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二 有遗有老（第1页）

第二节有遗有老

骤然进入民国，一时间最难以适应的人群当属前清的大小官员。一方面，退位的小朝廷依然存在，而且正式受到民国政府的优待，各种衙门机构暂时还在虚应故事，许多实官尚未解除与清朝的关系，至少形式上仍然是清朝的臣子。即便后来各衙门陆续被民国政府接收，小朝廷仍然保持了一些机构。另一方面，清王室早已自顾不暇，除少数近臣外，为数众多的内外大小官员不可能继续赖以为生，即使不赞成共和，也要设法在民国政府之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刻意立异，以自高身价，还不免有矫情之嫌。[16]

清廷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右）、那桐

民初改元，曾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解职后又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的那桐于旧历新正初一即表明：“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17]不久，弼德院撤销，那桐以病向总统辞去税务处督办之职，并且搬到天津德租界居住。7月11日，那桐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连日记也只能口述。他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五族共进会以及皇族公宴孙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赋闲的那桐生活平淡，除了看戏、应酬、吃饭外，间中偶尔回北京一趟。他在天津英租界的孟家庄建造房屋，并于1913年1月迁入新居（701-731）。或许由于那桐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与清王室的关系仅限于礼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不知其已于十余年前故去，还拟予以表彰，以正风气，以免前清亲贵被伪组织拖下水。

另一位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徐世昌，原是北洋集团的核心人物，又是袁世凯政权的重要推手。皇族内阁解散，他被解除协理大臣之职，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在清朝与袁世凯之间，徐世昌既要帮袁世凯的忙，又不愿公开失了对清朝的礼。壬子新正，他凌晨四点半就起床，“入直，蒙恩赏八宝荷包。召见，谢恩，又蒙面赏荷包，行贺年礼。趋诣皇极门外随皇上朝贺皇太后，又趋诣乾清宫朝贺皇上”。[18]此后他每日照常入直，隔日侍毓庆宫，回寓后办或谈公事，看书、写字、会客、应酬，也常常会见袁世凯，与之深谈。至于所担任的新旧两朝各项事务，则逐渐辞去。如向袁世凯辞去津浦铁路之事，向清室辞去太保等衔。5月间，曾请假回河南汲县省亲，详细记录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办之事，前后历时近一个月。归途又转赴山东，游览泰山、孔府林庙、崂山等地，察看枣庄中兴煤矿和津浦路外，主要是到青岛置地购房，为移居做准备，并访晤了聚居于此的前清官员和德国人卫礼贤。6月中旬才回到北京。

回京后徐世昌的生活有些变化，不再入直，开始一周还进内及诣毓庆宫，随后便每日在家。7月5日，徐世昌离京赴日本考察，7月8日从天津登船，到大连时，因身体不适等原因，乘火车折返天津。8月1日，即由天津启程赴青岛。这一次是举家迁往，与周馥等遗老为伍，过起了寓公的生活。和天津、上海、港澳等地一样，青岛是遗老的聚集之地，据说仅巡抚、副大臣以上的就有18人。大小遗老遗臣遗民的著名者，如周馥、赵尔巽、张勋、劳乃宣、吕海寰、李家驹、于式枚、邹嘉来、刘廷琛、吴郁生、张人骏、王宝田、溥伟、王垿等，徐世昌与之多有往还，颇不寂寞。

10月，徐世昌回京转往河南汲县，在京期间曾与梁启超两度会晤。不过这时徐世昌并未脱离逊清王室，11月19日从河南回到北京，次日即再度陷入在袁政府与清王室之间周旋的境地，“慰廷约谈，留饭。午后归，小憩。访世博轩，久谈。到姜翰兄处，晤李仲先谈有顷。晚归，赵智庵来访久谈，八、十两弟待谈。连日说话多，心气困惫，夜不能寐。本月初七日奉旨会商裁併内务府各衙门办法，今日访博轩商酌一切。前月底博轩又为续假两个月”。徐世昌很少在日记中流露个人的情绪，这一次例外，恐怕不仅是因为说话太多那样简单。11月29日，他到内务府筹备处，会议裁并各衙门事宜。

