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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1793年612月02（第2页）

正当恐怖统治在救国委员会日益严格的控制下逐渐正规化的时候，救国委员会还不得不去应付一种新形式的人民运动。这场运动，差点儿夺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也险些动摇了革命政府的根基。

2。非基督教化运动和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拜

非基督教化运动的根源，既应当到1790年以来宗教政策的某些方面中去探寻，也应当到民众心态的某些特征中去探寻。从1790年起，反抗派教士就站到贵族一边。到1792年，连宪政派教士也受到许多革命派的怀疑。除了那些表示过拥护人民运动的神甫（如雅克·鲁），大部分宪政派教士仍然保持着君主主义倾向，为8月10日事件，尤其为国王的断头而痛心疾首。这一情况在1793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作为温和派的宪政派教士很自然地倾向于吉伦特派和联邦主义。由此，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敌意有所加强。许多政治家认为已没有必要继续教士法的尝试。1792年11月，康邦提议停发教士的薪水。但这些政治家也很难想象国家可以不要教堂、人民可以抛弃宗教仪式。一种革命的崇拜在1790年初具轮廓——7月14日的联盟节便是这种崇拜最初的壮丽表现。通过公民节庆、纪念仪式（如7月14日的典礼）、盛大葬礼（如为米拉波举行的葬礼）等，这种新宗教的各种教仪慢慢约定俗成地建立起来。教士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但是，1793年8月10日创立的全国统一和不可分割节则是纯世俗性的。与此同时，围绕着“自由殉道者”——勒佩勒蒂埃、夏利耶，尤其是马拉，形成了一种真正的群众崇拜热。

在非基督教化运动爆发前的几个月里，巴黎发生的一些事件，就已反映出某些活动分子的非基督教化意向，如1793年6月圣体瞻礼期间发生的事件，寻找贵金属和解取教堂的钟制造兵器的事件。1793年9月12日，法兰西先贤祠区要求开办“自由学院”，每个星期天都要在那里宣传“盲信的可怕”。所以，非基督教化运动是应一种潮流而生的。这种潮流的各种表现自无套裤汉参与政治生活以来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反宗教的情绪和国防的需要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这场运动。贵金属可以维持指券的信用，教堂大钟的铜可用以铸炮。非基督教化运动还具有一种经济意义。“搜寻金银”往往既是该运动的一个起因，又是它的一个结果。

革命历的采用在奥拉尔看来是大革命最富于反基督教色彩的措施。它表明，国民公会和革命资产阶级的情绪在这方面跟人民先进分子的情绪是一致的。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罗姆关于从共和国的第一天——1792年9月22日——开始建立共和纪年的报告。据此，1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分为3旬。另加5天或6天补足日，最初叫作“无套裤汉日”。这样，每旬的第10天代替了礼拜天。这些旬末节冲击着宗教礼仪。1793年10月24日，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下雨了，下雨了，牧羊女》的作者）又作了一个关于历法的报告，为每个月都发明了一个富于诗意的名称（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这种使日常生活非基督教化的尝试由雾月15日（11月5日）法令补充完成。该法令创立了一整套公民节日。法案的报告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对议员们说：

“你们摆脱了偏见，有代表法兰西民族的资格。你们知道怎样在被打倒的各种迷信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唯一普遍的宗教。该宗教既无秘诀也无奥义，其唯一的信条就是平等，其布道者就是我们的法律，其高级神职人员就是我们的法官。该宗教只在祖国——我们共同的母亲和神明——的祭坛前烧大家庭之香。”

但直到此时，天主教崇拜仍未遭到打击，至少仍未遭到合法的打击。

严格意义上的非基督教化运动，是在某些国民公会特派员的推动下，首先在外省搞起来的。1793年9月21日，富歇在纳韦尔大教堂主持了布鲁图[1]胸像的落成典礼；9月26日，他向穆兰的民众社团宣称要用对共和国和自然风尚的崇拜取代“那些迷信的和虚伪的崇拜”。10月10日，富歇终于禁止了一切教堂外的宗教仪式，并把葬仪和墓地世俗化了。他下令在墓地入口处题字：“死亡是永久的安眠。”在罗什福尔，勒基尼奥把教堂改成了真理庙；在索姆省，迪蒙禁止各机关过礼拜天，把它改为旬末日；德鲁埃在莫伯日下令没收用于宗教的各种珍贵物品，说这些东西是“盲信和愚昧的装饰物”。有些特派员还鼓励教士结婚。

