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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人身犯罪（第1页）

第二节人身犯罪

人身犯罪主要包括伤害、杀人、掠人勒赎、强奸等罪。人身犯罪的性质比较严重，也称暴力犯罪。

一、杀伤

杀伤指的是杀人和伤害两项罪名。从第一章对1933—1935年北平新受徒刑、拘役罪名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监人犯犯杀伤罪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在对1172个在监人犯的罪名统计中，包括行劫杀人，共有102人犯杀伤罪，占总人数的8。7%。[144]报刊对杀人和伤害案件的报道是比较多的，这可能是因为杀伤罪造成的社会影响比一般的财产犯罪要严重得多。故杀伤案件多见于报载，而其他类型的犯罪篇幅较少，有时往往不见报道。

1。偶发性的杀伤案件

北平人因口角等细故引发的杀伤案件日有所闻，仅1936年9月20日一日之内就发生四起凶殴。在各类杀伤案件中，有因欠款而引发的案件。例如，郭俊年时年40余岁，北平人，前曾在某校充当书记，现在赋闲，发妻唐氏，年43岁，膝下有四子一女，一家生计全赖唐氏替人洗衣做饭，赖以维持。郭某有一个朋友叫吕国才，在鼓楼大街草场开茶馆为生，1933年冬天，郭某向吕国才借了大洋数元，一直没有还上，吕国才屡次要求郭俊还钱，郭某每次都说手中困难，无法支付。吕国才也拖欠他人欠款，借款人屡次向他索要。因借款人索款，吕被逼无法，于1934年4月3日上午6时，身藏菜刀一把，去郭某家中索款，而郭某仍一味支吾，二人由口角发生冲突，吕某情急之下，由腰中拔下菜刀，向郭某砍去，郭某面部和左臂被砍伤，血流如注，伤势严重。随后，吕被闻声而来的巡警抓获。[145]还有因口角导致的杀人案件。例如，秦凤林以卖猪头肉为生，1930年7月17日，常德启买了三大块猪头肉，因嫌少与秦凤林口角。秦凤林当即添肉两片，常德启却将肉扔在秦凤林木柜上，并向其谩骂，秦一时气愤，顺手用切肉刀，将常德林右膀及头项砍伤，常德林当时身死。[146]有因做工引起的纠纷。例如，李进忠是鸿庆永煤铺伙计，1931年2月26日赶车人郭培尧为煤铺运送红煤，事后因煤短少，李进忠将脚力钱扣抵偿还，郭培尧不允致起争执，李进忠用扁担将郭培尧胳膊打伤甚重。[147]还有夫妻之间因闲话而引发的案件。例如，郎景忠以木匠为业，在外做工，家中只有发妻姜氏一人，姜氏时年26岁，无事爱在门前闲站。有邻居与郎景忠不睦，在外扬言，姜氏与人调情。郎景忠闻言，信以为真。回家时，正看见姜氏在门前站立，疑她和人定约。郎某回家追问，姜氏理直气壮，大骂不休，郎景忠抄起铁斧，将姜氏头部和右臂砍伤。[148]

上述案件，发生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是犯罪者大多都是由于冲动之下，才起恶念，这类案件的发生都是比较偶然的。对于这类案件的发生，一个较普遍的看法是人们好勇斗狠的心理，反映北平私斗之风的盛行。“他们一言不合，一动失措，就举拳瞪眼的打起来了，终于是武力解决一切。我们可怜他们，无价值的争斗，无意义的动作，实在是因为没有知识的缘故”。[149]

2。奸杀案

大量的案例表明奸杀案在杀伤罪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例如，葛玉山的妻子葛魏氏与滑树堂通奸，二人谋划将葛玉山杀害。在1935年9月19日夜间，滑树堂将葛玉山用麻绳勒项并用刀扎穿心脏而死。[150]葛魏氏与滑书堂为了自身的私欲将葛玉树杀死，这表明在当时女性摆脱婚姻的方式是有限的，只有男性重婚或虐待妻子等情况，女性才可与男性离婚。故而女性只能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追求自身的“爱情”。大部分的奸杀案发生在北平的四郊，而城区因流动性很强，女性的约束较少，因通奸而杀人的案例较少。

