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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1793年612月02（第1页）

第三章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1793年6—12月）02

危机在9月初就已形成。当埃贝尔谴责国民公会中的“催眠派”的时候，各区的情绪日益激奋，它们的行动和请愿书也与日俱增。在这种热狂的气氛中，传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土伦被王党分子交给英国人了！爱国的焦虑，对贵族阴谋的担忧，加上生计问题引起的不安，构成了引发一次恐怖主义冲动的最合适的因素。9月2日晚，雅各宾俱乐部为了救亡，决心采取行动。

1793年9月4日，一场长期受压抑的人民**爆发了。从早晨起，一群一群的工人（主要是建筑工人和军工工人）源源不断地开到沙滩广场，向巴黎市府要面包。这些群众的工人成分是不容置辩的。他们来自无套裤汉中最贫困的阶层，属于这些劳动者中的那些既非小店主、又非工匠的层次。他们的工资是用日益贬值的指券支付的，生活极度痛苦。市府的领导人试图让示威者平静下来，但纯属徒劳。示威者们高呼：“我们需要的不是许诺，而是面包，而且必须立即就给！”

肖梅特跳上一张桌子，喊道：“我先前也是穷人，所以我很了解什么是贫穷。这里发生的是一场富人反对穷人的公开战争，他们要把我们消灭掉。好吧！我们要先发制人！应当由我们来消灭他们，因为我们是有力量的！……”

人们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示威，用人民的心愿左右国民公会。

1793年9月5日，各区汇集了一支浩浩****的游行队伍，高喊着“向暴君宣战、向贵族宣战、向囤积者宣战”的口号，开向国民公会，把国民公会包围起来，然后以和平的方式涌入议会大厅。议员们在人民众目睽睽之下议事。首先，帕施代表巴黎市府和各区谴责囤积者的阴谋勾当和有产者的利己主义行为。随后，肖梅特宣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建立一支革命军来保证农村的谷物征调，并安全地把征集到的谷物运到巴黎。比约-瓦雷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建议逮捕嫌疑分子，这在无套裤汉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措施。国民公会不经征求救国委员会的意见就径直作出让步：不仅通过了逮捕嫌疑分子的法令，而且决定清洗那些负责查寻嫌疑分子的革命委员会。这就把恐怖提上了日程。根据巴雷尔的报告，国民公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一支由6000名步兵和1200名炮兵组成的革命军的提案。国民公会最后又通过了丹东的一项提议：限定各区每周只得举行两次集会，参加集会的公民每人发给40苏的津贴。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是人民的胜利。无套裤汉强迫政府采取了他们长期要求的措施。不过这个胜利并不彻底，因为9月5日的那些决议特别富于策略性。9月4日国民公会也只是作了建立普遍限价制度的许诺，而这种制度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要求。巴黎无套裤汉由于保持对国民公会的压力，才争取到谷物和饲料的全国最高限价（9月11日）和普遍最高限价（29日）的实行。山岳派资产阶级同样也不情愿损害经济自由。

这是人民的胜利，同时也是政府的胜利。因为法制得到了维护，合法的恐怖压倒了直接的行动。救国委员会也挺住了，它懂得及时退向自己所选择的阵地，结果它扩大了权力，革命政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3。人民的成就和政府的巩固（1793年9—10月）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之后，人民仍保持着自己的压力，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只好违心地走上恐怖和统制经济的道路。这场人民运动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它同时也使革命政府陷于同国民公会内部强大反对派的斗争，从而延缓了革命政府巩固的进程。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活动分子要求通过广泛清洗行政机构，清除公共生活中的嫌疑分子，扩大镇压规模等方式强化恐怖统治。持续的生计危机从另一方面促使他们坚持主张实行对经济的全面管制，实现早已许诺、但一再被推迟的普遍限价。

9月里，救国委员会一直在玩弄手腕，时而利用人民运动来控制国民公会，时而操纵国民公会来阻止人民运动。它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同时一步一步地加强自己的地位。9月6日，曾支持过人民要求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任命进入救国委员会。13日，被改组，从此它的成员名单须由救国委员会向国民公会提出。对于其他各委员会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政府权力由此进一步集中。救国委员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之前一直和它平起平坐的各委员会均被它控制。救国委员会成为政府行动的中心。