非基督教化运动是从外部强加给国民公会的。肖梅特曾在9月底回家乡涅夫勒省作了一趟旅行，还同富歇一起出席了21日的典礼。他后来建议巴黎市府采取类似的一些措施。10月14日，市府禁止教堂外的各种宗教礼仪。不过市府的举措很审慎，埃贝尔到10月末才在第301期《迪歇纳老爹报》上指责教士。运动的动力来自别处。共和二年雾月9日（1793年10月30日），科尔贝依附近的里斯市市府向国民公会宣布该市已用布鲁图取代圣布莱斯做自己的保护神；雾月16日（1793年11月6日），同一个县的曼纳西市的一个代表团宣布放弃天主教崇拜，要求取消本教区，并在国民公会会场上搞起反宗教的假面舞会活动。里斯和曼纳西的无套裤汉为什么行动起来呢？也许是受反对宪政派教士的各种反革命阴谋的挑动，也许是迫于那些受革命军部队支持的、在科尔贝依县征集谷物的本省和行政会议特派员们的压力。……就在雾月16日这一天，国民公会作出决议：各市镇有放弃天主教信仰的权利。

非基督教化运动由此加快步伐。雾月16日晚，议员莱奥纳尔·布尔东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激烈攻击教士的演说。民众社团中央委员会（德菲厄、佩莱拉、普罗利等极端分子在其中活动）随之宣读了一份关于取消宗教信仰预算的请愿书草稿。在雾月16—17日夜间，这一请愿活动的倡导人在议员阿纳夏尔西·克罗茨和莱奥纳尔·布尔东陪同下，找到巴黎主教戈贝尔，强迫他放弃教职。戈贝尔主教遂于雾月17日（1793年11月7日）和他的助理司钵们一起来到国民公会庄重地辞去了教职。肖梅特立即到市府汇报了“教士的狂热和把戏在临终时哀鸣的难忘场面”，并推动人们作出决定：在前大主教教堂——巴黎圣母院举行自由神节庆活动。雾月20日（1793年11月10日）举行了这一节庆活动：祭坛上耸起一座象征性的山岳，一位女演员在那里扮作自由神。参加这一活动的国民公会应肖梅特的要求，当即通过决议把圣母院改为理性庙。非基督教化运动在几天内席卷了巴黎各区。17日晚，杜伊勒利宫区在议员蒂里奥的要求下放弃了基督教信仰；19日，格拉维利埃区在莱奥纳尔·布尔东推动下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各革命委员会和民众社团也行动起来。霜月5日，首都所有的教堂都改成理性庙。霜月3日（1793年11月23日），巴黎市府决定关闭所有教堂，从而认可了这一既成事实。

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拜随着非基督教化运动发展起来。不过，非基督教化运动是在无套裤汉之外的一些人发动下搞起来的，而对殉道者的崇拜来自人民群众对马拉的崇敬。在1793年夏季危机中，无套裤汉通过这种崇拜表达自己坚定的共和主义信念、人民的同心同德以及革命信仰的勃发。新宗教崇拜的盛典以某种方式取代了传统宗教崇拜的盛典。传统的宗教崇拜仍有人搞，但这种活动越来越惹眼，不久就被限制到教堂内，最后终被禁止。1793年8月间，巴黎许多区和民众社团都参加了纪念马拉的盛大葬仪和马拉、勒佩勒蒂埃胸像的揭幕仪式。新宗教信仰的各种特征由此开始明确起来。在9月里，由于无套裤汉最终取得了优势地位，这种新宗教信仰也开始普遍化。圣坛和仪仗陆续出现。由此，各种共和主义的典礼有了一种真正宗教式的排场。公民宗教仪仗在10月里日益增多。马拉、勒佩勒蒂埃，加上在里昂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夏利耶，形成了一个革命的3人偶像群。非基督教化运动成为殉道者崇拜的推动力。这种崇拜在巴黎各区都确立起来。教堂一旦被封闭，该崇拜便成为民众活动分子在天主教废墟上建立共和主义宗教信仰的组成部分。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敬和对理性神的崇拜融为一体。尽管理性神以一位歌剧院小姐的形象表现出来，它仍是一个极为抽象的神明。在已变成理性庙的各教堂里，3位自由殉道者的画像取代了天主教诸圣人的画像。但从1793年秋季起，政府当局，尤其是山岳派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就感到了崇拜这些殉道者的危险性：这种崇拜极力宣扬马拉以极端方式表现出来的革命情绪。救国委员会对非基督教化运动展开反击，遏制了这种崇拜。