新政权与旧朝廷两方面的人都来找，都要见，而且决非礼节性拜访，令徐世昌有些不堪其扰。12月11日，他离开北京前往青岛。此行是脱离是非之地，还是另有觊觎之心，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12月31日，“晚上供，先母卒忌。慈亲见背，忽忽已十六年矣。时事变迁，全家寄居海上，思念先慈，不胜悽恻”。民国元年除夕徐世昌所悲，大概也包括自己进退两难的处境。和多数遗老一样，他心中还有自己的盘算，需要等待时机。

新年伊始，荣庆仍然记为宣统四年。虽然国体变更，在他却一切依旧，仍然继续着前清的种种程式化生活。可是好景不长，民国初立，政局持续动**，正月十二日（2月29日），京津一带便发生兵变，连续两天夜里，城内四处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并且一度枪声到门，火光彻户，异常危险。元宵节的前一天，荣庆被迫举家到天津避难，并率先前往天津探路安排。十八日（3月6日），天阴，荣庆触景生情，赋诗感叹自己的遭遇：“海泗侨居蜃气蒸，连朝不见日东升。几回梦旧仍泡影，唯有随缘是上乘。卧病甘为无爪蟹，逢人不作付膻蝇。茫茫身世何从说，万感都灭感不胜。”[19]昔日的繁华权势，只不过黄粱一梦。既然无力回天，唯有得过且过。

在天津，荣庆与相交最得的旧同僚严修有所往还，各处游览，还生平第一次看了电影。二月十二日（3月30日），请陆润庠由院行文开去差缺。并在津看房，拟久居。所住的英租界，在繁华的天津算是僻静之处。其旅津生活，五月初三日（6月17日）所得四句诗描写最为形象：“畏日常遮牗，多风总闭门。楼高频止步，客少更无言。”（210-211）日常除看些历朝诗词史书外，“出无车，使无仆”，耳目闭塞，深居简出。原来很少看报，如今只能从报纸上获取信息，所看报纸包括《民意报》、《大公报》以及梁启超主编的杂志《庸言》等。所以他知道民国政府的变动，如唐绍仪川遁，陆征祥继任，孙中山到京等消息，可是他见报知徐世昌到津，却不得其处，“真无爪蟹如我，苦矣”。（212）

无奈之中，荣庆也逐渐平和心态，苦中作乐。四月十三日（5月29日）移居楼寓，得诗一律：“但教容膝便能安，况上重楼更可观。新树低培如麦秀，层台平峙当山看。闲门客少经旬闭，虚牗风高镇日寒。最好小台宜远眺，连宵月朗总凭栏。”这样的随遇而安，不仅应对环境的窘迫，更隐含家国身世遭际的淡然。“淡饭粗茶人永寿，山环水抱我安居。繁华回首都如梦，但愿平安守敝庐。”（212）

身居津沽的荣庆，不能忘怀于故都，五月二十六日（7月10日），因大姊亡故，一度入京，“见西山如逢故人”。（212）十月间，荣庆一度举家返京，临行前“阖家均喜而不寐”。（218）可是民初的京师居大不易，天津却成为前清旧人的重要避难所，荣庆逐渐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六月三十日（8月12日），荣庆与许秉琦（稚筠）、于式枚（晦若）、孙宝琦（慕韩）、陈邦瑞（瑶圃）、郭曾炘（春榆）等“晤于一堂，快聚非常”。“十年旧雨，异地同堂，不啻东华门中，昆明湖上也。”（213-214）此后和这些老友时相往还，直把天津当北京。十一月在锦江春吃饭时，还与铺掌操蜀语问答，颇感有趣。