奸杀案中还有其他的类型，如奸夫杀死本夫。安相轲在保定作军衣庄生意，北平的家中只有妻子杨氏一人，安相轲的友人郭集五常去安家帮同操持家务，二人日久相熟，发生奸情。安相轲发现奸情后，被郭集五砍伤，伤重身死。[151]还有奸夫杀死奸夫。例如，刘荣泉与赵玉明之妻赵庆氏通奸有年，后赵庆氏又与乌云保发生奸情，引起刘荣泉的不满。1930年10月9日，刘荣泉赴账房胡同赵庆氏家，与乌云保相遇，彼此因姤奸口角而散，刘荣泉认为自结识赵庆氏后所费不赀，今赵庆氏别有所恋即招白眼，心生愤恨，当日夜间乌云保又带人找至刘荣泉家寻隙。第二日即10月10日，刘荣泉知赵庆氏因事赴朝阳门外营房二甲亲戚家，怀藏长铁刀、剃头刀各一柄，寻至该处与赵庆氏相遇，用长铁刀向赵庆氏头部连砍数刀，赵庆氏登时殒命，刘荣泉复怀刀寻找乌云保父子，行至账房胡同地方与乌云保之子乌宝山相遇，甫经交谈又突出长铁刀向乌宝山头部砍击，因乌宝山防卫得法未伤要害，左手腕和右手五指受伤。[152]

亲人或族人杀死通奸者。例如，韩王氏孀居十余年与邻居国万芝有奸，引起韩王氏之族人韩克宏的不满。1933年8月20日晚9时，韩克宏携枪支蹲伏在韩王氏家的猪圈旁，令韩王氏将国万芝叫至家中，国万芝闻声越墙而来，甫一露头即被韩克宏击毙。国万芝的尸身被捆系石块，弃于村外水坑。国万芝的兄长国万林在得知此事后报由村长副，将韩王氏逮捕，韩王氏以杀人罪被判处14年徒刑。[153]韩王氏的案件展示了传统道德和新法律之间的矛盾，刀杀奸夫在传统社会是受到赞赏的，而在民国这种行为应归于犯罪，但是这个案例清楚地表明传统道德仍占据一席之地，犯罪者避免了法律的惩罚，而“奸妇”成了罪犯。

3。虐待

虐待也是杀伤罪的一种，虐待有家庭内部的虐待，多为公婆、丈夫对妻子的虐待。例如，王屠氏与王宴为母子，王宴娶李成栋之女李氏为妻。过门之后，王屠氏母子对李氏时加虐待。一日王李氏由母家回归，王屠氏认为李氏回家的日期与她有妨害，是日夜间王宴用鞋底及笤帚等物，王屠氏用脚，二人共同殴打李氏左臂、右臂、左右手腕、左胯等处。至李氏垂毙之时，用绳将其悬挂门框以致身死。[154]谢桂芳令其子寿山，备妥鸦片烟汤，逼儿媳任氏饮下，任氏跪地哀求，谢桂芳和谢寿山不为所动，强行将鸦片烟汤灌入，任氏喷吐不咽，幸未殒命。[155]还有主家对使女的虐待。下野坤伶金友琴改嫁北长街的张子平。张子平有妻妾三人，金友琴为第三妾，有使女袁双喜，12岁，是在汉口时用洋70元所买。双喜年幼，每有做事不力，金友琴动辄施以凌虐。1935年冬，双喜因失手将金友琴的洋瓷脸盆摔落在地，惊醒了正在睡觉的金友琴，金友琴一怒之下将双喜的双手按在油锅中煎熬，双喜痛不可忍，大声哭喊，大妾张巫云卿亦加以殴打，后将双喜送往救济院中收养，被院方发现伤势，向北平市地方法院控告主家虐待。[156]还有掌班对学徒的虐待。戏班掌班人丁茂林，专门收养贫女，抚养为伶人。丁茂林不仅逼迫伶人卖**，还对其收养的伶人横施虐待，时常打骂，用皮鞭等物进行拷打，他所收养的7个伶人身上都遍体鳞伤。21岁的莲香，因稍不如丁茂林之意，竟然被吊在梁上，用皮鞭蘸水拷打，致使满身青肿，奄奄一息。[157]妓女被虐待的案件也比较多，但是这类案件被告发的比例是比较低的。朱家胡同两顺下处妓女刘红楼受领家虐待，吞服火柴数盒意图自尽，被妓院毛伙发现及时送往市立医院救治。[158]

在北平相关的虐待案件中，女性是虐待案件的主要对象。在现有的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多数受害女性只有在性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会到公安局报案。虐待案件折射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悲苦的生活以及社会地位的低下，各类案件中不同身份的女性被虐待很难将原因归于某一制度，引发女性被虐待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男性主导的社会环境。

4。其他

北平有赌博、鸦片和嫖妓恶习的人数很多，许多杀伤案与此相关。张景义于1932年2月17日召集李海等在家用牌九赌博，张景义抽头管利，因头钱与李海口角，将李海殴伤。[159]王关淑端为王锡九的次妻，王关淑端素日好赌，王锡九不时告诫，王关淑端以为王仲卿向其父说坏话，1933年2月2日晚间，王锡九因事斥责王关淑端，翌日早晨王关淑端又与王锡九口角，在王锡九进城去军事分会后，王关淑端越想越怒遂起杀机，早饭后将女仆张李氏遣走，将11岁的儿子王鑫叫到厨房，手持菜刀向王鑫头上连砍，适时王仲卿赶到，王关淑端又向王仲卿头上乱砍致使王仲卿身死。[160]

