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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社会批判理论（第1页）

第二节社会批判理论

社会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也是媒介批评宏观理论的基础。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虽然各不相同，学派理论学者的研究取向也各有差异，但“批判性”是其理论的核心范畴。

一、社会批判理论的内涵和特征

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了被称之为社会批判理论宣言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同年，他又与马尔库塞发表了《哲学与批判理论》，确立了“批判理论”这个术语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新型的“批判理论”与以往的“传统理论”在思维方法、逻辑结构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各种不同。

法兰克福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对欧洲自笛卡儿以来的近代科学主义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归纳起来看，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就是批判以征服和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科学知识万能和技术理性至上主义为特征的工业文明主导的文化精神，而其核心在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即技术理性。社会批判理论所针对的并强烈加以批判的正是科学主义至上的资产阶级现代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传统理论，即借助于继承来的概念和判断手段对材料进行的判断性考察，发挥着肯定的作用”，“概念和判断工具不但可能是当代文化总体的一部分，而且也可能是更正当、更分化、更和谐地组织起来的文化总体的一部分”。[1]这种“传统理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技术发展的产物。因此，批判理论的目的就是对这种“传统理论”进行批判，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进行否定。

批判理论的本质特征，首先在于提出理论与行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理论形态，有意识的社会批判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批判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其次，批判理论是批判性的，强调对现存社会的否定与怀疑，与现存社会始终保持着一种对抗性关系。就此而言，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精神是有内在联系的。再次，批判理论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它融汇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神学、美学、哲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这些多学科的综合运用不是为了形成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直指社会问题，对现存的社会进行批判，故而批判理论的实质就是社会批判。最后，批判理论所涉及的批判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以期为人类的理想建立理论的依据，为人类合理社会的存在进行严格的理论辨析。

总之，批判理论以其明确的价值立场和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理论、政治社会问题、文化形态以至日常生活等维度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践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社会文化研究的中心话语之一，并产生了一大批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

二、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法兰克福社会批判学派的核心人物有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本雅明和哈贝马斯等。其中与媒介批评有关的理论，主要有从大众文化理论角度、大众媒介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以及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下面对主要人物及其观点加以介绍。

（一）霍克海默

马克斯·霍克海默，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他先后在慕尼黑、弗莱堡、法兰克福大学研究哲学，1925年起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1931年出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主要著作有《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1937）、《启蒙辩证法》（与阿多诺合著，1947）、《工具理性批判》（1967）、《批判的理论》（1968）和《社会哲学研究》（1972）等。霍克海默推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系统提出社会批判理论，与阿多诺共同提出“启蒙辩证法”、“文化工业”等概念，从而确立了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基本理论方向。

图6-1西奥多·阿多诺

图6-2瓦尔特·本雅明

（二）阿多诺

西奥多·阿多诺（图6-1），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于1921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和音乐，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主要著作有《启蒙辩证法》（1947）、《新音乐哲学》（1949）、《多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1955）、《否定的辩证法》（1966）和《美学理论》（1970）等。阿多诺深谙现代音乐，他的音乐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最具特色，阿多诺著述丰富，涉猎广泛，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和美学。

（三）本雅明

瓦尔特·本雅明（图6-2），先后在弗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瑞士伯尔尼大学研究哲学、文学和心理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当时思潮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了躲避纳粹迫害而长期流亡，最终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处自杀身亡。主要著作有《德国浪漫主义批评的概念》（1920）、《德国悲剧的起源》（1928）、《弗朗茨·卡夫卡》（1934）、《作为生产者的作者》（1934）、《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论波德莱尔的几个问题》（1939）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1973）等。他提出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问题，引发了对大众文化的深刻反思。

图6-3赫伯特·马尔库塞

（四）马尔库塞

马尔库塞（图6-3），1933年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曾在哥伦比亚、哈佛、加利福尼亚等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理性与革命》（1941）、《爱欲与文明》（1955）、《单向度的人》（1964）和《文化与社会》（1965）等。马尔库塞的思想深受黑格尔、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同时也深受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揭露，主张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图6-4于尔根·哈贝马斯

（五）哈贝马斯

于尔根·哈贝马斯（图6-4），先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和德国伯恩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经济学等，以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获得教授资格，1964年接替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理论与实践》（1963）、《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1973）、《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交往行为理论》（1981）、《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作为未来的过去》（1991）、《包容他者》（1996）和《真理与论证》（1999）等。哈贝马斯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提出的“公共领域”、“交往行动理论”等重要概念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社会批判学派的主要理论

批判理论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中媒介与文化的批评是其重要的维度。哈贝马斯总结了第一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问题，包括后自由社会的统一形式、家庭社会化和自我发展、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沉默的抗议的社会心理学、艺术审美理论、实证主义批评和科学批判等。[2]可见，在批评理论中，文化和媒介批判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批判理论关于大众媒介与文化的批判涉及政治、经济、艺术、审美、大众文化等方面。