安居与随缘，在荣庆不仅是自己的陋室与窘境（有时甚至要典卖衣物），更有对于新国的默认。八月初一日（9月11日），他送陈夔龙诗曰：“结袂通明厂，匆匆廿六春。同为游蜀客，都是少孤人。忆昔艰难共，而今世局新。吴淞秋正好，珍重此吟身。”（215）所谓“一代文章归变例，百年身世付随缘”。“我采芙蓉江水上，商山自有采芝仙”，（216）虽做遗老，归隐林泉，却要安于天命。和与之同门的志锐、升允、端方相比，各异其趣。

心绪转移，使得荣庆看待世事景致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十一月十一日（12月19日），大雪弥漫，荣庆喜为丰年之兆，倚楼得句：“缤纷瑞雪兆丰年，多少楼台罨画中。入望都城银世界，梅花消息在墙东。”（219）十二月十八日（1913年1月24日）和陈夔龙诗二首，各篇的后半阙谓：“一任风云变，翻教格律新。吾才嗟既竭，老矣灌园身。”“朋旧看看少，河山处处新。嗟余衰朽甚，尘市涸间身。”（221）自觉老朽，却承认日新。壬子除夕，荣庆在日记中写道：“毕竟今年胜去年也”，并于次年放弃宣统纪年，改书民国二年，（222）算是对民国的接纳。

壬子新正这一天，作为袁世凯内阁法部大臣的沈家本，“本应诣皇极殿行朝贺礼。因服色不便未去。同人相约如此”。（1342）这与徐世昌对清廷的恭敬如仪反差明显，真实原因当是原来的阁揆已经摇身变为民国总统，使得清朝最后一届内阁的阁僚们处境尴尬，不知如何才能左右逢源。这一项集体选择，体现了他们在旧主与新酋之间的向背。是年沈家本已经是72岁高龄的老者，仍然每日到署办公，有时连星期日也忘记，到署后才发现空无一人。由于武昌起义后京官纷纷逃走避难，各部官员多属暂、兼，已经是维持会性质。因为与南方临时政府关于定都何处的争议迟迟未决，袁世凯只能暂时以原来的内阁为政府。所以3月10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仍由清朝最后一届内阁的各署首领依次行礼，然后再带同丞参司员谒见行礼。（1344）[20]三天后，袁世凯才发令特任唐绍仪为中华民国政府的首任国务总理。司法总长由王宠惠出任，次长徐谦。[21]

4月21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现在国务院业经成立，在京原有各部事务，应即分别交替，由各部总长接收办理。”于是法部署中公事停办，印信停用，有要紧事，送往国务院交徐谦办。沈家本“专候交代事毕即可脱离政界矣”。（1346）法部旧人为此到徐谦处大闹，又聚会商议应对办法。5月1日，王宠惠抵达北京，7日起，法部正式交接，次日交接完毕。21日，司法部又派恩培接收了法律学堂。

脱离政界的沈家本心中还是挂念着政界之事，对于民初政坛的风云变幻相当关注，尤其是内阁的动**。国务院总理唐绍仪辞职后，参议院公举陆征祥为总理，而同盟会阁员集体请辞，挽留不果，只能换人。司法总长一职，又想请沈家本出山。沈以久病未愈实难再出应世事婉谢。袁世凯托人轮番劝驾，允诺“参议院可不到，国务院亦不必常到，可在总其大成”。（1350）因为病体实在无法承受，沈家本坚持不出，只接了法律顾问的闲职。

沈家本年逾古稀，身体确实有病，不过，从后来常常可以到剧场看戏以及参与组织法律学会（亦辞会长）等情形看，繁忙公务固然难以胜任，挂名担纲未必不行。只是他对逊清王室和民国政权的感情复杂，但求平安无事。他所写“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的诗句，可以窥见其心境。他撰写的挽端方联：“奇变发征途最可怜夏鼎商彜同遭沦落；忠魂逢浩劫更怕谈峡云蓟树还望归来。”（1350）也反映了内心的复杂纠结。他参与过湖州同乡在江苏会馆欢迎陈其美的茶会，双十国庆，又为节前谣言四起而平安度过感到可喜。（1355）1913年元旦，他还随荐任以上官齐赴总统府行礼。只是与世无争的闲谈日子所剩无多，民国的光阴，沈家本仅仅度过了一年半，就溘然长逝。

