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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国大革命的心理幻象（第2页）

雅各宾派想要在纯理性的借口下重塑社会的企图是一场最发人深省的实验。人类或许将不会再以如此大的规模来重蹈覆辙了。

尽管教训异常深刻，但它并不足以警醒世人，如今我们依旧看到，社会主义分子还在凭借他们的空想来主张彻底重塑整个社会。

三、对大革命原则的理论价值的盲从

大革命用以构建新权力的基本原则被写入先后于1789年、1793年以及1795年公布的《人权宣言》之中。这些《宣言》都宣称“主权原则属于国家”。

这三部《宣言》在几个方面并不一致，尤其在平等问题上。1789年的《宣言》的第一条只是简单地说“人生而自由，始终自由，且权利平等”。1793年的《宣言》在第三条中更进一步明确了“所有人生而平等”。1795年的《宣言》在第三条中说得较有分寸：“平等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在谈及权利之后，第三部《宣言》还认为有必要就“义务”做出说明。第三部《宣言》中的道德就是指《福音书》中的道德。其中的第二条认为“人和公民的一切义务源于铭刻在每个人心中的两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些《宣言》的核心部分便是平等和人民主权，它们也是唯一保留下来的部分。

共和国的格言“自由、平等、博爱”尽管理性不足，但作用相当巨大。

这句神奇的格言被镌刻在我们的墙壁上，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它拥有实实在在的超自然的力量，仿佛是被巫师施加了魔力的咒语。

在承诺燃起的新希冀的推动下，这句咒语的扩张力十分惊人。成千上万的人为它付出了生命。如今，每当一个地方爆发革命，总会听到这同样的话语。

选择这样的范式非常幸运，它属于笼统含糊的、让人浮想联翩的范畴，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爱恨、自己的希望来自由阐释它。真实的意义并不重要，从信仰而言，人们赋予它的意义才是其力量所在。

在革命格言的三原则中，平等最富有意义。在本书的另一个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平等是唯一存续并被保留下来的，其影响至今不绝。

人们不能肯定是不是法国大革命把平等思想带给这个世界的。无须追溯至古希腊共和国时期，人们便可看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早已以最直白的方式在传授平等理论了。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他面前都是平等的。上帝只根据人的德行来对人进行评判。

仅仅把平等宣称为一个原则是不足以让人遵守的。基督教会很快便抛弃了理论上的平等，大革命人士也只是演讲者才提及平等。

平等一词的意义随着使用它的人的不同而不同。其中隐含的情感经常与其真实的意义截然相反，不但体现着“不让任何人高于自己”的蛮横要求，还伴有“自己要高人一等”的强烈愿望。

在大革命雅各宾党人中，在如今的雅各宾党人中，平等一词释放出来的仅仅是对于一切优越因嫉妒而萌生的愤恨。为了消除优越，他们声称要统一习俗、礼仪、习惯、地位。一切专制，除了他们自己施行的专制外，都是可憎的。

无法回避天生的不平等，这让他们感到反感，于是他们便矢口否认不平等。第二部《人权宣言》，也就是上文提及的1793年的那部，便公然谎称“所有人生而平等”。

隐藏在大革命人士对平等的渴望之下的只是一种强烈的不平等需求。拿破仑被迫为他们恢复了贵族头衔和勋章。泰纳指出，在最为可怖的革命中，他找到了最为驯服的统治工具，泰纳说：“在自由和平等的布道下，顷刻间，他便把他们的专制本能欲望、发号施令的欲望、强过别人的欲望尽收眼底。此外，绝大多数的下属也都对金钱和享乐充满渴望。救国委员会的代表和帝国的部长、行政长官、专区区长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他们只是穿着两套服装的同一人，只不过前者着短上衣，后者穿绣花外套。”

平等教义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资产阶级要求人民主权的申明。这个申明一直是纯理论上的空谈，至少在整个大革命时期都是如此。

平等原则是大革命的遗赠。在共和格言中分列在“平等”左右的“自由”和“博爱”两个词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人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大革命以及帝国期间，除了装扮语句之外，它们几乎毫无用处。

此后它们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博爱根本没有被用于实践，人们也几乎不在意自由。实际上，工人们把自己的自由完全交给了工会。

总而言之，尽管共和格言极少用于实践，但它的影响特别巨大。除了这三个著名的词语之外，法国大革命在人民的心目中业已**然无存，这三个词成了人民的福音书，成了横扫整个欧洲的利器。

[1]孔多塞（1743－1794）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亲身参加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他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重要奠基人，并起草了吉伦特宪法。他也是法国革命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开主张女性应该拥有与男子相同的财产权、投票权、工作权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权的人之一。1793年7月，执政的雅各宾派以“反对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密谋者”为罪名追捕孔多塞，后者于9个月后，即1794年3月服毒身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