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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社会批判理论（第2页）

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思想更多的是对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不断反思和深化。哈贝马斯的理论视野非常开阔，甚至突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跨越多个领域。其理论主要集中在语用学理论、交往理性理论、社会理论、话语伦理学和政治理论等领域，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维逻辑。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论述与批判，成为后期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特别是公共领域理论关于大众传媒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不但是公共领域研究的重要范畴，也是媒介批评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在哈贝马斯看来，所谓公共领域是指那些允许市民进行公开和合理的辩论以形成公众舆论的社会机制。辩论可以面对面进行，可以通过信件往来和其他书面交往方式进行，还可以以杂志、报纸和电子形式为交往媒介。理想地说，公共领域应当对所有人敞开，而一致意见应当通过更好的论据的力量来获得，而不是通过自然力量的运用或威胁来获得。哈贝马斯在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就探讨了公共领域的历史。对公共领域的关注也突显了民主和交往理性观念在其思想中的基础性地位。

在公共领域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从而形成某种接近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权利。当公民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显然，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共群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收者，如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乃至目前社会公众普遍使用的互联网等，都是公共领域的媒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共领域与大众传播媒介的问题得到普遍关注。英国学者彼得·达伦格指出，现代社会的文化环境有三大特点：一是认同多元化；二是社会关系表面化；三是符号环境媒介化。他认为这三点都与电视和公共领域有关。[6]当然，在今天，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体对公共领域的形成无疑产生了更巨大的影响。美国的全球化传媒战略、欧洲的传媒政策改革、第三世界国家电视工业的兴起以及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化发展和所谓的“地球村”的形成，都促使学术界开始探究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指导理论。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引发了理论界的关注。

在西方自由主义观念看来，大众传播媒介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大众媒介独立、开放，价值中立，它在监督和批判的同时行使参与权，在社会民主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市场化使得传统的国家、媒介与公众的结构关系受到了挑战。大众媒介如何发展，如何在政治参与中继续保持作用，这些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因此受到了普遍关注。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做了回顾。公共领域理论概念起源于奴隶制时期雅典广场的政治集会，当时的自由民有权参与民主讨论。可见，公共领域是建立在自由发表意见与自由对话之上的，与私人领域泾渭分明。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阶级的产生，使得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指的是当时的咖啡馆、报纸、出版机构、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在这些场所和领域中，人们平等交流、自由发表意见，对公共事务的决策也依照多数原则。以公共领域为基础的公众舆论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力量。但是，随着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分化，社会分配不平衡加剧，从而产生了公共领域的不平等，国家和私人开始对大众媒介进行控制，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显然，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媒介的民主功能自18世纪以来就不断下降。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后，公共领域被意识形态所操纵，为资产阶级所控制，公共领域话语不是讨论而是被管理，公众因此也从文化批判走向文化消费。

总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核心思想，概而言之，就是资本主义这个当时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催生力量，现在又亲手摧毁了这个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其特征为公共领域能够逃避国家和市场的制约。然而，在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大众传播媒介并没有摆脱国家和市场的制约，反而阻碍了政治民主的运行。这也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极富批判性的地方。

从批判理论的根源去分析，在哈贝马斯看来，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提出的基于启蒙的批判的“启蒙辩证法”也是过于悲观，无法求证的。早期批判理论认为，“启蒙不仅没有把人类从自然界解放出来，相反，它禁锢了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想要经济繁荣、物质丰富，得到的却是贫穷和苦难；想要道德进步，得到的却是向野蛮、暴力与偏狭的退化。”[7]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也对这样的批判理论提出了建设性的批判。

