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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五四比我们认知的更丰富（第1页）

六、余论：“五四”比我们认知的更丰富

《新青年》的分裂和停办，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鲁迅后来说，“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1922年间的北京，“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随后崭露头角的是《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但“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102]新文化运动本发源于文学革命，使“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103]，曾是《新青年》多数同人的愿望。“文艺创作”的淡出，与《新青年》的分裂有着直接的关联。

不过，《新青年》的当事人虽然实际分裂，其“精神团结”确实仍在维持，即使在已经成为中共刊物之后亦然。老朋友间的感情也并未改变，这次新出的信中还有好几封此后陈独秀给胡适的信，充分体现了两人思想虽渐不一致，友情仍继续维持。同时，这些信件表明，胡适、沈雁冰和汪原放等人的回忆文字，已大致梳理出事情的脉络，却未被看重，研究者也不怎么引以为据，很可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胡适曾强调，影响历史的因素是多元的，如民初的文学革命思想，就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历史事实的形成，“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其解释自不能太单一。“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不必总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104]同理，《新青年》的转向和同人的分裂，也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

我们久已习惯于把一种有代表性的倾向视为“整体”，其实不然。尤其很多时候并存着不止一个代表性倾向，各倾向间可能还存在着紧张和冲突。这些倾向彼此相互关联，都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却不必就是整体本身。任何代表性倾向自然与当时当地的人心所向密切关联，体现出当事人关怀的重心和变化，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但在充分关注代表性倾向的同时，读史者也不能让倾向之外的各种内容溜过去。

在这次新出的信件中，还有一封钱玄同1921年2月1日致胡适的信，是在胡适要求同人“表决”关于《新青年》是否移京编辑之后所写，他在表态之余特别声明：

我对于《新青年》，两年以来，未撰一文。我去年对罗志希说：‘假如我这个人还有一线之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后不发言。’这就是我对于《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见。所以此次之事，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绝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

这是钱玄同的老实话，类似的意思他在别处也曾表述过。陈独秀此前给周作人的信就说：“玄同兄总是无信来，他何以如此无兴致？无兴致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态度，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105]这倒很能体现两人性格的差异，陈独秀不仅以“终身的反对派”著称，他之所以能屡折屡起，恐怕正依靠这“总觉得很有兴致”的精神。

钱玄同这段话可以提醒我们的是，当《新青年》面临转向和分裂之时，对个人而言，不写文章并不一定意味着就站在某一边（若是群体的不写，自然代表着某种倾向性）。过去的研究常喜欢划线分派，实际上，李大钊在这一事件的多数时候并未偏向陈独秀一边，颇能说明意识形态未必是一个选择的关键。而鲁迅虽然更喜欢陈独秀的为人，也反对“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却支持胡适让“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的主张，还说他所知道的几个读者也“极希望《新青年》如此”。[106]另外，与思想倾向关系不大的经费问题，反倒可能是使刊物与中共联系起来的一个实际考量因素，尽管目前尚未见到明显的依据。

在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和**的时代，发生在当时的任何事情，多少都带有时代的烙印。特定的“主义”或思想倾向，可能影响具体人物的历史选择，却不一定足以解释其言动。“五四”的人和事，也只能“见之于行事”，通过充满了矛盾、冲突和**的历史活动来理解和认识。

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后之研究者而言，“五四”恐怕都是一个涵盖极为复杂的符号和象征，很难一言以蔽之。正因个人传记材料是认识历史和解释历史的一个要项，这次新出现的相关信件，不仅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知道了《新青年》究竟是怎样转向，也对我们理解和认识“五四”的丰富性，有着特殊的意义。

原刊《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3期

[1]一般视为“五四”基本理念的“民主”与“科学”，更多适用于广义的“五四”；而当年游行的学生口里所喊的，却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一类口号；两者间实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2]按“作雾自迷”语出熊十力：《读经示要》（1944），见《熊十力全集》，第3卷，840、854、874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这些书信由嘉德拍卖会拍卖，并先在北大展览。我曾得朋友帮助，从拍卖会关于古籍善本的介绍中阅读了这些书信中的大部分，于是写出了本文初稿（刊发在2009年7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上）。现在这些书信已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并由黄兴涛、张丁整理，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原文整理注释》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1期。另有同时期李大钊致胡适一信，周作人致李大钊两信，由欧阳哲生整理，披露在《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4期的《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一文中。以下引这批信件，均注明是新出书信；凡在文中言明者，则不再一一出注。个别文字，已据原信照片更易。

[4]鲁迅：《致许寿裳》（1918年1月4日、5月29日），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345、350页。

[5]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0页。

[6]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载《历史研究》，1995年5期；王枫：《五四前后的林纾》，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7]虽然这图案似乎来自美国社会党（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42～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但不排除办刊者自己确实理解为中苏握手。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1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8]参见庄森：《〈新青年〉第八卷还是社团“公同”刊物——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史重要史实辨正》，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6期。

[9]沈雁冰：《客座杂忆——〈新青年〉谈政治之前后》（1941年），见《茅盾全集》，第12卷，95～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0]1919年1月，钱玄同就注意到，“《新青年》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内部有了赞成和反对两派的意见。现在《每周评论》上也发生了这个争端了”。见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27日，第4册，175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1]《钱玄同日记》，1919年10月5日，第4册，1815页；周作人：《周作人日记》，1919年10月5日，中册，52～53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12]其中材料最丰富的是胡少诚的《早期北大的治理模式与实践（1898-1937）——以大学权力演化为视角的考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9。以下关于北大学科调整方面的论述，颇多参考此文。另外，前引王枫文也钩稽了相当一些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报刊材料。

[13]按汤尔和时任北京医专校长，沈、马则皆北大教授。胡适后来说，“尔和先生是当日操纵北京学潮的主要人物，他自命能运筹帷幄，故处处作策士，而自以为乐事”。胡适抄汤尔和日记跋语，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与本报记者之谈话》，载《大公报》，1917年2月5日，1张2版。

[15]蔡元培：《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1918年4月），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3），149～1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6]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1918年1月），见《蔡元培全集》（3），130～133页。

[17]蔡元培：《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1918年9月20日），见《蔡元培全集》（3），192页。

[18]顾兆熊（孟余）：《文理两科合并之理由》，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9日，3版。按蔡元培在北大的主要支持者有两个群体，一是一批浙江籍教员（中文系居多，即后来所谓“某籍某系”），二是一批有同盟会国民党背景者，顾孟余就是后者。

[19]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1月），见《蔡元培全集》（3），211页。

[20]《本校拟在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30日，3版。

[21]新旧之争在校内似也存在，但并不明显。被视为守旧一方大本营的《国故》月刊社1919年1月下旬才成立，且要到那年较晚才开始回应《新潮》一方的“进攻”（参见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故早期的新旧之争，基本表现在校外。

[22]《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7日，第4册，1716～1717页。

[23]《校长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2月21日，2版。

[24]《学海要闻》（半谷通信），载《神州日报》，1919年2月26日，2版。

[25]静观：《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载《申报》1919年3月6日，6版。

[26]《学海要闻》（半谷通信），载《神州日报》，1919年3月3日，2版。

[27]《学海要闻》（半谷通信），载《神州日报》，1919年3月9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