非基督教化运动从12月初就开始刹车。共和二年雾月21日（1793年11月11日），当民众社团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要求国家不再向任何宗教信仰提供俸禄时，国民公会拒绝表态。雾月27日，罗伯斯庇尔在关于共和国内部形势的报告中指出，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危险在于会失去那些中立分子。霜月1日（11月21日），他又在雅各宾俱乐部大力主张信仰自由。尽管他并不拥护天主教，但他觉得废除这一宗教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即便不使一大部分信奉传统宗教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大革命，大革命的敌人也已够多了。罗伯斯庇尔指出了一些“外国代理人”，即德菲厄、佩莱拉、普罗利“这些不讲道德的人”，他暗示人们：那些推翻天主教祭台的人很可能就是以煽动家面目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说：

“想阻止天主教信仰的人和做弥撒的人是同样的盲信之徒……国民公会不允许迫害老老实实的宗教使者。但是一旦这些使者胆敢利用他们的职能欺骗公民，挑起各种偏见和君主主义情绪来反对共和国，国民公会就将严惩他们。”

丹东自10月起一直住在阿尔西。“外国人阴谋”的揭露引起了他的不安，促使他回到巴黎。丹东回来后，加强了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霜月6日，丹东激烈攻击反宗教假面舞会，要求“人们加以制止”。霜月8日，罗伯斯庇尔再次指出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危险性。第二天，发现风向有变的肖梅特促使巴黎市府认可信仰自由。但由于不再给教士发薪，市府仍把教会和国家分离了开来。共和二年霜月16日（1793年12月6日），国民公会也通过一项法令，庄严地重申信仰自由的原则。但霜月18日，议会又根据巴雷尔的建议明确表示无意触动已经采取的措施，尤其无意改动议员们的决定，由此限制了霜月16日法令的影响。被封闭的教堂仍紧闭着大门。非基督教化运动仍在继续，但采取了潜在的方式，因地区及国民公会特派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在1794年春，开门的教堂越来越少。

尽管成就有限，救国委员会还是取得了优势。它遏止了人民的运动，没有让非基督教化运动把自己陷入困境。差不多与此同时，军事形势的不断好转也加强了救国委员会的地位。

3。最初的胜利（1793年9—12月）

革命政府以争取胜利作为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和目标。救国委员会若不迅速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成功地树立自己的权威，甚至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

在无套裤汉陆军部长布肖特的积极配合下，救国委员会调整了对战争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战事。1793年8月14日，职业军官卡诺和科多尔省的普里厄进入救国委员会主持军务。前者负责指导作战，后者负责制造军火。但战役的计划、将军的任命都须经过救国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罗伯斯庇尔（据他的笔记本中的记载所示）和圣茹斯特在指导战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让邦·圣安德烈在长期任职中领导并发展了铸造工场、步枪制造工场、硝石工场和船舰制造工场。兰代在物资委员会中勤勤恳恳地从事对军队和制造工场的供应工作。卡诺被称为“胜利组织者”是当之无愧的，但这是跟全体救国委员会的努力分不开的。所谓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通没有参与妥善组织胜利的说法，纯系救国委员会的幸存者制造的热月党传说。这些幸存者企图把大恐怖的责任推到这些被抛弃的人身上，把保卫共和国安全的光荣归于自己。

1793年夏天开始进行物资动员。当时什么都缺，商店和军械库都空了。而军队的兵员7月份前就已增至65万人。所有以往可以从国外购买的东西都不得不在国内征集。救国委员会把当时最好的学者同自己的努力结合了起来，科学研究第一次被系统地用来为国防服务。当时优秀学者中首屈一指的蒙日可谓多才多艺。他在共和二年雾月撰写了《大炮制造工艺》一书，和哈森弗拉茨一起组织了巴黎规模宏大的武器制造工程，并在以革命方式采集硝石和发展火药生产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化学家贝尔多莱也曾忙于造火药。旺代蒙德编写了一本《白刃制造程序》的小册子。矿务工程师哈森弗拉茨曾担任过负责军火制造的特派员……在巴黎，为了组织武器大生产运动，所有的铁业工人都受到征召，所有的花园和广场都建起炼铁炉。步枪产量到共和二年年底每日近700支。在1793年12月间，发动了以革命方式开采硝石的运动，要求公民们把各自地窑里含硝土都收集起来，要求各市政府建立工场来冲洗硝土以提取“杀暴君的火药”。无套裤汉在硝石采集运动中表现出高涨的爱国热情。这种巨大的努力到1794年春才真正产生结果。在此期间，救国委员会应付了最紧急的情况，并击退了敌人的入侵。

