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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古代社会学前教育（第1页）

第三节中国古代社会学前教育

家庭教育是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的基本形式。但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也曾出现过专门接纳幼儿的社会机构。特别是汉唐以来，当时所谓蒙学机构实为兼容学龄和学前儿童的教育机构。

一、学前儿童社会机构

（一）宫廷学前儿童教育机构：孺子室与宫邸学

1。孺子室

西周统治者不仅重视孕妇胎教，而且也十分注重宫廷婴幼儿教育。为了把太子和世子教育和培养成为皇室的继承人，西周统治者于公元前11世纪，在王宫内和各诸侯国的宫廷内，创设了“孺子室”，即为太子和世子设立的早期教养机构。许慎《说文解字》云：“孺，乳子也，一曰输也。输，尚小也。”《礼记·内则》云：“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孺子室”专收太子、世子，其出生三日后送入此室，相当于宫廷内的育婴院。对教养员、保育员的要求清楚，职责分明。当时教养、保育人员分为四种，即教师、慈母、保母和奶妈，被称为“孺子室”的“四贤”，其职责在上文已提及。由此，有学者认为西周王宫及其各诸侯国宫廷中所设“孺子室”为“学前教育机构的雏形”[5]。即“孺子室”是实施保教工作的专门场所，而“三母”或“四贤”是分工明细的保教人员，从《礼记·内则》“子能食食，教以右手”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其相应的保教内容，以及循序渐进的教养工作状态。

2。宫邸（邸第）学

邓太后，名邓绥（81—121年），为汉和帝皇后。邓太后自幼随兄破蒙于家塾，“六岁能史书”。15岁受选入宫，被立为贵人，师事班昭，深研经史，兼通天文历算。22岁被立为皇后。25岁和帝病逝后，临朝摄政，倡扬儒学，发展教育，尤重宫廷贵胄教育。

为了更好地教育皇室子弟，她于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创办了宫廷学前教育机构——“邸第”。“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亲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后汉书》卷十上，中华书局1973年8月版）

邓太后为什么要创办“邸第”这个宫廷幼稚教育机关呢？据《后汉书》记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矫正时弊，褒扬圣道，使皇室子弟掌握安邦治民之术；二是针对当时皇室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学无术，“不识臧否”，易招“祸败”的通病，组织皇室子弟“习研术学”，学习真实本领，防止“人亡国倾”，可谓用心良苦，很有远见。

邓太后创办的邸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有明确的办学目的，有很强的针对性，上述原因，就体现了这一点。二是设置“师保”，挑选优秀的教师担任教学工作，规定了具体的教学内容，采用儒家经书作为基本教材。三是严格管理，热情关怀，邓太后“躬亲监试”“恩爱甚渥”，既严格管理，又把严管与“恩爱”结合起来。

以上可见，一方面，孺子室与宫邸学具有明显的特权性，只有皇宫贵族子女才能享受。一般贵族子弟和广大贫寒的农民子女，被拒之门外，远不具备近代教育机构的“公共性”。另一方面，它们区别于家庭教育，具有教育机构的一般特点。

（二）社会慈幼机构

1。宋代的慈幼局、举子仓与广惠仓

北宋的“重文”国策，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但军事实力大大削弱，屡屡遭到外族的入侵。在金兵的进逼下，南宋朝廷且败且退，由此产生了一波接一波的难民潮。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后，政治日益腐败，民不聊生。因此，弃婴之风日盛。鉴于此，专设慈幼机构收容孤儿难童，便成为政府安抚民心的手段之一。

宋代慈幼机构有慈幼局、举子仓、广惠仓数种。按其性质分，慈幼局属严格意义的慈幼机构，举子仓大体属于慈幼措施，广惠仓则介于前二者之间。

据《宋史》载，宋高宗绍兴三年（1138年）五月，宋朝廷首设慈幼局于临安（杭州），专门收容“贫民生子不能育者”。该机构由中央政府拨款，为官方的赈恤措施之一。其后，京畿各郡亦仿此例专设慈幼局。个别地方亦有设慈幼局的记载。由于国库拨款无常，加之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致使慈幼局“久而名存实亡”。宋理宗淳祜九年（1249年），诏令临安府复设慈幼局，并仿“学田制”成例，专拨官田500亩以保证办理的日常经费。

举子仓的创设与朱熹有关。朱熹时任福建泉州同安县主簿，力图有所作为。史载：“初，闽人生子多不举。高宗绍兴中，朱子请立举子仓。”（《续文献通考·赈恤》）一般认为，举子仓的首设，实为“孝宗乾道五年三月”，即1169年4月。大体说来，举子仓设于路或府州，它仅为一种专门的赈济机构，并非收养弃儿之所。

广惠仓的创设稍后于举子仓。《续文献通考·赈恤》又载：“（乾道）七年，帝览饶州知府王柜《赈济条书》，言饥民岁多遗弃小儿，令付诸路收养；如钱物不足，可具奏于内藏支降。至是复有收养之诏。五月又诏诸路提举司，置广惠仓，修胎养令。”据此可知，广惠仓似有别于举子仓，它理应为“诸路收养”之所，因而可视为严格意义的慈幼机构。《续文献通考·赈恤》还载有：“宋宁宗庆元元年正月，诏两浙、淮南、江东路荒歉诸州，收养遗弃小儿。”可见“诸州”亦设有类似广惠仓的机构。