9月5日被提上日程的大恐怖是由人民群众的行动一步一步强行实现的。在各区的控制下，各行政机构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洗运动。陆军部的清洗在该部秘书长樊尚推动下搞得特别引人注目。市府总委员会改组了所有的革命委员会，从而使它们不再受各区当局的控制。各区的议会和委员会也从自己的成员中清除了温和派、“冷漠派”和不冷不热的分子。国民公会和政府各委员会与其说领导了这场清洗，不如说接受了这场清洗。人民群众对镇压比对清洗更热心。由于各政府机关不下决心实行全面镇压，人们的恐怖主义要求变得更加强烈。9月中旬的时候，各革命委员会已在巴黎市府推动下着手逮捕嫌疑分子，街上出现了要进行屠杀的流言蜚语。9月8日，一些被解往亚培伊狱的犯人就表示过他们对去年旧事重演的担心。国民公会也感到这种危险，感到事态有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793年9月17日，为了防止对9月5日通过的各项方针政策滥加解释，国民公会根据梅兰（杜埃人）的报告，通过了“惩治嫌疑犯法”。该法律给嫌疑犯下了很广泛的定义，使之能牵涉一切革命的敌人。据此，逃亡者的亲属（除非他们曾表现出拥护大革命）、所有被拒绝发给公民证的人、被停职或被开除的公职人员均被视为嫌疑犯。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所有在举止或交往上，言谈或文字方面颇似“暴政或联邦主义拥护者和自由之敌”的人，所有不能说明自己有正当谋生手段的人（这是针对投机商而言的）也都被视为嫌疑犯。一切革命委员会都负有开列嫌疑犯名单的责任。

在9月4日被原则上通过的统制经济也是在巴黎群众的压力下才最后建立起来的。人们认为9月11日规定的全国谷物和面粉最高限价解决不了所有问题。9月中旬，面包铺门前又聚集起了人群，请愿书也增多了。9月22日，巴黎各区在市府的支持下，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你们在原则上通过了要对一切生活必需品实行限价……人民穷困难熬，正在急不可耐地等候着你们的决定！”同时，救国委员会也在同国民公会内部的一个激烈的反对派搏斗。为了利用人民运动的威力（人民运动的要求已由此得到了一些满足）来制服国民公会，救国委员会决定加强对经济的管制。1793年9月29日，普遍限价法通过了，由此限定了食品和工资的价格。最必需的食物的价格在各县都被限定在比1790年的平均价格高13的水平上，违章者以嫌疑犯论处。要限定食品的价格就不能不限定劳动日的价格，所以该限价法也把各市镇的工资额限定在比1790年的工资高一半的水平上。此法的推行非常困难，需要更严厉的手段、更高的集中化。恐怖和专政由此得到决定性的发展。

与此同时，忿激派被肃清，国民公会中反对派被迫缄口。救国委员会的地位巩固了。

肃清忿激派的先决条件是民众的分裂。雅克·鲁、勒克莱尔和瓦尔莱冒险地走到了前列。担心控制不住局面的政府很容易把他们作为打击的目标。1793年9月19日，半官方的《山岳派报》写道：

“人民的运动只有当暴政使它成为必要的时候才是正当的……那些坏蛋发起凶残而不正当的运动来为我们的敌人服务，或满足他们的特殊利益。他们终将受到世人的耻笑和鄙视。”

救国委员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策获得成效，不愿继续容忍那些“不正规”的运动——往往闹得过火的民众运动。经检举，雅克·鲁于1793年9月5日再度被捕，这次他再没有能够获释。瓦尔莱的命运也是一样，由于领导过人权区反对限定区议会每周召开两次的法令，他于1793年9月18日被下令逮捕。他曾这样慷慨陈词：

“你们想蒙住人民的眼睛、削弱他们的监督吗？眼下是什么时候？正是祖国面临危险，人民不得不把大权交给你们的时候，而这种大权是需要加以有效监督的！”

当时勒克莱尔正在他的《人民之友报》上继续进行反政府运动。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受到谴责和逮捕的威胁，遂于9月21日将报纸停刊。最后还剩下女演员克莱尔·拉孔布领导的革命共和派妇女协会。该协会在1793年10月20日被解散，同时遭禁止的还有一切妇女结社。救国委员会就这样遵循着事变发展的逻辑，制服了各民众组织。对于那种至少是无套裤汉所理解的主权，政府是不太关心的。从长远后果看，这只会使那些民众组织与政府疏远。