因报复而引发的杀伤案件。例如，马玉山1934年因窃盗北宁铁路车煤，被判处徒刑一年。出狱之后挟恨告诉人王凤祥，1935年4月16日，在东河沿持刀猛向王凤祥颈项刺击，将王凤祥刺伤。[161]

还有入室抢劫引起的杀伤案件，如西山黄土坡东正教会修道士俄国人密利先谋杀案。甄明玉与妻子甄戴氏及女儿在黄土坡一号居住，黄土坡一号属东正教会之房，甄明玉在密利先宅佣工并租种密利先山坡地亩，每年收获粮食与密利先均分。女婿李进瑞为密利先厨役，与岳父同院居住。甄明富系甄明玉胞弟，1930年11月3日两人在辛庄相遇，甄明富知俄国人密利先手中有钱起意共同强盗，并约定是日晚间在甄明玉家会面，夜里八时余甄明玉归家时，其雇工崔华亭闻犬吠声，询问为谁，甄明玉妻甄戴氏答言，系甄明玉回家，甄明玉告知甄戴氏，欲往密利先院中弄钱，甄戴氏及其女李甄氏劝阻不听，不多时甄明富潜至，由甄明玉强邀其婿李进瑞同往至密利先院外，由甄明富跳墙入院，开启后门，将甄明玉、李进瑞放入，密利先闻声出视，被甄明富扭倒，用锁带尖刀扎其左臂，甄明玉用石块击其头部，李进瑞会同将其揪倒，密利先旋即气绝身死。甄明富用刀将铁窗撬开，劫去现洋衣物，分给李进瑞二十元。甄明富于次早潜回雇主王德兴家，甄明玉亦避往熟人王瑞家寄住。李进瑞因系密利先厨役，翌日佯作不知，到香山警署报案。[162]

报纸频繁地报道杀伤案件，引发了人们的忧虑。“哎呦！这几天怎么了，简直的如入杀人之市，您听吧，这家子迎面一刀，身上四五刀，当场毙命。那家子脖项一刀，右臂左臂三刀，深已见骨，性命难保，又一家子脊背三刀，当时死去。一桩桩一件件都逃不开奸盗邪**，坑蒙拐骗……说急了，一豁出命去，手底下有什么，什么都能要谁的命，要人命是儿戏的吗？”[163]不仅杀伤案件时有发生，有的案件中作案者手段残忍，如1934年6月28日宣武门外万寿西宫发生凶杀案，受害男性被人用大石头击毙，死状极惨。[164]仅一日后的深夜二时，华北大学女生宿舍发生谋杀案，其手法仿照万寿西宫的谋杀，犯罪者将重约七十斤大石由窗外掷入女生宿舍，致使贺文溶受伤。[165]引发杀伤案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有社会结构的原因，还有犯罪者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活以及传统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严景耀认为，杀人罪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的一部分，人们的社会接触越广泛，犯杀人罪的范围越广泛。[166]

震惊北平的一刀杀九人的杀人凶犯董荣在看守所内向人表示：“伊之杀人，并非有意，只是当时神经错乱，法律一定可以原谅，将来决不至判处死罪，又在杀人之头天，曾梦城隍爷相告，谓吾系魁星，不久快升天了。”[167]董荣的言语可以代表一部分杀人凶犯的认知程度，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已经严重触犯了民国的刑法。在审判时，董荣神态自若，当法庭宣判董荣为死刑时，董荣面色惨白。[168]董荣在犯罪之初，对于他死刑的结局是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这既是董荣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这表明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民国法律的权威性还没有在民众中普遍树立。

二、掠人勒赎

民国以来，北平四郊土匪猖獗，横行无忌，此剿彼窜，出没无常。匪徒结伙持械绑票勒赎之案层出不穷，受害的乡民数不胜数，匪徒每逢剿捕紧急时，则化装逃匿。北平城内是其藏匿的主要地点。不仅四郊的盗匪，河北各县盗匪因北平较近，也往往来平匿居。孟振邦曾在磨盘村大红厂等处，结伙绑票勒赎，因官方抄办甚严，潜行来平匿居。[169]匪犯白子和还在北平开有宝源楼饭铺。[170]聚众匪人少则有十几人，多达六七十人。匪徒中既有北平人，也有外地人。

