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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议西方史学的反省古代篇（第1页）

漫议西方史学的反省（古代篇）

研究西方史学史，个人以为，不仅要研究它的历史进程，即了解与认识它的发生、发展、繁荣及其变化的历史轨迹，而且还要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亦即回顾与反省西方史学自身的历史进程，唯其如此，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工作才是自觉的，正如前辈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言，这是“我们史学史研究工作者进行自觉教育的一课”，应当说这是很重要的一课。因此，西方史学史之史的任务，就是要阐明西方史学史从古迄今的演变，从中寻求史学史自身发展的脉络，这对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诚然，对西方史学自身进行反省，严格说来，当始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年代。但这一“复兴”，也让人们认真思考那个时代史学反省的精神源头。本文有意上溯，力图把目光聚焦在古代西方（侧重于古代希腊），即西方史学在发轫时期的史学反省精神。倘读者有兴趣将下文合在一起阅读，也许可以把西方史学史之史说个大概。

一、反省精神的初现与回响

广义地说，历史学从其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历史学家的反省活动就渐露端倪了，就体现出了一种零碎的或不自觉的史学反省精神，尽管稚拙，不够完整，但终究也是人类史学遗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于西方史学史之史，究竟从何谈起，还得仔细斟酌。在这里，本文所说的“古代”，姑且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所体现出来的最初的史学反省精神说起。

众所周知，正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奠立了西方史学的根基，他的传世之作《历史》虽然尚存不少谬误，但无论如何都算是西方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史学名著；虽然希罗多德并不是一位历史思想家，但难能可贵的是，从他开始，就留下了古代史家对历史学自身发展的最初思考。且看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一开篇就这样写道：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由于年深日久而被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从这段“引言”来看，希罗多德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他对历史学性质的看法。细细分析这一段话，在这位古希腊史家看来，作为一门知识（或科学）的要求应是：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他前人（“史话家”或散文史家）所记载的“趣闻逸事”；探讨的是“人类的功业”而非“神的奇迹”，力图把凌乱无序的材料与单个事件纳入在有序的时间系列中，但当时希腊尚无确切的纪年方法；寻求在事物表象后面的因果链，即他所说的“原因”。正由于希罗多德所奠定的史学具有以上几方面的特征而被柯林伍德称之为“科学的史学”。

在希腊史学发展史上，至希罗多德出世，诗与神话的时代结束了，散文史家的半真半假“史话”时代也过去了，从此，西方的历史学诞生了。希罗多德的上述“言论”，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有过如此较为完整的叙述，事实上，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这段“引言”，是对他之前（或可称之为“前希罗多德时代”）希腊史学的一次反省，但更是意在道明他对史学性质的看法。

然而，希罗多德在“引言”中对史学发表的见识，毕竟还是初步的，到了他的后辈修昔底德时，他对他之前（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古希腊史学所作的“回顾与检讨”，要深刻得多。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在这里必须完整地引述一下他在其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一段名言：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安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是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这是修昔底德关于“战争事件叙述”所确立的“原则”。同样对一个事件，如果希罗多德关于撰写希波战争，他的做法是“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又表白：“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只要稍加比较，就可发现对“事件叙述”两位史家所持的不同“原则”或“规则”。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希罗多德是位“客观主义者”，他对所见所闻一概“照单全收”，他还是有他的“观察、判断和探索”以及存疑去伪的态度，他的批判能力至少在其同辈中还鲜见其匹。

我这里说的是比较。倘若就对史学的见识而言，修昔底德无疑要远胜希罗多德。比如修昔底德的批判精神，对史料所恪守的严格的辨析与考订的方法，在前引这段话中表述得淋漓尽致，被后世史家（比如兰克）奉为圭臬，修昔底德也因此被后世史家称之为“科学和批判历史的奠基者”，此处不再评述。又如说到史家编纂体例，修昔底德在这段话中也说到了他与前人的不同：他不是在讲“故事”，即不可能“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这种表白既与希罗多德之前的“史话家”相区别，也与希罗多德的写法相分野；他不想“媚众”，即不可能“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这当然与他远大的撰史旨趣即“垂诸永远”息息相关。在西方史学史上，他把编年与记事结合起来，使希罗多德草创的历史叙述体趋于成熟，并就此成为西方史书编纂的一种正宗体例，一如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所奠立的纪传体编史体例。

有趣的是，自幼视希罗多德为偶像的修昔底德，在这里所论，虽然没有点名，但其言却无不是对准他的这位前辈，在“回顾与检讨”希罗多德史学及前希罗多德史学时，他表现出了一种从他开始的“唯理主义的精神”，在史学史上显示出了一种较为深入的反省精神，这在古代西方历史学家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少见的。

二、反省精神的升华与延续

有道是，“希腊为罗马的兵力所征服，罗马同时被希腊的思想所征服”。后人的这个评论，极其精辟地道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强悍的军事征服者虽可攻城略地，逞威于一时，但最终还是要被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所同化，从而在仿效、继承被其征服民族的文化遗产上前进，希腊与罗马的关系就是如此，文化上也是这样，希腊史学与罗马史学之关联亦然。

是的。希腊史学的光辉在“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4—公元前30年）仍然释放出璀璨的光芒，即使在罗马时代，这种光辉仍将延续而不会被湮灭。就史学反省精神而言，值得提出来一议的是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1—公元前120年）。

波里比阿史学体现了古希腊的史学传统，尤其是出色地继承与发展了修昔底德史学，他所显示出来的史学反省精神，较之前人，又前进了一步。可以这样说，在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谢幕之后的200年后，以其睿智和识见，对西方史学作了一次重大的反省工作，在古代世界中可谓是意义非凡。对此，我们从波里比阿的史学理论及其方法论，略说一二。

在波里比阿看来，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它不仅使人们能从中获得广博的知识，而且应当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这是他对历史学性质的看法。于是，他认定史家之天职，在求“实用”。他在这里所指，显然是“治国平天下”之类政治上的“实用”。

由此，波里比阿进一步说明了历史的性质：一为记录事情的真相。因此，求真乃是史家之第一要务，“真实”就如人之双目，倘历史远离了它，岂不成了一堆谎言，为此，历史学家应当以公正的态度，从史实中求得正确的结论，抛弃一切个人的私见和党同伐异的情绪。一为对事实作出解释，这里的“解释”不外是，引起事件发生的原因和事件之间的互相关联及其相互影响。可惜他对因果关系并未能作出深入的探讨。因此，从他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后世实证主义史学旨趣的影子。

从史学方法论角度来看，在西方古代历史学家中，波里比阿的史学方法论也许是最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比如，他在西方史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史家“三要素”：具有批判文献资料的能力、必要的地理知识和政治经验。在他看来，这三者缺一不可，舍此，一位历史学家充其量只能记述事实，但却不能作出辨析，因而也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那么这样的历史研究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尤其突出的一点是，他深得前辈史家修昔底德的历史批判之要义，以及明白求真对历史学家的重要性，为此，认为史家应该客观公正，不存陈见，实地考察，广搜史料，求证辨伪，一丝不苟。综合以上的见解，他对史学的认识，尤其在史学方法论上，与前人相比，迈出了一大步。我以为，后世之所以称其为“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是因为古代西方史学反省精神在他那个时代得到发展与深化，这应当从史学史之史的角度加以进一步的研究。

西方史学最初的反省精神，在罗马时代得到了延续，这可以在古罗马的两位最卓著的历史学家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