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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神秘主义心理和雅各宾心理（第1页）

第二章神秘主义心理和雅各宾心理

一、革命年代主流心理的分类

分类在于把一种连续的事物割裂开来使之成为片段，若无分类，科学研究便无法进行，鉴于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分类是人为的。由于连续只有在中断的形式下才能加以端详，因而分类是必需的。

如要把在革命时期观察到的种种心理进行切分，则定要把彼此重叠、交织、交错在一起的一些因素区别开来。而为了得到明晰的认识，则必然要牺牲一定程度上的精确性。前一章节末尾所列举的且我们在此要描述的那几个基本类型涵盖了尚未被分析过的一些群体，人们有必要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

我们已经分析过，人的行为是在一些各不相同的逻辑的支配下进行的，这些逻辑相互并列。通常，它们彼此间互不影响，但在各种事件的影响下，它们之间会产生冲突，彼此间的差异也会由此变得异常明显，并使得个体和社会产生诸多的混乱。

在我们马上要谈及的雅各宾心理中，神秘主义逻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该逻辑并非唯一发挥作用的逻辑。其他形式的逻辑如情感逻辑、集体逻辑以及理性逻辑，会依据环境的变化而发挥主要作用。

二、神秘主义心理

在此先不谈情感逻辑、集体逻辑以及理性逻辑，而只关注神秘主义因素在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支配作用。

神秘主义意识的特点表现在它赋予一些人或事物以一种神秘力量，并以偶像、图腾、文字和程式来使之具体化。

神秘主义意识是一切宗教的基础，也是绝大多数政治信仰的基础。但政治信仰一旦被剥离了其赖以为继的神秘主义因素便会崩塌。

神秘主义逻辑与受其左右的情感和**相结合，给群众运动注入了情感和**的力量。极少有人准备为理性而牺牲，但却有非常多的人心甘情愿为其膜拜的神秘主义理念而奉献生命。

法国大革命的信仰所激起的神秘主义的狂热堪比之前出现的由各种宗教所引发的狂热。但大革命信仰只是对数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心理加以引导、改变而已。

由此，国民公会成员所流露出来的狂热就很好理解了。他们的神秘主义心理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新教教徒们的心理没什么两样。大恐怖时期的主角们，例如，库通（）、圣茹斯特（Saint-Just）以及罗伯斯庇尔等人，实际上就是大革命信仰的使徒。他们就像波利厄克特[1]（Polyeucte）一样，摧毁供奉着虚无的神的祭台，以便宣扬自己的信仰，他们渴望说服所有的人。他们的热情泛滥，坚信自己的神秘主义范式足以推翻一切君王，他们迫不及待地向国王们宣战。游移不定的信仰总是不敌强烈的信仰，因而他们在欧洲得以所向披靡。

大革命领袖们的神秘主义意识还一览无余地体现在其公共活动中。罗伯斯庇尔确信自己有来自上天的支持，他在一次讲话中确认，至高无上的神“自世界之初始便已敕谕施行共和制”。他以一种国教大祭司的身份，促使国民公会颁布一项法令，宣称“法兰西民族承认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以及永恒的灵魂”。在至高无上的神的节日里，他端坐在王座上，进行长时间的布道。

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俱乐部最终担负起了宗教评议会的所有职能。玛克西米利安[2]（Maximilien）在此间宣布了“伟大的神的旨意：眷顾受欺压的无辜者，惩罚霸道的作奸犯科者”。

所有批评雅各宾正统性的异端分子都被驱除出教会，也即被送交革命法庭处理，其下场也唯有被送往断头台。

神秘主义心理最典型的代表便是罗伯斯庇尔，但它并没有随着罗伯斯庇尔的死亡而消亡。一些具有这种心理的人物至今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驾驭他们灵魂的不再是古老的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条，他们如罗伯斯庇尔一样，一有机会便要将自己的政治信条强加给他人。各个时代的神秘主义分子，一旦他们执掌权柄，为了宣扬自己的信仰，都会采用同样的规劝办法，即时刻准备进行屠杀。

罗伯斯庇尔拥有众多追随者也就很自然了。类似他的人数以千计。人们把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但他的思维观却没有被一道处死。这些思维观伴随着人类继续存在下去，直至其最后一名信奉者。

革命的神秘主义因素被众多历史学家所忽视。他们一直致力于借助理性逻辑来解释与理性逻辑无关的诸多现象。我已经在另一章中引用了拉维斯和朗博先生在其合著的史书[3]中的一段话，其中宗教改革运动被解释成为“普通百姓基于一种极为虔诚的知觉（ce）和一种极为大胆的理性（raison）而进行个人独立思考（réflexion）的产物”。

若认为这些运动的发生是出于理性，那么就永远不会弄懂这些运动。改变世界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并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信仰的形成与理性无关，反之，它们还与理性相悖。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巫术、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通灵论等信仰，它们看起来差异很大，但我还要再重复一次，它们都是在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们遵循的逻辑与理性逻辑不相干。这些信仰的意义在于其恰好证明了理性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信仰。

我在一份报刊上看到一篇专门谈论刚刚履职的一位部长的文章，该文章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我们当代的政治使徒们的神秘主义心理。

一问起这位A先生是属于哪类人，答案也许是他是没信仰的人。真滑稽！我们非常清楚他没有任何确定的信仰，他诅咒罗马天主教和日内瓦新教，他排斥一切传统的教义及一切已知的教会。他与信仰坚决地决裂，仅为腾出一块空地来构建自己的教会，但他的教会只会更专横，其宗教裁判所的残忍度不亚于人所皆知的托奎马达[4]（Torquemada）宗教裁判所。

他宣称“我不接受学校中立。我们要求世俗的教育要全方位进行，由此，我们反对教育自由化”。他之所以没有提及动用火刑，是因为道德的进步，使他不得不有所顾忌，纵然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此不以为然。尽管他无法继续对人施虐，但他却可以使用世俗的力量来扼杀异己的学说。这就是宗教裁判所法官们的做法，是对思想的扼杀。这位自由的思想家的思维是如此自由，以至于在他看来，任何他所排斥的哲学不仅是荒谬怪诞的，而且还是罪恶的。他自诩掌握着绝对的真理。他坚信，任何与其相悖的人都是可憎的，都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他丝毫不认为自己的观点仅是一种臆测，他自己的观点就是旨在消灭神权，但他却强调自己神圣的特权，这点尤为荒谬。或者可以说，他在声称要消除神权的同时，却又以另一种方式重建了神权。看到这个神权，人们不禁想起以前的神权来。这位A先生是理性女神的信徒。他把理性变成了一位嗜好祭品的压迫别人的摩洛克神。除了他自己和其同党之外，任何人都没有思想的自由，这便是A先生的自由思想。这样的前景的确很吸引人。但为了它，数世纪以来，人们业已摧毁了太多的偶像。

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我们希望这些阴鸷的狂热分子不要变成我们的统治者。

鉴于理性帝国并非建立在神秘主义信仰之上，因此，有关革命或政治思想的理性价值是如何形成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对这些信仰的影响感兴趣。那些有关人的平等设想，有关人的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有关依法重塑社会等方面的理论，它们都已经被观察和实践所揭穿，这点也无须多言。不切实际的幻想应该是人类已知的最强大的行为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