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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五四比我们认知的更丰富（第2页）

[28]《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4日，3版。

[29]《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函》及附件，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0日，4版；1919年3月11日，3版。

[30]蔡元培：《致〈神州日报〉记者函》，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9日，4～5版。

[31]“前晚本社张季鸾先生即为记者言之，谓章行严先生处得到此项消息云。”世杰：《谁的耻辱？》，载《中华新报》（上海），1919年3月6日，1张2版。

[32]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1919年3月）、《文治主义原来如此》（1919年4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59、74页。

[33]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5日），载《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本，201页。

[34]傅增湘：《致蔡元培》（1919年3月26日），见《蔡元培全集》（3），285～286页。

[35]胡适：《致汤尔和（稿）》（1935年12月23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1～282页。

[36]蔡元培：《复傅增湘》（1919年4月2日），见《蔡元培全集》（3），284～285页。

[37]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1940年），见《傅斯年全集》，第7册，33～34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38]《胡适日记全编》，1922年7月3日，第3册，714～716页。

[39]《大学本科教务处成立纪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0日，3～4版；《本校布告》，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5日，2版。

[40]按原来的计划发展，若一切顺利，在文理二科合为“本科”后，法科只能独立出去。否则，以一不受校长看重的法科，要与二科合并的“本科”对应相处，地位将非常尴尬，甚难安身。

[41]《评议会开会纪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23日，3版。

[42]《本校拟在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30日，3版。

[43]《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报告》，载《新教育》，1卷3期（1919年4月），344页（卷页）。

[44]北大拟在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里附有《大学本科学科课程编制法草案》，说到本科一年级分选修科为五组，史学、政治、经济为第五组（《本校拟在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续）》，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1日，5版）。然那只是拟议的提案，到1919年秋季的《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八年度至九年度）》中，上述提案才作为“新制”开始实施，其中第五组改为“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不过后面又有附注说：“此项新制，本拟全体实行。今年八月中经评议会及教授主任会决议，法科之政治、经济、法律三系，本年暂时仍用现行之单位制。”（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078～10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可知至此法科问题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45]评议会议事录第一册，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BD1919002，转引自胡少诚：《早期北大的治理模式与实践（1898-1937）——以大学权力演化为视角的考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9。

[46]《本校布告》，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31日，1版。

[47]世杰：《谁的耻辱？》，载《中华新报》，1919年3月6日，1张2版；因明：《对北京大学的愤言》，载《川报》（成都），录在《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4版。

[48]汪孟邹：《致胡适》（1918年10月5日），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7册，278～280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49]汪孟邹：《致胡适》（1919年4月），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285页。

[50]汪孟邹：《致胡适》（1919年4月23日），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289～290页。

[51]群益书社：《〈新青年〉一至五卷再版预约》，载《新青年》，6卷5号（1919年5月），扉页。

[52]《〈新青年〉第一、二、三、四、五卷合装本全五册再版》，载《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扉页。

[53]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32页。

[54]此合同书手迹见北京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下册，16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原注为“北京历史博物馆藏片”，并说明是“鲁迅的手笔之一”。然究为何人所撰写，现有争议，参见周楠本：《一篇新发现的鲁迅手稿》，载《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2期；叶淑穗：《对〈一篇新发现的鲁迅手稿〉一文的质疑》，载《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4期。

[55]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25日，新出书信。

[56]胡适：《致汤尔和（稿）》（1935年12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1～282页。

[57]汤尔和：《致胡适》（1935年12月2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91～292页。

[58]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207～212、235页。

[59]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95页。

[60]即1915年的《敬告青年》中所说的：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力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58～163页。

[61]傅斯年：《陈独秀案》（1932年），载《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4页。

[62]陈独秀：《本志宣言》，载《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4页。

[63]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6、14页。

[64]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65]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6]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95页。

[67]陈独秀致高一涵、胡适，1920年12月21日，新出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