在军队中实行的大恐怖也起了促进作用。救国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征集、装备、武装和供养14支军队并带领它们走向胜利，应归功于全国总动员、征用、最高限价、全民军火制造以及对指挥人员的清洗和迫使将军们俯首听命等措施。但若不是革命政府拥有恐怖所赋予的权威，所有这些措施不可能得到贯彻并取得成效。参谋部和指挥人员受到了清洗，从原第三等级的不同成分中和穷贵族中选拔出新一代军事干部。然而救国委员会始终不愿意用一刀切的措施开除所有贵族的军职和公职。生于1762年的儒尔当被任命为诺尔方面军统帅；生于1761年的皮什格吕被任命为莱茵方面军统帅；生于1768年的奥什则做了摩泽尔方面军的司令。将军们均被置于文官政权的严格控制之下，必须服从领导。1793年宪法第110条规定：“不设最高统帅。”一切人，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必须遵守同样严格的革命纪律。乌夏尔将军于1793年9月6—8日在翁德斯考特打了胜仗，攻占了默南。但他不听救国委员会的指示，突然下令撤退，结果撤退变成了溃逃。结果，乌夏尔被解除职务并送上革命法庭，最后以破坏战役计划的罪名于1793年11月15日被判处死刑，押上了断头台。但是，不能认为压在将军们头上的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上级。当摩泽尔方面军的奥什强攻凯泽斯洛泰恩失利后，救国委员会就曾安慰并鼓励过他。由于国民公会特派员积极鼓动士兵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军队重振了士气。“不胜利毋宁死”成为共和国军队的口号。

胜利的形势在1793年秋即已明确。

攻克里昂标志着联邦派叛乱的结束。对里昂的围攻持续了很久。该城市在普雷西公爵和王党分子的煽动下进行顽强的抵抗，使得围攻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消耗了阿尔卑斯方面军不少力量。1793年9月29日，共和派占领了富尔维埃尔，但直到10月9日才进入这座被改名为解放市的城市。随后，救国委员会才腾出手来加强对土伦的围攻。迪戈米埃指挥这场围攻战，当时有炮兵上尉波拿巴辅助他。1793年12月15日开始进攻，19日即克之。后来土伦改名为山岳派港。

旺代叛乱也是由于救国委员会采取了有力措施才被粉碎的。战功卓著的美因兹卫戍部队开到旺代，对天主教和王党的军队给以决定性的打击。所有共和派武装力量被合编成西部方面军，由莱谢尔指挥，克莱贝尔辅佐之。两支强大的共和派纵队从尼奥尔和南特出发追赶叛匪，会师于肖莱，后于1793年10月在当地歼灭了叛乱的旺代人。但拉罗舍雅克兰和斯托夫莱带领2万—3万人跨过了卢瓦尔河，一直窜到格朗维尔，打算夺取一个港口以便求助于英国人。11月13—14日，他们攻打国民公会议员勒卡尔庞蒂埃负责守卫的格朗维尔城失败，遂掉头南窜，12月3—4日又受挫于昂热城下，最后夺路逃往勒芒。1793年12月13—14日，马尔索和克莱贝尔率部经过一场激烈的巷战粉碎了这股匪徒。旺代叛军的残部于12月23日在卢瓦尔河河口的萨夫内被击溃和消灭。旺代战争就此告终。当然，拉罗舍雅克兰和斯托夫莱又渡过了卢瓦尔河，夏雷特也一直占领着马莱，但旺代叛乱毕竟再也不能构成直接危险了。

侵略军的撤退也是救国委员会奋斗的结果。国境线曾到处都被敌人突破。在诺尔省沿海，约克公爵率领的英荷联军8月底封锁了伦敦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的敦刻尔克。在桑布尔河一带，科布尔亲王率领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占领勒凯斯努瓦要塞后，9月底又向莫伯日发起进攻。在萨尔，布伦斯维克公爵率领的普军尚不甚活跃，但乌尔姆塞尔率领的奥军却向莱茵河大举进犯，10月13日攻占“维桑堡防线”，封锁朗多并侵入阿尔萨斯。救国委员会向各处发布了进攻令。

