾更大，一日之内竟然连看三场戏。（1734）这时严修看戏的瘾越来越大，7月20日，蔡学使邀集严修等人讨论改良戏曲事宜，严修同意他人建议，以礼貌邀请汪笑侬担任此事。（1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