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暗示的那样，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用“转型”而不是“毁灭”或者“化为乌有”这样的词更能达意。在哈贝马斯看来，晚近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坚持始终存在，“社会现代化”、“文化合理化”、“生活方式”是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8]，而且，这样的理性主义被认为是普遍的。也正是有这样的认识作为前提，哈贝马斯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指出了在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出现之后，公共领域的范围急剧扩大，而其功能则走向衰落。哈贝马斯在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宗教精神领袖、贵族阶层当中寻找公共领域的存在。在资产阶级兴起之后，一些学者认为公共领域是衰落的，甚至是不复存在的。但哈贝马斯则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旧的公共领域在衰退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却以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崛起，并为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公共领域确立起它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因此，公共领域的概念被界定为：“那些允许市民之间公开的和合理的辩论以形成公共舆论的社会机制”[9]，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被界定为一种形成一致意见的社会机制，这样一种机制的运作是离不开媒介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的概念或者说是理性主义的观念发生的变异与偏离，是我们对传统背离的结果。从本质上看，哈贝马斯对启蒙时代的价值理念和理性是持肯定立场的，对西方传统中重要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是有信心的，只不过目前所要经历的是“转型”的过程。或者说，这样的转型在历史上已发生过一次，这就是自启蒙以来的对于传统公共领域的变革，但在他看来，这次变革的结果，并没有完成，是不尽如人意。因此，作为现代性未竟的事业，新的转型就成为必须了，而这次转型的方向，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重归启蒙传统，重归理性主义的传统，也就是在此回到启蒙。

哈贝马斯的思想是复杂和变化着的，在论述了公共领域的问题之后，在这样一种宏观机制设置之外，哈贝马斯通过重拾古典，阅读实用主义著作和语言行为理论，坚定了自己的目标，由此“哈贝马斯不再谈论公众的‘痴呆化’和布尔乔亚公共领域的优越性而是深入研究交往理论”。[10]他的研究的结果就是作为其代表作之一的《交往行为理论》。自此，哈贝马斯的思想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层面，理性主义、价值判断与选择等概念继续伴随着他的思想，但所指与所用已经发生了变化。

哈贝马斯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概念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在一个广阔的视野里探讨问题。“公共领域”的建构需要大众媒体的参与，大众媒体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公共领域遭到了政治领域和商品经济领域的双重侵蚀。[11]由此可以看到，哈氏的媒介批评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商业对媒介的侵蚀。因此，哈贝马斯非常注重大众媒介对于“公共领域”建构的意义，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继续坚持通过改善“传播的合理性”来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观点。

四、社会批判理论的媒介批评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法兰克福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想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但有所不同的是，批判理论对经济决定论的突破并没有导致他们回到保卫马克思的老路。而是在经济决定论之外寻找批判理论的视角，试图从根本上修正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从而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

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无疑是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在批判理论家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只是出自于对前工业社会的考察，在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暴力与强权已经被文化的控制所取代。因此，亟待找到较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更具说服力的、关于文化的相对独立作用的考察视角。因此，批判理论把目光投向了文化世界。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真正的文化世界必须包含“否定”与“对幸福的承诺”两大要素。但是，在“异化”的文化世界中，这两点却丧失殆尽。他们发现文化世界就是异化世界，也就是“文化工业”的世界，因此，文化就是意识形态。这也正是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意识而被“富裕社会”同化的根源之所在。于是，他们回到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并且发现马克思仅仅看到生产过程的异化，而没有看到消费过程的异化。他们进而强调异化的“多面性和无所不在性”。也就是说，异化表现在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之中，还表现在人和自然以及人和自身的关系之中。

异化对人的束缚与统治已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导致了过度的、满足着“各种虚假的需要”的物质制造，而且也导致了文化的异化，并因此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世界。它千篇一律丧失了自主的性格也根本无从完成“颠覆”、“否定”和“救赎”的历史使命。

正是在关于“文化异化”的论述中，批判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无疑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文化的生产工具，大众传媒无疑加速着文化的全面异化。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所构建的正是这样一个全面异化的文化世界。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率先关注作为“文化工业”的集中体现的大众传媒，并且提出了“媒介控制理论”。