乌夏尔的军队在翁德斯考特战胜了掩护围攻敦刻尔克的弗雷塔格部队，从而解救了由苏昂和奥什英勇守卫着的敦刻尔克。这场战役从1793年9月6—8日打了3天之久，战局混乱，又没有获得全胜——乌夏尔坐视弗雷塔格部队逃之夭夭，没能切断进攻敦刻尔克的英军后路。不久乌夏尔就在默南吃了荷兰人的败仗，随后被撤职并被砍了脑袋。然而，翁德斯考特战役却是共和国军队长期来的第一次胜利。

1793年10月16日，儒尔当（在卡诺辅佐下）统率的诺尔方面军在瓦蒂尼获捷，莫伯日也由此得救。国民公会特派员和将军们一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而莫伯日要塞司令在战斗过程中却毫无动作，结果被撤职并且上了断头台。奥军则撤往蒙斯。这次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但继翁德斯考特战役之后的瓦蒂尼战役证明救国委员会政策是正确的，它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信心。

到1793年底，入侵敌军已在全线撤退。西班牙军队在比利牛斯山脉西段被赶到比达索阿河边，在东段被赶过特克河。凯莱曼在10月里解放了萨瓦。这时物资动员也开始显出成效：全国总动员征召的兵员汇集到一起，军工生产开始上马，并于11月初向国民公会展示出它们生产的第一批步枪。事实证明救国委员会的国防政策行之有效。

4。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

1793年12月初，人民运动日趋稳定。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攻击使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活动分子们张皇失措。救国委员会从6月2日起一直极力遏制和引导的群众**被打了下去。同时，调整政府在各省的行动也势在必行。恐怖统治表现出多样性。国民公会特派员一般都依靠雅各宾俱乐部和各民众社团，信赖当地的无套裤汉。所以，不同人的不同倾向产生出错综复杂的势力争斗，恐怖措施的贯彻也由此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各地的特派员和雅各宾派固然成功地维持了民族的团结，但他们的行动缺乏纪律和协调性。这两种行政权力——一种是选举产生的，另一种则来自革命的运动——并存的状况往往加剧局势的混乱。看来，规定各种权力的范围，使之服从中央的权力，把群众的革命自发性明确地导向革命政府指定的目标，这的确很有必要。

这种必要性，由于经济形势的迫切要求而显得更加突出。由各县建立的普遍最高限价带来很多不平等现象。1793年9月29日法令未提到的，诸如运输价格、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等方面，也有限定的必要。有些地区，如南部已在发生饥荒，而有些地区粮食却多得吃不完。由此出现混乱和麻烦的局面。救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央集权，以便整顿经济管理，统一最高限价，实行对外贸易国营化，从而实现各省之间的平均分配。经济上的需要和政治上的迫切性都促使救国委员会去确立自己对整个国民生活的绝对权力。

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的宪法性法令是和这一目标相吻合的。由此确定了战时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巴黎市府的检察长变成了“国家官员”，成为革命国家的一个普通代表，由各政府委员会管束。各县都有一名指派的而非民选的国家官员任县长，因而基本上成为一个行政区域。各省只能起次要作用了。政府保留了派遣特派员的权力，禁止各法定权力机关通过特派员搞串联和组成中央议事会。民众社团也同样不许这样做。尽管仍保留着中央革命军，各省自己的军队却解散了。各种革命税收也被禁止。

事变本身的逻辑导致中央集权的重建，导致政府的稳定和政府权力的强化。这些正是救国委员会所执著追求胜利的先决条件。但是，人民运动的行动自由就此完结了。

与此同时，形势发展使这种专制性中央集权重新受到怀疑。大革命胜利了。12月19日收复了土伦，23月粉碎了旺代叛乱，29日解了朗多之围。恐怖统治难道不可以就此松懈、专政难道不可以就此缓和吗？向往和平生活的人，向往经济自由的人，都希望救国委员会放松约束，削减权限。然而，还在持续的战争和春季重新发动的战役却仍然需要这些保障胜利的条件。如果救国委员会向日益公开的宽容派攻势退让（它突然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的行动似乎已经是这种退让了），它还能保持无套裤汉的信任这一胜利的基本条件吗？革命政府刚刚站稳脚跟就遭到了反对派的两面夹击。

[1]Brutus（Marius，约公元前85—前42年）古罗马政治家，因刺杀搞独裁的恺撒而著名，在大革命中被共和派奉为偶像。——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