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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革命原则在当代的演变（第1页）

第三部分革命原则在当代的演变

第一章大革命以来民主信仰的变迁

一、大革命后民主思想缓慢传播

深入人心的民主思想可以影响好几代人。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也符合这条规律。

法国大革命行使政府职能的时间虽然非常短暂，但其革命原则的影响却很深远。它如宗教信仰一般，影响着几代人的思想和情感走向。尽管偶有间断，但法国大革命依旧在挫折中延续。波拿巴不仅要颠覆世界、改变欧洲版图，他还要再现亚历山大的辉煌。他将法国大革命确立的新人民权利固化为制度和法典，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军事上的建树很快便灰飞烟灭了，但他所传播的革命原则却流传了下来。

继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接踵而来的复辟让人们几乎忘记了革命原则。在五十年期间，革命原则的传播相当缓慢，或许可以说，革命原则已经被人废弃。只有少部分的理论家还依据这些原则行事。作为纯粹的雅各宾思想的传承人，他们也认为可以通过法律来重塑社会，而且还坚信第一帝国只是革命事业的中断，他们希望重续革命。

他们期盼着能够重启革命，竭力以写作来传播革命原则。他们忠实地追随着革命者，却从不考虑他们的改革计划是否符合人性。他们为理想的人类建立了一个空想社会，他们坚信，只要他们的梦想实现了，人类就可以获得新生。

各个时代的理论家们虽没本事去建设一个社会，但却能够摧毁一个社会。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曾断言：“即便君主制像花岗石一样坚固，空想家们也可以将其击得粉碎。”

在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皮埃尔·勒鲁（PierreLeroux）、路易·布朗（LouisBlanet）等一类杰出的空想家群体中，只有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te）明白思想和道德的转变必须要先于政治的变革。这个时期的空想家所进行的改革计划不仅没有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反而延缓了民主进程。有些空想家还声称，为了实现共产社会主义，要重新进行大革命，结果不但资产阶级，甚至连工人阶级都受到了惊吓。我们注意到，这种惊吓是导致帝国复辟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写手们费尽心思得出的空想理论不值得讨论，但为了探究一下在如今被人不屑一顾的宗教观、道德观的作用，对这些空想理论做个大致了解还是必要的。改革家们坚信，新社会与旧社会一样，若没有宗教与道德信仰，便会一事无成，因而他们总是热衷于建设宗教与道德信仰。

但根据什么来建设呢？毫无疑问，当然是理性。既然利用理性可以造出复杂的机器，为何不能用理性造出表面上看起来更为简单的宗教与道德呢？没人去质疑宗教与道德信仰是否是以理性为逻辑基础。奥古斯特·孔德本人没看到其中有多少理性。我们知道孔德创办了所谓实证教[1]，而且还有6名信徒。他们设想以一位新教皇来代替天主教教皇、来领导教士。

我在此重申，理论家们的一切政治、宗教及道德的观念，在漫长的时间里，只会让民众疏远民主原则。如果民主原则最终得到大范围的传播，这也不是理论家的功劳，而是新出现的生活环境使然。得益于科学发明，工业得以发展，大量工厂得以建立。政府、人民的考量逐步放在经济发展上，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尤其是工会运动——当代的民主形式——的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大革命三个基本原则的不同结局

可以将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概括为一句格言：自由、平等、博爱。

如前所述，“平等”原则的影响巨大，“自由”与“博爱”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虽然词语浅显易懂，但对其理解总是因时、因人而异。对于同一词汇，不同精神状态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是历史冲突频发的主要成因。

对于国民公会而言，“自由”是指可以随心所欲地实行专制统治。对于一位年轻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言，“自由”意味着可以打破一切束缚他的东西，如打破传统、法律、特权等。对于现代政治雅各宾主义者而言，“自由”则意味着可以迫害自己的反对者。

政治演说家们在演说中还会时常谈及自由，但已不再提及博爱。他们教导的是阶级斗争，而非和睦相亲。这加深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所属政党间的仇恨，加剧了彼此间的分裂。

自由原则变得愈发模糊，博爱原则业已**然无存，唯有平等原则欣欣向荣。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政治动**之后，法国不但依然坚持平等原则，并且还大大发展了平等原则，使之成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法律、道德、习俗的基石，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它是名副其实的大革命遗产。最近发生的民主革命，即社会主义，它不仅主张法律上的平等，还主张地位与财富的平等。生物学、经济学历来强调优胜劣汰，但人类却与此相反，对平等的强烈渴求让平等原则大行其道。情感与理性的缠斗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此阶段，理性难敌情感。

三、知识分子的民主和人民大众的民主

一切颠覆世界的思想都逃不脱两个规律：一是这类思想的演化缓慢；二是这类思想会因受众精神状态上的差异，而变得意义完全不同。

一种信条犹如一种生物。它只活在变化中。书本必然无法及时应对这些变化，沉积在书中的只有过去的事物，书本只能描述死了的过去，而从不反映活的现实世界。涉及信条的文字叙述通常呈现的都是其中最无关紧要的东西。

我在另一本书中曾阐述过制度、语言、艺术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演变过程，且还一并指出这些变化的规律与书本中所讲的是多么的不同。在此，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在研究民主思想时很少关注成文的信条，而只研究信条背后的心理要素以及接受这些信条的各类人的反应。

同一个原理，在具有不同的精神状态的人看来，其意义千差万别，它似乎是一种随处可贴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