与抢劫不同的是，掠人勒赎者一般会组成一个较稳定的团体，团体中的头目被称为大头子，二把手称作二掌柜。有专门负责置买枪支子弹、销卖牲口、与说票人接洽的人。土匪在行动时会事先确定后动手的对象，负责指路的人被称作卖底，看管被绑事主的人被称作看票。土匪的掠人过程简单而暴力。有人在外押大水，也即巡风，其余人负责踹来大门，拥进院内用手枪威慑，绑得事主一至两人，对事主的家人说明赎人处所及金额后，会迅速离去。有时也对事主家进行劫掠，将事主家的牲畜牵走。劫匪规定的赎金数多半不是最终赎回事主的金额。为了尽可能地多榨取钱财，他们会提出一个比较高的数额。事主的家人在凑取赎金时，往往不能达到规定的数额，在带着赎金赎人时，如果绑匪可以接受，就会将事主放回，如果不能接受，会令事主的家人再去筹款，直到满意为止。

李进才是宛平县人，29岁，居住在平南庞各庄黑垈村。1930年阴历六月的时候，开始他的第一次绑票经历。他伙同八人在畦村将一10余岁的幼童绑走。正在说票之时，被良乡县的保卫团将幼童夺去。李进才等八人各自逃散。李进才第一次绑匪经历的后果是他的母亲程氏为此被看押，最后在监狱中病死。潜逃中的李进才并没有就此隐匿而是投入了晋军当兵，在北平西苑驻扎。1931年9月他从军中逃走，以负苦度日。也许是因为艰苦的生活，半年后，他便投入了被称作朱先生的安大邦的手下，再次参与到伙同绑票勒索中。安大邦的组织并不大，有同伙十余人，在李进才加入之前，他们只有三次绑票的经历，并且都成功了。

1932年阴历三月的一天晌午，李进才等14人从佟家营安大邦的家内出发，用一辆轿车拉着大枪、盒子枪，由安大邦带道，行至天二更时，到了南苑西小红门，将车停放在西小红门村外东南角上，分持枪械进村。安大邦由一住户叫出卖底的两人，经二人指点到一孙姓住户家，李进才与金小字在外押大水，其余人等一起拥进院内，不料事主早有防备，在屋内开枪向匪徒射击。匪徒张小才肚腹被打伤倒地，匪徒边还枪边逃跑。卖底的二人被击毙。张小才因伤在途中死亡。

这次绑票失败后安大邦等人很快又策划了下一次绑票。同月匪徒十余人往西南行约40里，天二更时，至黄各庄程姓家中，绑出男事主，并将一头黄牛带回。事主家人先后两次送来银洋300元，将事主赎回。李进才在这次绑票勒赎中并没有分得钱财。同月匪徒又在贺南村绑得田姓，得赎金300元，分给李进才5元。五月在赵家场路绑得赵氏兄弟二人，得赎金2000元，李进才分得52元，后入伙的王大群分得10元。六月间同伙小傻子绑得三小营村李姓事主与做活工人二名，得赎金2000元。

七月李进才伙同同伙共13人，在南汗地方绑得高姓事主一人及护院一名。在藳家营路北等候赎金时，新入伙的王大群指引至马驹桥北头路东的李家绑票。匪徒在附近棒子地藏匿等候动手时，有一赴棒子地找活的工人，被匪徒用裤腰带绑上。至马驹桥后，王大群指明李家住处，不料李家早有防备，将街门关闭，匪徒等听到护院开拉大枪的声音便撤走。途经马驹桥西边半步桥地方遇有东屯子村住户李万春出来瞧地，又将李万春绑走。被绑的工人央求将他放走，并说孙家场南边的小庄子有兄弟二人有田七八十亩，家内有财。经被绑工人指路，又绑得兄弟二人及棚内青叫驴一头。工人被放走，其余人等被绑匪绑至藳家营。青驴被安大邦卖掉。李万春家送来赎金700元，被绑的兄弟二人送来的赎金不知，前在南汗地方绑得的高姓及护院刘姓二人，先是高姓村人郭三说票，安大邦要洋15000元，郭三先交来银洋700元，安大邦要其再行凑钱。郭三一去不回。

八月间刘姓护院称他能筹得钱财，安大邦即叫李进才、王大群、小傻子等10人持枪押着刘姓到南汗地刘姓家中换带刘姓之子刘小群作押，又到高姓家中拉得黑牛、黄牛各一头。刘姓陆续交来洋7000元，肉票亦未放回。安大邦又派匪徒八人在刘独地方绑得工人2名，牲畜3头，得赎金1200元，李进才分得32元。九月又在李家营地方绑得事主老少二名及做活人一名，黑牛一头，红马一匹，往回逃时，行至北村又绑得15岁潘姓幼童一名，经人央求将潘姓幼童送回。

后听说剿匪甚急，安大邦等几人先后逃走不知去向。李进才与其余匪徒押带五名肉票逃走，因后有保卫团军队追来，将肉票全部抛弃在沿途的土坑里。在保卫团的追击下，匪徒多有伤亡。李进才和王大群先藏匿在亲友家，后进北平城住在花枝胡同双喜下处藏匿，来平的第二天便被案下探警查获。[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