具体来说，批判理论的媒介控制思想，首先体现在对“媒介的被控制”即“谁控制着媒介”、“为何控制”以及“媒介控制什么”、“媒介如何控制”、“控制的后果”等问题的考察上。媒介的被控制是指国家对媒介进行的控制，媒介的控制指的是媒介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控制工具对社会进行的控制。前者是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后者是国家通过媒介对社会的控制。国家对媒介的控制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前提，或者说，媒介的控制不过是国家对社会实施整体控制的一个手段而已。批判理论认为，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对媒介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事实上，西方媒介发展的现实不断证明，大众媒介完全受国家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控制，它的功能是在国家控制下发挥的功能，它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

其次，批判理论还认为，媒介是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并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从而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批判理论认为，媒介之所以会成为意识形态，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媒介具有操纵性，即媒介对人的操纵和控制功能。二是因为媒介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基于此，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媒介控制思想主要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相对于国家对媒介的控制的关注，他们更多地将其理论目光聚焦在媒介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上。

批判理论所指的意识形态控制，主要包含两种意义：一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维护意识形态；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统治。大众传播媒介的工具化，就是媒介充当了维持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合法化的工具。由此，媒介的工具化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思想的同一性上。而媒介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则主要体现在制造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虚假统一，制造虚假需求美化、幻化现实，并由意识形态的大众媒介构筑起一个在统治者控制之下的全封闭的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人头脑中的批判性思维被剥夺，对现状的否定转变为对现状的肯定，个人的意识融入并等同于社会意识，甚至对儿童的直接影响也由媒介取而代之。总之，人成了媒介的奴隶。每个人都不是作为“我”存在，而是作为“我们”而存在。

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开创了媒介批评理论的先河，为媒介研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各种学派的媒介和文化研究取向。就媒介批评研究本身而言，把大众传播研究从微观的效果研究中解放出来，从而引入社会文化批判的视野，建构了媒介批评理论的基础，可以说，这也是社会批判理论的最大贡献之处。

不同于大众传媒的微观研究、实证研究和实用性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所开创的批判思路认识到了由大众传媒导致的对社会大众的控制问题。社会中的每个人几乎都难以逃脱媒介的操纵和控制，由此，他们看到了貌似自由但实际并不自由，貌似主动实际却是被动的现实。更为严重的是，批判理论认识到，受“欺骗”的大众浑然不觉自己受骗，反而自觉地相信了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一切，从根本上揭示了大众传媒对人的精神奴役和全面控制，从而完成了对大众传播经验学派的视界超越。

当然，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囿于意识和精神领域的理论分析，缺乏充分的实证和经验依据，只是理论的批判而不是实践的批判等便是他们屡遭诟病的主要所在。而且，他们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转换为对某些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的部门的批判，为此甚至不惜把意识形态的内涵无限扩大，不惜将现代科技、现代理性也包括进来，但却因此而忽视了对一般意识形态的正面探索。

还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美国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各成员的主要居留地，纳粹德国建立的法西斯社会和战后美国发展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消费社会都给他们提供了现实的真实状况，构成了他们分析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典型语境。面对收音机时代与德国的硬性宣传以及面对电视的时代与美国的软性传播，他们毫不犹豫地在两个大陆高举起批判的旗帜。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对法西斯宣传进行批判；40年代，则转向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但是，由于批判理论看到的更多的是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因此，批判理论又陷入非此即彼的情境。其结果是只看到了文化受意识形态控制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文化挣脱意识形态控制的努力。

批判理论悲观地展示了大众传媒对社会控制的绝望的一面，而没有展示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希望的一面。乃至于批判理论提出的只有高度审美的人才能拯救文化世界，这更是隐含了批判理论所持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对受众的主观能动性的极大不信任和忽视。

[1]［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18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洪佩郁、蔺青译，2卷，48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3]王凤才：《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对批判理论三期发展的批判性反思》，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6）。

[4]［德］西奥多·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见陶东风、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1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5]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PeterDahlgren，TelevisionandthePublicSphere：ship，DemodtheMedia，Loion，1995，p。72。

[7]［英］芬利森：《哈贝马斯》，邵志军译，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8]［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4页～1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英］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杨礼银、朱松峰译，12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0]［法］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167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11]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33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