（一）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全方位批判，建立批判理论体系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就是揭示为什么在科学技术进步、工业文明发展似乎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在理性之光普照世界大地的时候，“人们并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状态，而是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对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线，以神话与启蒙的关系为核心，对启蒙理性的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他们不仅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过程，而且阐明了启蒙精神的实现过程，就是进步与倒退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生的过程。因而他们断言，启蒙精神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3]

如前所述，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启蒙理性的核心价值，主要是技术理性主义、个体中心主义和文明进步主义。因此，社会批判学派对近代“启蒙理性批判”的重点，一是批判虽然直接针对启蒙理性，但实际指向的是工业文明，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史。当然，批判学派并不否定人类文明，他们批判的是对科学技术、工具理性过分依赖，批判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批判理论在对技术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进步主义的批判中，尽管确实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悲观主义文化批判，有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但这种批判性反思精神却是发人深省的。事实上，批判理论所引发的，是人们对工具理性霸权下的价值理性被贬抑的强烈抗议。此外，从理论源流看，批判理论的立场，上承卢梭等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浪漫主义、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和卢卡奇等人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下接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无论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史上，批判理论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对“文化工业”的反思及批判

批判理论对于启蒙理性的工具理性、技术主义极权的反思与批判，集中体现在“文化工业”的概念上。文化工业理论是社会批判理论中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虽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是文化工业概念的首创者，但这却是社会批判理论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批判理论所指的“文化工业”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以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复制等工业化方式生产出来的与高雅文化对立，以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为传播媒介，具有商品性和消费性特征的文化形态，或称之为文化产品。二是指整个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系统，在这种生产和消费背后，隐含着强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凭借着这种力量，大众的自觉意识被束缚，主体性被控制和操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工业实现了反启蒙的效果。这应该是理解文化工业含义的基本立场。

一方面，文化工业使文化和艺术沦为商品。阿多诺认为，“‘工业’这个词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4]正是工业化的生产形式催生了文化工业的低俗性。文化工业充斥着标准化的情感和虚假的个性，丧失了艺术个性和自律性，不具备任何审美特征。从表面上看，文化工业似乎拉近了艺术与大众日常生活的距离，但实际上，社会大众及大众的需要都是被社会规定的，他们永远是文化工业的消费者和生产对象。由此，在文化工业的生产和消费系统中，是商业、资本和市场逻辑起关键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资本逻辑的控制下，文化工业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立足于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批判理论学者认为，文化工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就是意识形态输出和输入的过程，作为个体的大众纯粹是被动的接受者，是被操纵的对象。由此，人们在享受文化工业带来的享受性和娱乐性的时候，却被隐藏在其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潜移默化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彻底操纵了大众的身心甚至潜意识。

例如，当代文化研究学者王晓明指出的媒体对“成功人士”的虚假建构，他称之为“半张脸的神话”。他认为，大众媒介建构了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通常是中年男性、衣冠笔挺，拥有豪车豪宅、海外留学背景，清晨怀揣待签的商业合同出门，总不忘与自己美丽的太太吻别，周末则打几杆高尔夫，或去歌剧院听歌剧、交响乐……在产品广告等各类大众传媒形态中，这类“成功人士”的形象频频出现。但是，他的其他生活呢？作为现代人必须要关心的事情，如人的自由、社会的公正、艺术的创造等，他们好像无暇顾及。那么，他们的另半张脸在哪里？[5]由此，可以看出，正是作为文化工业的媒介，通过所有可能的方式，从而建构了资本社会的“成功人士”的形象，而这正是批判理论所要揭示的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控制问题。不得不承认，批判理论冷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以及文化工业对这种意识形态建构的作用。

批判理论对“启蒙理性”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启蒙理性”带有很强的工具主义倾向。这样的倾向，一方面成功塑造了现代工业文明，大大提升了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启蒙理性”的工具主义取向在追逐效率和利益的同时，深化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的危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在和机器的关系中成了奴隶，启蒙将人类从神学中解放，却把人投入“工业化奴役”的炼狱。在这样的观点下，阿多诺等批评学者并不承认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文化的大众性，反而认为文化工业具有“非人性化”倾向。

由此，总体上看，批判理论对文化工业坚持的是全面否定的立场，在他们看来，这也与“文化工业”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就现实而言，文化工业的生产与技术尤其是与传媒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此外，文化工业不是由个体脑力劳动者完成，而一般以平民资格和身份参与生产，产品完全适合大众口味。同时，作品的受众也是消费市场的大众，他们具有整齐划一的同质性，消费需求也非常接近。这样，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和工业社会的其他生产类似，都强调生产的可复制性和效率优先原则等，这样就可以同时满足大众的统一需求，这种文化缺少精英文化精雕细刻的生产过程，带有明显的快餐文化的特点。如上所述，大众文化中隐含着的商业化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危机正是批判理论所关注的根本问题。

（三）对“公共领域”的论述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