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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大革命期间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的影响（第1页）

第二篇大革命期间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的影响

第一章制宪议会心理

一、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心理因素

在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以及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逻辑支配下的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已经说过，很多历史学家由于没能对上述因素各自的影响加以区分，导致他们对这个时期的解释差强人意。

理性主义因素常被人用来解释大革命，实际上它对于事件的影响力最弱。它对法国大革命仅起到了铺垫作用，而且仅是在大革命的开始阶段，因为此时的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的作用体现在很多的措施中，如税收改革计划、取消寄生的贵族特权等。

一旦大革命深入民众阶层，理性主义的力量迅即消失，并让位给情感主义和集体主义因素。而神秘主义因素则是革命信仰的基础，它能让军队热血沸腾，能让全世界都接受新信仰。

我们马上来看看这些因素在一系列事件中、在个体的心理中的影响。有着最重要影响力的也许是神秘主义因素。只有把大革命看成是一种宗教信仰形式，我们才能明白大革命，这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所谈及的有关一切信仰的结论都同样适用于法国大革命。例如，在之前有关宗教改革运动的章节里，就可以看到它在很多方面都和大革命很相似。

哲学家们在花了很长时间来描述理性主义因素在信仰中的微弱价值之后，如今又开始深入阐释信仰的作用。他们不得不承认，唯有信仰才具有改造一个文明中各个要素的足够力量。

信仰独立于理性之外，它拥有指引思想和情感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的力量。纯理性从未有过如此的力量，它也无法激发人们的热情。

大革命很快便披上了一件宗教外衣，这也解释了为何大革命会具有如此大的扩张力并获得如此的声誉。

很少有历史学家认为，应该把这场伟大的运动看作一种新宗教的奠基仪式。我认为，洞察力强的托克维尔是第一个揣测到这点的人。

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但它采用的方式和外在的形式却与一场宗教革命无异。从几个特征和规律来看，大革命都与宗教革命相似，大革命不仅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而且还像它一样，以预言和布道来贯彻。一场政治革命激发起了人们对新信仰的热忱，人们热切地劝说外国也开展他们在自己国家中如火如荼进行的革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景象！”

大革命的宗教特征已经得到认可，人们的狂怒和破坏行为也就很容易解释了，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和信仰与生俱来的东西。大革命煽动起来的不宽容和暴力，其实就是获胜的神灵要求其信徒们做的事情。大革命让欧洲20年不得安宁，它摧毁了法国，杀死了数百万人并导致法国遭受数次入侵，但不经历如此的浩劫，一个民族就无法改变其信仰。

神秘主义因素历来是信仰的根基，但某些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因素很快也会介入其中。信仰成了情感主义范畴内的感情、**和兴趣的集合体。理性将这个集合体加以发展，以便设法为它鞭长莫及的事件提供合理的依据。

在大革命时期，每个人都会依据自己的期望，为自己的新信仰找到一件理性的外衣。人们看到大革命只是将祸害他们的等级制和宗教的、政治的专制统统加以废除了。像歌德（Goethe）这样的作家和康德（Kant）这样的思想家都认为这是理性的胜利。一些外国人如洪堡特（Humboldt）甚至还来到法国“呼吸自由的空气并观看专制主义的葬礼”。

但知识分子的这些幻想并没有持续多久。事件的演变很快便暴露了其梦幻表象的实质。

二、旧体制的解体和全国三级会议

大革命在付诸行动前便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酝酿着了。在上述因素的铺垫下，法国大革命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爆发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和指责与日俱增，胃口也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在呼唤着改革。

路易十六非常明白改革的益处，但是他太软弱了，根本没办法在贵族和教士阶层中进行改革。他甚至连他的改革大臣马勒舍布（Malesherbes）和杜尔哥都保不住。接连的饥荒和税赋的加重让各个阶层的贫困渐长，君主及其身边人的巨额俸金与普遍的穷苦形成了惊人的反差。

为了消除财政危机，贵族们被召集起来开会，但他们拒绝接受平等纳税，仅同意了某些无关痛痒的改革，而最高法院又不同意签署这些改革，于是最高法院被解散。各省的高等法院效仿最高法院，由此也全被解散。被解散的这些人掌握着舆论主动权，他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而这样的会议已经有近两个世纪没有召开过了。

全国三级会议最终还是召开了。500万法国人中有10万教士，15万的贵族，他们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三级会议共有代表1200名，其中第三等级的578名代表主要由官员、律师、医生组成。教士阶层有300名代表，其中的200人是平民出身的代表，这些平民代表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站在一起反对贵族和教士阶级。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社会地位不平等、心理状态不同的代表之间的心理冲突就表现了出来。特权阶级的华丽服饰与第三等级寒酸的衣着之间产生了让人屈辱的对比。