壬子元旦，署度支部大臣绍英照样朝服进内，先后在皇极门外和乾清门内行三跪九叩礼。可见若以阁僚论，他不在沈家本所说的同人之列。对于民国，绍英的态度相当复杂，“虽客腊廿五日奉诏旨宣布共和政体，臣民未免失望，然果能皇室之虚荣罔替，未始非国家如天之福。今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喜色，岂非大清帝国二百九十余年深仁厚泽之报耶？况共和政体办理能否妥协，各国能否承认，尚未可知，将来皇上典学深纯，国民思念旧主，友邦推举贤明，未始不可由共和复归帝政。是在天演物竞出于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逆料。惟祝国运亨通，苟全性命，获免瓜分，是诚五大族国民之幸福也”。是日在天津住院的慈亲获赠一盆绫制杏花，绍英赋诗记之，末句为“惟愿春风长拥护，年年万紫映千红”[22]。其意当不仅写景而已。

进入民国，绍英本想辞职，友人劝以不可着迹，当缓为引退，于是暂缓进署。正月初四日（2月21日），陈（威）公猛来，告以大仓借款有经手佣钱九千元，如何处置。答以“前已嘱阁下预为声明，本大臣办理公事，一切私款向不收受。此款既系彼向有之款，即由阁下酌办，余即不闻不问矣。公猛云：既承吩示，即将此款作为银行佣钱可也”。（285）初七日（2月24日），绍英祭灵棋神祇，求得一卦，不佳，自诫“应循理慎事，不宜远行。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应以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之语（倭仁语），为免咎之道。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祸。当常存敬畏以处患难为要”。初八日（2月25日），周自齐来谈，“求其署中偏劳，如项城问及，即云某患病未愈，好在再逾数日，即可办交代矣”。周应允。（286-287）

正月十二日（2月29日）夜，曹锟第三镇兵变，绍英家遭到抢掠，损失甚重。绍英率同家人逃至东邻暂避，幸人口平安。次日即移居医院暂住，并陆续迁往天津。不料天津也发生兵变。廿五日（3月13日），谕旨补授绍英总管内务府大臣。“敬闻恩旨，感悚交深，唯有勤慎供职，清洁自持，以期仰答天恩于万一。”（289）廿七日（3月15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绍英开去度支部首领，委任周自齐暂行管理度支部首领事务，陆宗舆暂行管理度支部副首领事务。”绍英闻讯，“窃自上年九月廿六日署度支部大臣，已四阅月，库款支绌，困难已达极点。今幸开去，如释重负。第自年前十二月廿四日请假后，即未到署，实署任三月”。（292）自此，绍英脱离民国政府，专心办理逊清皇室内务府事务。

一月廿八日（3月16日），绍英往见袁世凯，略说内务府用款事，后者允为随时拨给，有事可来此面谈。（293-294）次日绍英进内谢恩，交世续千金以备见面礼之用。所谓见面礼，即内务府大臣初到任，见太监诸人送给礼物。（294-295）则清朝虽然结束，小朝廷的架子仍然端得十足，陈规陋习，一仍其旧。又到大清银行接洽拨款事宜。二月初三（3月21日），至临时筹备处见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商议阳历阴历合璧事，均甚赞成。（297-298）

作为逊清皇室的官员，在民国已经失去威权，从前内务府总管大臣的风光不再。二月十三日（3月31日），有人到南院讹索，绍英找来巡官将其劝走。当晚所在二区派巡捕三人来，拟每月给津贴钱一百千，作为菜茶灯烛等用。（302）关于内务府拨款事，也要时时与府院及各部门打交道，虽给面子，却未必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