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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翠微峰二02（第3页）

我们不知道伯子当选择之时是否感到过痛苦，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即伯子因有这一“出”，后世的“遗民录”上没有了他的名字；而有魏伯子在“九子”之内，易堂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遗民群体”。对于本书而言，伯子此“出”的确意义重大——其人所从事的活动，复杂化了“易堂”的性质。

我以为对于这类身分问题，看重的或许更是后人，尤其在清代表彰明遗民的活动中。彭士望说陈恭尹因交游广阔而“为人所訾謷”，陈氏的态度是“任之”（《赠北田四子序》，《树庐文钞》卷六）。即使不能超然于毁誉之外，伯子对于自己身后是否能入遗民录，未必真那么在意，尽管他确也曾反复陈情，申述他“应世”的不得已。伯子有诗曰：“海国干戈正未休，书生仗策几时投。伪朝李密惭忠孝，江左夷吾老寇雠。”（《署中月夜登楼怅然之作》，《魏伯子文集》卷八）伯子的心事，也惟在诗中，有曲折的透露。

在事后的追述中，伯子的选择被一致解释成了作为长子，为了宗族利益的牺牲。这一解释被不断复述，证明了诸子对问题的严重性的了解。他们说，伯子的作为，有大不得已者。那时宁都局面混乱，即使如易堂这样“结砦而居”者，也“科重饷，祸且不测”，正因了伯子“独身冒险阻，任其事，屡濒于危”，翠微峰才得以保全，自此，隐居的诸子及族人亲戚，“倚伯为安危者三十余年”（《先伯兄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据邱维屏所辑《魏徵君杂录》，“三魏”之父魏兆凤当初也并不反对长子的游幕，只是当“长子偶得当事所馈金，进以奉”时，这父亲“坚不纳”而已。

由叔子写给方以智三子的书札看，“三魏”的上述分工，是自觉的生存策略，兄弟三人必定有过仔细的谋画、商议，决不像叔子记述的这样简单。明清易代过程中，即使参与过抵抗的士人，也会面对如“三魏”这样的再次选择——在最初的**之后，选择此后的人生。于此又有士人的歧途。伯子原富于智谋。叔子说他的兄长“人情当世之故，深炼熟识，入于毫芒”（《伯子文集叙》，《魏叔子文集》卷八），本来就是幕府人才。他的死绝非无可避免。在发生于明末至清初的漫长对抗中，他不过被轻易地当作了供奉祭坛的牺牲而已。

关于伯子的死难，叔子、季子都一再述及，大致的情节是，到康熙十五六年，韩大任仍在宁都、乐安一带顽抗，伯子受哲尔肯之命前往招抚，未曾料到的是，他动身后，清兵突然合围，韩大任怀疑伯子出卖了自己，拒而不见，“始以幽囚，终遭毒刃”（《与顾袁州书》，《魏季子文集》卷八）——在易堂同人看来，重演了楚汉相争中俪生的故事。至于韩大任，则于康熙十七年入福建到康亲王军前投降，江西一带的战事至此结束。

伯子的作为及他的死，作为易堂的一处创口，引发了持久的隐痛。伯子的清白已成为易堂诸子当着面世时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为其洗刷，则被视为这一群体（无论长幼）的伦理责任。关于伯子之死，易堂中人强调的，是桑梓的保全。他们说，伯子并非不知道此行所包含的危险，当着亲友极力劝阻时，他表示自己考虑的是救宁都“县民之生”（《众祭魏善伯父子文》，《邱邦士文钞》卷二）。叔子所记更为具体，说他的兄长赴韩大任营之前，写道：“两兵相交，死者千万。且吾乡**已久，秋深冬至，民无衣被，何以为生，吾何惮此一行为!”（《祭伯兄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邱维屏也说伯子“舍生以救千万人之生”（《众祭魏善伯父子文》）。曾灿甚至比伯子于鲁仲连，说：“当时吾友去，亦似鲁连情”（《过聊城县追悼魏伯子》，《六松堂诗文集》卷五）。伯子的一往而不返，在诸子事后的追述中，被渲染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易堂故事”中的有些情节，曾被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反复陈述，如魏叔子、彭士望的相遇，如伯子之死。这些被反复陈述的片段，无疑有某种关键意义；经由陈述，确也像是构成了易堂历史的关节点。诸子有关伯子之死的陈述，主旨在为其人洗刷，代其剖白心迹。伯子之死，显然不仅被作为家族、群体的事件，因而才有了那种“面对公众”的言说态度，也更令人感到了士人于乱世立身之难。非设身处地，努力去理解遗民一族的道德生活，明白进退出处在当时的极端敏感性，才听得懂易堂中人的那些辩护、哀诉。