经过一场极其激烈的议会辩论，国民公会内的反对派一度被迫缄口。1793年9月24日，布肖特宣布撤销诺尔方面军统帅乌夏尔的职务（他曾在翁德斯考特获胜，但后来在默南失利）。这是一个进攻的信号。9月25日，已退出救国委员会的蒂里奥猛烈抨击政府的政策，指责统制经济和清洗运动。他最后指出：“必须制止这股把我们卷向野蛮状态的狂潮。”这一指控反映了国民公会的隐衷。瓦朗西埃纳地区投降时正在当地任特派员的布里耶受到国民公会的欢迎，并被补充进入救国委员会。这反映了国民公会当时的精神状态。罗伯斯庇尔在这场辩论中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威望和辩才：

“……我向你们宣布：那个当敌人进入瓦朗西埃纳时正待在该地区的人是不能充任救国委员会委员的……这似乎很冷酷，但更冷酷的还是两年来由于叛变和软弱而导致10万人丧生这一事实。我们之所以吃亏，就是因为我们对待叛徒太手软了！”

国民公会被征服了，表示继续信任救国委员会。

通过辩论，救国委员会加强了权力。1793年10月10日，国民公会根据圣茹斯特的报告，宣布法国政府“直到和平恢复前一直保持革命的状态”。革命政府的基础（即在救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实行一整套特别措施）是在9月份奠定的。现在，经济方面的需要和普遍最高限价的实施要求确立这种政府。1793年10月10日的法令便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

圣茹斯特曾宣称：“这些法律是革命的，而执行法律的人们却并不革命……必须用统治者的意志去压制少数君主主义者，用征服的权利去统治他们，才能建成共和国……对于不能用正义去统治的人，就得用武力去统治……如果政府本身不是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要贯彻这些革命的法律是不可能的。”

结果，所有的部长、将军和法定社团都被置于救国委员会监督之下。救国委员会还同作为新行政组织支柱的各县建立直接通信联系。专制的原则胜过了选举制原则。

人民运动把恐怖提上日程，它通过惩治嫌疑犯法组织了政治恐怖，通过普遍限价法组织了经济恐怖。9月危机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政府。救国委员会得到了巩固，它已掌握最高权力。但这种最高权力的最后确立还须经受一些新的考验。

Ⅲ。雅各宾救国专政的组织（1793年10—12月）

宣布直到和平恢复前一直保持革命状态后，政府一步一步地健全起来。它全力争取边境战争的胜利和消灭国内反革命势力。在政治上，救国委员会力求使镇反正规化，把恐怖维持在合法的范围内，并控制人民的运动。然而请愿运动仍在继续，而且主要涉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镇压问题。9月份采取的那些措施使无套裤汉得到某些满足，但并没有使他们解除武装。他们的影响在1793年10—11月期间仍十分强大。但政府已表现出把人民运动限定和维持在狭小范围内的意图。突然间，爆发了非基督教化运动，人民运动由此重新高涨。救国委员会极力加以阻止，由此加深了同无套裤汉之间的裂痕。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稳固了救国委员会的权力，加强了它的统治，同时也承认了6月2日以来的演变趋势。

1。大恐怖

1793年9月着手组织的大恐怖，10月里才在人民运动的压力下付诸实施。截至9月份，260名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犯中有66名被处以死刑，约占14。无套裤汉运动的胜利开始了革命法庭的一个新阶段：9月5日，该法庭一分为四，其中两个分庭同时工作。救国委员会和联合拟订法官和陪审员名单。富基埃-坦维尔仍然担任公诉人，埃尔芒被任命为庭长。

10月份开始审理一些重大政治案件。10月3日，根据阿马尔的报告，吉伦特派被送交革命法庭。同时，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根据比约-瓦雷恩的报告被送交革命法庭。王后10月6日上了断头台，她的处死成了“迪歇纳老爹最大的乐事”。对21名吉伦特派的审判10月24日开始。当辩论似乎要没完没了地拖下去的时候，国民公会决定：陪审员可在3天后表态。这帮吉伦特派于10月31日被处决。埃贝尔整个秋季都在搞恐怖主义宣传，有力地激发了无套裤汉的惩罚意志。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平等11月6日被处死后，《迪歇纳老爹报》又向革命法庭提出忠告，要求“法庭趁热打铁把叛徒巴伊、无耻的巴纳夫……连连送上断头台。”该报第312期赞扬了神圣断头机的美德，告诫人们不要有任何手软行为。罗兰夫人、巴伊和巴纳夫相继于11月8日、10日和28日被处死。在1793年的最后3个月里，395名被告中被判死刑的有177名，占45%。1793年8月底，被拘于巴黎各监狱的囚犯约有1500人，到10月2日增至2398人，到12月21日又猛增到4525人。

