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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议西方史学的反省近现代篇（第1页）

漫议西方史学的反省（近现代篇）

如果说，历史学家的工作是为历史作总结，那么史学史家的工作就是为历史学家做总结。前者是对往事的思考，后者则是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的自我反省是史家从自在走向自觉和史学从旧形态转向新形态的动力。史学反省肇始于时代与社会的变革，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总是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并受到这一时代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支配与制约。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反省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端后，西方史学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反省活动，并不断地把西方史学推向前进。

一

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一次反省发生在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地理大发现”后，西方社会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商品流通打破了昔日封建农本经济的闭塞状态，探险家与传教士又经海路不断从域外为西方人带来无数前所未闻的知识，历史学家也因此不再沉湎于自己先祖的历史，而开始以一种好奇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扩大了的世界。那时，人文主义思潮弥漫西欧诸国，人文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早期资产阶级史学的一种雏形，人文主义史学也有其局限性。人文主义史家借助古典文化来反对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但却形成了对古典史学的迷信与盲从，他们虽然在内容与方法上改变了处理社会历史的方法，但却鲜有学者从事构建社会历史理论体系的尝试，他们普遍重视文学艺术、政治学等学科，却很少有人明确提出史学是一门有独特内涵的学科，如此等等。面对“地理大发现”后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历史学家需要对历史学自身作一次深刻的反省，以便使史学以更新的面貌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过去，看待现在，昭示未来。16世纪后，近代自然科学及相关的人文学科的发展，为这次史学反省造就了学科动因。

16世纪下半叶，法国形成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群体，他们已敏锐地察觉到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与人文主义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都陷入了困境，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其中让·波丹堪称这一群体的代表，他于1566年发表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是这次史学反省的代表作，可视为是西方史学的一个转折点。他对西方史学的反省，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力图赋予历史以科学的性质，并把它作为一门服从共同规律的科学。在他看来，历史可以划分为人类史、自然史，神明史（宗教史）。他为这三者规定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并将人类史列于首位。他认为，人类史应以人为其主题，“它叙述的是在社会中导致人类生活变动的人类种种行为”；它不仅包括政治军事，还包括人们的社会生活、民族特征、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这就破除了当时人文主义史家恪守的古典史学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并预示了后来伏尔泰的若干史学观念，体现了先行者的思想睿智与历史光辉，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意义。

第二，提出应在历史著作中消除价值判断，强调史学工作者的求真精神。他指出，“历史非他，不过是真相的反映”。为此，他强调史家必须对史料进行辨析与考订，并为此提出了鉴别史料的若干原则，还从心理上对史家记事所可能出现的偏差作出了具体的分析。他诸如此类的论断在西方史学史上都具有开新的意义。

第三，在历史编纂中主张以三阶段说来取代传统的四大帝国的历史分期法。这是波丹史学反省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贡献。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普遍采用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分期法，波丹认为，这种源自《圣经·但以理书》的历史分期法是不足为据的。他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新的历史分期法：首先是东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占优势的阶段；其次是希腊和罗马居统治地位的阶段，最后是北方诸民族领先的阶段。他的这一新说，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神谕的基础上，而是奠基在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中。波丹通过分析人性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概括了这三个阶段的历史特征：第一阶段是笃信宗教，富于智慧；第二阶段是城邦国家、殖民扩张、法律制度；第三阶段是战争和科学技术。不管怎样，这种分期法反映了他为摆脱基督教史学的旧框框和建立新的史学体系所作的努力。

总之，16世纪下半叶，以波丹为代表的法国历史学家所作的史学反省，反映了西方新一代史家要求打破旧传统（古典的和神学的）和把人文主义史学继续推向前进，并促进西方史学走向近代化的一种积极的新趋向。

二

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二次反省发生在18世纪上半叶的启蒙时代。从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史称“启蒙时代”。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主流无疑是理性主义。这一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这一思潮在史学上的反映就是理性主义史学的兴起。人以其理性来认识自然、改造社会；弘扬理性，就是推进历史，反之则阻碍进步。这种对抽象理性的崇拜成了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征，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伏尔泰那里更有着充分的展示。正是伏尔泰，在波丹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出版200年之后，相继发表了《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1756年）等论著，构建了近现代西方史学第二次反省的主要界标。苏联史家科斯敏斯基指出：“伏尔泰按新的方式提出了史学的要求和任务，这是他无可争辩的功绩。可以说，正是在伏尔泰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他对历史的科学任务有明确的认识。”概言之，伏尔泰的反省，一方面批判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另一方面则开始构建与确立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体系，这种破与立的过程，充分反映在他的两部史学名著中。