但我也仍然注意到，关于伯子的行为，传世的《草亭文集》中没有任何表态。你尽可以想象彭任既不肯苟同，又不愿立异，于是就在他所在的角隅沉默着。

至于伯子丙戌的一“出”用了为家族“存祀”的名义，实际动机则可能远为复杂，未见得不也因了用世冲动。如上文说到的，洁身固然是挑战，某种“自污”则有可能是更大的挑战。那个时期并不缺少被认为守身如玉的遗民，经得住最为苛刻的道德衡量，可比之以贞女烈妇；涉足浊世却又保全“清白”，却不是哪个人都敢于轻试。叔子、季子正以为他们的兄长选择的，是一条更为艰难的路。

最令伯子的亲人痛彻肺腑的，是那种死的惨酷。当遗体归殓时，“细验隐处，疮瘢迹皆是”（《先伯兄墓志铭》），以至伯子之子世杰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终因自虐而死，这也就是叔子所说的“二旬之间，父子并命”（《祭伯兄文》）。那年世杰不过二十三岁。

易堂诸子持久地体验着伯子被虐杀的余痛，这父子的血，不能不令他们自觉创巨痛深。

尽管李腾蛟已于九年前去世，而伯子对于易堂的活动并没有多少参与，伯子的死对于易堂，仍然有非比寻常的严重性。丁巳也像是个不祥的年头，由这一年起诸子死丧相继，终于使得易堂不再成其为易堂。

因了伯子的死，诸子与三藩之变的关系，愈加见出了诡异。康熙十五年梁份为韩大任向吴三桂乞援，十六年韩大任杀伯子。讽刺来得如此突兀与严峻，由叔子、梁份遗留下来的文字，你无法知晓他们对此是何种心情。伯子固然不应当遭此报，梁份、叔子何尝应当遭此报呢!或许真的如彭任似的置身事外，才称得上明哲？

乞援不消说为了复明，招抚则为保全民命。上文已经提到，在此期间诸子及其门人的努力，可能是在不同的方向上，背后有着士人（尤其其中的遗民）处清初之世的矛盾态度——既没有放弃“复明”，又力图“弭变”、“安民”。其实不惟伯子，其他诸子的心迹，何尝不也难明!

甲申、乙酉后的那段时间里，士人于出世、入世间所遭遇的伦理难题，所承受的道德压力，确也非平世所能想象。那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深入到了日常生存的困境，无关痛痒的后人，却像是只能抽象地论说，难以感同身受。鲁迅为柔石的《二月》作“小引”，说“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生活在三百年前明清之际的士人，无论是弄潮还是徘徊于岸边，“沾湿”几乎在所难免。叔子也说，“袖手则不仁，濡足则不知”（《与李元仲》，《魏叔子文集》卷七）。他似乎想自处于“不袖手不濡足”之间，而这“之间”的位置，又是多么难以确定。

但魏氏叔季确也不曾更深地卷入政治，也就不曾被“点污”，因而是更单纯的意义上的“志士”，更诗意的“志士”。方以智的感动于“易堂真气”，多少也应基于这一种比较的吧。在方以智、陈恭尹的眼里，魏氏兄弟确也应如一泓流泉，清浅得可喜。叔子的被时人以至后人目为“志士”，与其说由于他的行事，毋宁说因了他的表达。叔子的动人处，更在呈现于文字的对于志士人格的塑造，在他那富于感染力、感召力的性情，他的热忱与真挚。叔子并不曾经历过有如方以智、陈恭尹所经历的大苦难、大危机，这也使他能用了赤子式的眼神看世界，在人伦关系中，保持了一种单纯的态度。其间翠

《宁都三魏全集》

微、易堂之为屏蔽、保护，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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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不感兴趣于三魏间兄弟情的表达。叔子曾经致书彭士望，说自己与伯子、季子，“老年兄弟，旦夕不能暂离”，又说到兄弟三人“决计合葬勺庭屋内；或死他处，亦必启棺相就”，以便三人的“神明”即使死后也仍然能“相依”（《与彭躬庵》）。这更像是叔子的主意。叔子还说，“吾兄弟既定葬勺庭，便欣然有夕死可矣之意”，接下来的小小难题，是如何处置叔子之妇，因为这妇人决心从其夫葬在勺庭。于是就有了如下方案，即，倘若此妇死于山，即附叔子之左，“当勺庭之房，生时偕寝处”；倘死于山下，则妯娌们就葬在一处。叔子所希望的，自然是前者，说“虽然，祔吾为便”（《书伯子示杰、傚等疏后》，《魏叔子文集》卷一三）——不但对于身后是否兄弟在一处，而且对于夫妇是否在一处，甚至葬处与生前“偕寝处”是否对应，都很在意。由上述计虑的周详，可以相信至少叔子本人对此是认真的。这年（康熙十四年）距伯子之死，还有两年。