在外省，恐怖的规模取决于叛乱的严重程度和国民公会特派员的气质。没有内战的地区往往没有恐怖，至少在1793年年底之前是如此。在诺曼底，联邦派叛乱被击溃后，就没有判过死刑，兰代曾在那里号召普遍和解。在备受旺代叛乱**的西部各省，雷恩、图尔、昂热、南特等主要城市都有5人军事法庭在活动。他们对于手执武器的叛乱者，在验明身份后即行处死。在南特，国民公会特派员卡里耶纵容人们不经审判便在卢瓦尔河淹死犯人。他用这种方式在12月到次年1月间处死了2000—3000人，其中有反抗派教士、嫌疑犯，也有土匪和违犯普通法的人。塔利安在波尔多，和弗雷隆在普罗旺斯也领导了镇压运动。和弗雷隆曾在土伦实行过大规模集体处决。在里昂，叛乱给共和国带来过多大的危险，恐怖就相应具有多大的规模。为了制服叛乱，从1793年8月9日到10月9日进行了整整两个月的围攻。10月12日，根据巴雷尔的报告，国民公会决定夷平该城市：“所有富人住宅均得摧毁，只留下穷人的房屋及被杀害或被流放的爱国者的住宅；……这些保留下来的房屋群今后应取名为‘解放市’。”

起初库通只让人们拆毁贝勒库尔广场上的几所房子。但11月7日来到里昂的科洛·代布瓦和富歇却组织了大规模镇压。审判过于宽大的原人民司法委员会被一个革命委员会所取代。1667人被判死刑。执行死刑时用断头机来不及，还辅以步枪排射和机枪扫射。

恐怖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往往也由于当时的形势而带上一定的社会意义，因为国民公会特派员没有无套裤汉群众和雅各宾派骨干分子的支持就不能立足。许多特派员都以组织全国总动员为主要使命，他们坚决贯彻各项于国防和国内安全必不可少的措施。担任其他特派员也通过向富人征税、组织革命军、创设工场和济贫院等措施，使他们的革命行动带上显著的社会意义——伊佐雷和夏斯勒在诺尔省、圣茹斯特和勒巴在阿尔萨斯省、富歇在涅夫勒省……都是这样做的。共和二年雾月10日（1793年10月31日），圣茹斯特和勒巴下令向斯特拉斯堡的富人征税900万锂，其中200万用于满足贫民爱国者的需要。霜月1日（11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汇报圣茹斯特执行任务的情况时指出：“你们看，他为穷人的生计搞垮了富人。这种做法唤起了革命的力量，鼓舞了爱国者的斗志。贵族都被推上了断头台。”

大恐怖在经济上也有鲜明表现。在巴黎，市府主要通过建立面包定量供应卡制度控制了食物的分配，同时授权各区反囤积专员进行挨户搜查，并采取镇压措施迫使人们尊重限价法。1793年9月9日决定成立、10月初组建起来的革命军各分遣队，穿梭巡回于巴黎周围各产粮区，农民们纷纷交出粮食。然而政府仍拒绝向巴黎各区的压力作出让步，坚持现行的反囤积立法。1793年10月23日，巴黎各区要求国民公会建立一个选自贫穷公民的惩治囤积者特别陪审团，这一行动没有成功。在外省，最高限价法的贯彻需要更严厉的手段，大恐怖通过威慑提供了这种手段。纯经济的动机不构成死罪。大部分城市都仿照巴黎建立起面包的定量供应制度，往往还发展到把面包坊收归市有。配给制度必须以正常的供应为前提，因此救国委员会于1793年10月22日倡导成立物资委员会，以协调商品流通，促进生产发展。该委员会拥有极广泛的权力，可以支配生产、贸易和运输。救国委员会由此控制了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它的代理人和国民公会特派员所拥有的强制力使它得以将统制经济制度强加给工商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