在第一次会议上，贵族和教士代表根据他们的阶级特权，在国王面前没有行免冠礼，第三等级的代表欲效仿之，结果遭到特权阶级的抗议。第二天又爆发了一些涉及自尊的新冲突。第三等级的代表邀请单独坐在特设议事厅中的贵族和教士阶级的代表一起审议权力事宜，但遭到贵族代表的拒绝。磋商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第三等级的代表自恃代表了全国95%的人口，便根据西哀士（Sieyès）教士的建议，宣布自己组建国民议会。法国大革命序幕由此拉开。

三、制宪议会

一个政治议会的力量大小取决于其对手的强弱。制宪议会对自己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只受到寥寥几个演说家的强力掣肘而感到惊讶，制宪议会的言与行从一开始便以统治者自居。特别是它将征税权强行拿在自己手上的行为，更是对王权构成了严重的侵犯。

路易十六的反抗十分微弱。他只是关闭了制宪会议的议事厅，于是代表们便去了网球场大厅并在那里进行宣誓，宣称若不形成一部王国的宪法就绝不解散。

大部分的教士阶级代表站在了他们一边。国王宣布议会的决议无效，并命令代表们解散。大司仪德勒-布雷泽（Dreux-Brézé）侯爵规劝他们执行国王的命令，议会议长宣布国民议会不接受命令，米拉波（Mirabeau）则向国王的特使称会议是在人民的要求下召开的，议会不会屈服，除非使用武力。国王再次做出让步。

6月9日，代表大会决定采用制宪议会这个名称。数世纪以来，国王第一次被迫承认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存在，而从前这种由民选代表组成的权力机构是不被承认的。君主制走到了尽头。

路易十六感到威胁越来越大，于是在凡尔赛布置了由外籍雇佣军组成的军团。议会则要求撤走这些军队，路易十六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将内克尔解职，而让以专横而著称的布洛格利（Broglie）元帅去接替他。

但是议会的捍卫者也不是省油的灯。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Desmoulins）与一批人四处对群众发表演讲，号召他们起来捍卫自由。他们敲响警钟，组织起12000人的民兵，并从荣军院夺来步枪和大炮，7月14日，他们指挥武装人员向巴士底狱进发。这座堡垒几乎没有设防，几个小时后便被攻陷。人们从中找到7位囚犯，其中1人是疯子，4人是造假犯。

巴士底狱关押过很多的专制受害者，在很多人看来，它是绝对君主制的象征，但是摧毁它的民众并没有受过巴士底狱的伤害。那里几乎只关押过贵族。

攻占这座堡垒所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如朗博证实“攻占巴士底狱不但在法国历史上，甚而在全欧洲的历史上，都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大言不惭。但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却是独一无二的，它第一次证实了一个从前令人生畏的威权是多么不堪一击。

威权原则一旦在人民的心中受到损坏，它很快便会分崩离析。对一个无法保护自己主要堡垒免遭群众攻占的国王，人们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向他提呢？被人视作无所不能的国王就这样掉下了神坛。

攻占巴士底狱还引发了一起精神传染事件，这样的精神传染事件在大革命历史中比比皆是。外国雇佣军团尽管对巴士底狱事件不大感兴趣，但受其影响，也开始显露出一些哗变的迹象。路易十六迫不得已将这些雇佣军团解散。他重新启用了内克尔，并亲自来到了巴黎市政厅，当面承认了既定的事实，接着便从国民自卫队司令拉法叶特（Lafayette）手中接过蓝、白、红三色帽徽。代表着巴黎市的蓝、红和代表着国王的白连成一体。

这场攻占巴士底狱的骚乱即便称不上是“历史上的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但它也标志着民众政府的开始。武装起来的人民自此以后便介入革命议会的讨论当中，并对议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民的介入符合人民主权教义，这受到了大革命历史学家们由衷的赞誉。一份关于大众心理学的浅显易懂的研究向历史学家们指出，他们称为人民的这个神秘的整体，其实就是几个领袖在做主。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冲击杜伊勒里宫，强闯国民公会等，不过就是几个领袖——通常是通过俱乐部——联系上大批民众并发动他们去攻占、去冲击而已。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同样的一群人，在他们的领袖的带领下，或攻击或保卫势不两立的政党，这群人从没有自己的思考，唯领袖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