“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黄宗羲语）叔子曾引了伯子的话，说“情者，天地之胶漆。天地无情则万物散，万物无情则其类皆散”（《耒湖诗集序》，《魏叔子文集》卷一〇）。叔子自己说“平生固不敢轻用其情”（同书卷一四《祭处士涂允恒文》），又说：“天下之害生于不及情，不生于过情”（卷一三《书计甫草思子亭卷后》），还说“生平于天性骨肉间，情至不可解”（《伯子诗钞引》）。其实易堂之聚，也赖有此“情”，并不止凭借了抽象的“道义”。

伦理经验到了深切处，不免要遭遇表达的困难。丁巳那年，伯子死前的几个月，叔子曾写信给他的兄弟，引了苏辙狱中寄苏轼的诗：“与君今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寄兄弟书》）倘若对于来生不敢期必，合葬勺庭，就不失为一种选择——这至少是可以由家族中人执行的。你不妨承认，叔子所设计的合葬，至少具有“表达”的有效性。兄弟而缠绵至此，像是也不多见。

季子五十岁那年叔子作序，说：“吾兄弟三人如一身，自幼至老如一日。”（《季弟五十述》）哭祭伯子，他说的仍然是“吾兄弟三人如一身”（《祭伯兄文》）。季子也说兄弟三人“如影之随形，响之答声”（《答山西侯君书》）。叔子论兄弟一伦的重要，将道理说得很平实，“盖如兄弟三人，损失一个，则天地之内，止有两个，任他万国九州若亿若兆人，再寻一个来凑不得”（《里言》）。其实“凑不得”的不止兄弟。

伯子死的那年，曾与叔子在异地相见，像是无以表达惊喜之情，伯子对于他的兄弟，不但“鼓掌大笑，拍肩执手”，而且“自面及背，周身抚摩，若慈母之获爱子”（叔子《祭伯兄文》）。兄弟之间亲昵至此，确也如季子所说，缠绵“胶固”，“几几于儿女子之私”（《叔兄五十一岁序》，《魏季子文集》卷七）。“三魏”的兄弟情谊，似乎只有用了男女私情方能形容，在三个汉子，也算得上异禀的吧。季子说兄弟而为“至友”，“心曲”没有什么不可以述说的，却更有忘言之时，只一片欣欣之意弥漫其间（《奉怀叔兄在水庄》，同书卷二）。极尽形容又像是无可形容，季子也如叔子一样，对这一种关系，满足而又怀了感激。

叔子曾对人说，“吾生平人伦之乐，人罕有及者。盖内以父为师，以兄弟为朋友；外以师为父，以朋友为兄弟。”（《门人杨晟三十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中国士大夫的乌托邦，其特征首先不在丰足，而在和谐——这也是宗法社会久远的梦境。

魏氏的兄弟之情不止于“怡怡”。彭士望就说过叔子“于伯、季强谏极言，无微不尽，伯、季之于叔子亦然”（《祭魏叔子文》）。魏氏兄弟彼此匡正，也有好文字，如叔子的《与季弟书》。

是兄弟，又是朋友；朋友如手足，手足则似知交。叔子《祭伯兄文》说到伯子曾有诗寄给他，其中就有“岂徒至性为兄弟，竟自神交托友生”的诗句（该诗收入《魏伯子文集》卷八，题作《睡醒念及凝叔吹灯作此》）。“兄弟”、“友生”，其为伦理意境，一向被认为可以相互补足。叔子说自己与彭士望交，“虽一父之子，无以过也”（《彭躬庵七十序》）。友情之深到了极处，非“兄弟”则不足以喻之；兄弟情深，又只能比做朋友。上文提到过的金声却有异议，他以自己与熊开元为例，说“兄弟”、“骨肉”并非就是友情的极致，“同一父母胞胎而出”，到了“分田宅画财产”，就“不能无异意”（《寿熊母李孺人序》，《金忠节公文集》卷七）。三魏“兄弟怡怡”的图画，倘若置于其时士人所经受的伦理危机的背景上，才足以令人称羡。那个时期并不缺少兄弟阋墙的故事。出自对世情的洞悉，也如处朋友，魏氏兄弟未必没有矫俗的念头。叔子说：“五伦于今，惟兄弟最薄。”（《里言》）还说，“笃兄弟为世所难能，有甚于忠孝者”（《萧小翮五十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甚有结契于朋友，而仇雠于骨肉者”；离间“兄弟之爱”的，通常就是“财利之物”（《同卷《程楚臣六十叙》）。回头来看魏氏兄弟的析产，的确属于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