举子仓系赈济贫困多子家庭，即仍由父母亲属抚育婴幼；而广惠仓则专为恤孤而设，或专立机构，或召人收养，仍以家庭为实施教养的单位。因而，真正具有公共教养性质的机构为慈幼局。

2。清代的育婴堂与育婴社

慈幼机构的创设始于南宋，元、明两代衰落不振。清代立国后，为笼络汉族民心，同时随着“康乾盛世”的国力增强，故慈幼机构的办理振兴一时。

顺治帝曾严令禁溺女婴，这使设置慈幼机构成为必要。育婴堂复设于康熙元年（1662年）。《清朝通典·赈恤》记载：“建育婴堂于京师广渠门内，定育婴事宜。凡收育弃孩，其有姓名、年月日时可稽查者，注于册，雇乳妇乳之。有愿收为子孙者，听之。本家有访求认领者，讯与原注册符，令其归宗。”

育婴堂的复设，实由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发起捐输而成。《清朝续文献通考·赈恤》记载：“孝庄皇后首颁禄米，满汉诸臣以次捐输，不数年，由京师达郡县，育婴堂乃遍天下。”

雍正八年（1730年），明令由地方政府按期支拨育婴堂办理经费。其后，又有从盐款项下动支的成例。至清末，各省城均有育婴堂之设。各州亦办有县育婴堂。由于育婴堂兼有婴幼儿养、教功能，成为清末的公共学前教育机构“蒙养院”的首设场所。

清代的育婴社是借鉴宋代的广惠仓制而创立的民间慈幼机构。该社由蔡裢于乾隆年间创立于虔州。《学治一得编》记载其筹组方式为：

其法以四人共养一婴，每人月出银一钱五分，遇路遗子女，收至社。所招贫妇领乳，月给工食银六钱。逢月朔验儿给银，考其肥瘠，以定赏罚。三年之内，待人领养。

育婴社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没有专门的设施，而采取付费“召人代养”的形式随机办理，简便灵活。

二、童蒙教育

童蒙教育，也称为蒙学，一般认为属中国古代的小学教育。那么，童蒙教育与学前教育有什么关系呢？从入学年龄上来看，前已言及，在汉代之前，小学的入学年龄大体为虚岁8岁。自唐宋以降，随着蒙学的普设，家庭与学校的距离拉近，“走读”便成为基本形式，加上科举的刺激，因而识字破蒙的时间多提前至4或5岁。事实上，蒙学包括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小学以及学前教育阶段的后一部分，其教育对象为低幼儿童。如此，童蒙教育便与学前教育发生了密切的关联。

（一）蒙学设置

蒙学在汉代称书馆或学馆，唐宋后亦称学塾、私塾、塾馆或蒙馆，是地方办理的启蒙教育设施，虽属小学或初小性质，但多有学龄前儿童在此接受教育。蒙学在目标上，一般为儿童的识字启蒙。主要有村塾（村学）和教馆（家学）两类。

村塾，也称“乡塾”“里学”“村学”或“村馆”。即设于基层乡村的启蒙学校，历史久远。村塾是学塾中最为普遍的形式。一般说来，它设学于人口较为密集的村庄，由学童的家长出资租借馆舍和延聘师资；学童通常为数人至十数人，蒙师仅一人，规模不大；学生年龄不一，程度不齐，采用个别教学方式；教学以识字、诵读、写字为主要任务，为施行经学教育打下基础。学馆、义塾、族塾和冬学等都属于村塾性质。

学馆，也称“家塾”“门馆”“坐馆”“书舍”“书馆”“书塾”“舍馆”。汉代称为“书馆”，是村塾之一种。一般的村塾是延聘外来师资、租借本村馆舍。而学馆的塾师多出自本村，利用自家房舍做学馆。

义塾，也称“义学”。属于村学之一种。通常以地方公款（公田）或豪绅捐款（学田）作为办学资金，专收贫寒子弟，实行免费入学。由于这种捐赠属“义举”，故此类学校称“义学”。

族塾，亦为村塾之一种。还可视为义塾的分支。即同姓宗族利用族产作为办学资金，免费收录本族子弟入学受教。族塾通常利用祠堂作为施教场所。

冬学，亦为村塾之一种。即利用农村冬闲时节多开设的季节性蒙学。大体在农历十月开学，次年二月闭馆，一年学习时间为3至4个月。陆游在《秋日郊居》诗云：“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在对此诗的自注中解释：“农家十月乃诸子弟入学，谓之冬学。”

教馆，也称“坐馆”，为“家学”的一种。往往是因为富贵人家的家长无暇或无能课教子孙，遂聘塾师来家主教。若自家子孙人数过少或向学不勤，则往往延纳旁亲勤学子弟免费来家“伴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