在伏尔泰那里，历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他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着意要表现这样一个主题：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逐步摆脱了偏见、迷信和奴役，尽管他们历尽坎坷曲折，但总是向着理性、公正和物质与精神不断改善的方向前进的。他明确指出，历史不是神话故事，不是地球一隅的上帝选民的故事。在他那里，《圣经》不再是用来解释历史的最高权威，全部的人类文明史在时间上都要早于《圣经》的记载，而且范围远远超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所知的地域。他的视野所及遍布世界各国，这种从全球角度观察世界的方法，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由公元5世纪古罗马神学作家圣奥古斯丁至17世纪法国主教兼历史学家博絮埃一线相传的神学史观，而且开创性地运用了比较历史的方法，得出了许多同以前截然不同的新见解。如他把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民族精神与风俗习惯同其他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得出了欧洲并非一切都走在前面的观点。

伏尔泰

伏尔泰在史学上的反省，旨在为克丽奥（历史女神）树立一个不同于古典时代的近代新形象。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本书拟叙述的，不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作者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作者企图进行尝试，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因此，他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功绩，还写了该时代各个方面的情况。他尤其致力于描述人类精神的进步，把大量笔墨落在人类智慧方面的文化成果上。他极力赞美人类文明史上四个值得后人重视的时代，即：亚历山大和伯里克利时代、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美第奇家族统治佛罗伦萨的时代、路易十四时代。他认为，“这四个兴盛昌隆的时代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时代，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崇高伟大的划时代而成为后世典范的时代。”总之，伏尔泰不仅复活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所奠立的社会文化史传统，更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有悖于那种偏于政治军事史的传统史学的文化新视野，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开近代文化史研究之先河，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伏尔泰的创新，更突出地体现在他把哲学或理性精神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曾主张：“历史只应全部让哲学家去写。”伏尔泰的这一偏激之词当然是有感而发。整个17世纪迄至18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坛博学派盛行。这是由于当时的宗教战争，使许多寺院被解散和洗劫，寺院收藏的图书、档案及一些珍贵的手稿，以低廉的价格抛之于市。许多学者便纷纷出来抢救这些宝物。然而，这时的博学派史家注重的只是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他们大多缺少应有的批判精神，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他们往往缺乏一种明察秋毫、鞭辟入里的历史眼光。17世纪曾一度出现的怀疑主义思潮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伏尔泰关于把哲学引入史学领域的主张，在当时就大有振聋发聩与启人心智的历史作用，正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所说：“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道路，他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黑暗的历史档案库中。”由于伏尔泰和同时代史家的共同努力，终于把西方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理性主义史学的阶段，它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的确立。

三

1824年，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发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开始了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三次反省。这次反省是兰克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全面、系统的检讨与反思，从而对历史学的性质、任务及方法提出了更加明确与严格的要求。这次史学反省活动的影响从西方一直延伸到整个国际史学界，历久不衰，很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兰克力图把历史学提升成一门独特的科学，这一宗旨使他获得了“近代历史科学之父”、“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的声誉。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学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如实直书而已。”这一段貌似谦逊的言辞，实质上包含了相当深刻的含义。近代西方史学自伏尔泰之后，获得了新的进步，但在其发展进程中也暴露了它割断历史、过分夸大理性、企求普遍性与永恒性原则等种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从19世纪初开始，浪漫主义史学及其伴生物历史主义思潮盛行西方史坛，于是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重视各个民族的独特性、主张通过挖掘与考订史料客观地展现历史的真实性等论断日渐受到重视。这一史学发展的背景使我们可以看到，兰克的上述言论显然是对理性主义史学的一种对抗，也是他的历史主义治史原则的最初阐发。按照他的观点，历史学是指通过收集与辨析文献证据，并依靠这种辨析的文献证据使客观历史在文字上还其真相的一门学问，这就是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的含义。就此看来，兰克所云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总结和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历史科学”还不是一回事。

兰克

兰克在这篇序言中所标榜的“如实直书”，被后世学者称之为客观主义史学的最主要的信条。事实上，标榜“如实直书”确是他一以贯之的。早年，他在读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时，就萌生了这种信念：“我相信历史的真实比罗曼蒂克的小说更美更有趣，从此我献身于前者，并决心在自己著作中根绝任何想象和杜撰，严格将我的工作限于陈述事实。”晚年，他在《世界史》一书的序言中也表示希望从书中“消灭自我”，即把他的观点毫无保留地从书中排除出去。可见，“如实直书”是兰克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在他看来，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弄清楚，历史著作就是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文字形式的还原。为此，历史学家应当超然物外而不怀党见、辨别真伪而不论断是非。

兰克史学方法论的基础是对原始资料的执意追求及对它进行严格的考订与辨析。他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附有一篇著名的论文：《对近代史家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把前辈史家尼布尔处理早期罗马史料的批判方法运用于研究近代历史，提出了影响后世的批判、考订历史著作与史料的原则和方法。兰克这篇论文的发表，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史学批判时代的开端”（古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