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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难教育总动员（第2页）

尽管“抗日救国教育总动员委员会”命运多舛，但社教社对电影、戏剧等却日益重视起来。第二届年会决议案通过《由本社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社会教育机关注重实物教学及电影教学案》，原提案由钟道赞、刘之常联名提出，[113]会后，社教社援例将决议案呈文教育部，教育部以教字第1836号训令电影检查委员会，“据中国社会教育社缮呈年会决议之呈请通令各省市社教机关注重实物教学及电影教学案，请予核办等情，查核原案所称各节系为便利教育实施起见，尚属可采。惟原案内办法第二项，应由该会办理”。教字第3339号训令再次迭发，“查本案前据该社呈请，当经令饬电影检查委员会核办，并批示知照各在案”。与教育部的积极态度相比，接到训令后，电影检查委员会却不甚响应，常务委员李景沁如此公文回复教育部：“查凡经本会检查核准之电影片、名称、出版公司等项，向来随时分类登载公报，分发全国设有电影院之各教育及各警察机关查照，即各处主要社会教育机关函索，亦无不随时陆续递寄，即影片内容，是否关于社会教育，尽可按照类别而查悉。至租片地点大约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影片租费随其内容之优劣而殊，未可预定。所请列表分发一节，似无须另行办理。此后由本会陆续检送公报一份，以资查考”[114]，态度极为冷淡。

尽管遭此冷遇，社教社依然热情未减，积极分函电影教育机关应社教机关教学之用[115]。1934年8月，社教社第三届年会，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张炯、顾良杰、钟灵秀、郭莲峰、彭百川等人联合理事陈剑修，联名提交了“拟由本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通力合作实施电影教育案”，统计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市1933年10月至1934年6月间放映教育电影次数，总计在968所学校映演了1316场次，观众人数达542852人：“……观众如此踊跃，可观一般青年对于教育电影之兴趣。迩来各地社会教育机关，亦加注意，相率采用教育电影，以为其中心工作之一，成效尚有可观。惟多各自为政，缺乏整个的与联合的计划。复以经济人才关系，自制教育电影片为数无几，不敷应用。虽有外国制造之教育影片可资观摩，然多嫌不合我国国情，介绍推行，欲益反损，究非治本之方”，要在训政期间完成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社会教育为最切要途径，“而电影教育，似为社会教育中收效最速之一种，自应集合群策群力，共谋推进，兹拟建设由本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通力合作，实施教育电影”，建议双方共同筹集巨款经费，向社会征集良好电影剧本，自制影片或委托有名影片公司摄制，给予国内电影制片公司补助以资奖励，并函请各省市教育厅局指定本省各地方规模较大的民众教育馆或其他民教机关组织电影巡回队，遍及偏僻乡村，启迪民智而广流传。[116]从该提案行文风格看，似应是彭百川主笔。该届年会，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谢大祉、高维昌，同时递交了“积极利用电影教育以增社教效益案”“积极提倡教育电影”提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决定三案合一，通过决议：“积极提倡教育电影，以期增进社会教育效率案”。通过办法如下：

（一）建议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凡省市都会及各县城市与乡村民众教育馆，或他种民教机关，一律附设电影教育组股，专办实施电影教育事宜。

（二）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暨该会所属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常川免费，供给教育电影。

（三）由本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筹集巨款经费，设制片公司，以资奖进。

（四）函请各省市教育厅局，指定本省市各地方规模较大之民众教育馆，或他种民教机关，组织电影巡回队，专到偏僻乡村放映，藉以启迪民智，而广流传。

（五）拟请本社理事会推派负责人与中国电影协会、中央党部、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一致联合，向政府建议，从速实施教育电影统制。

（六）凡编制电影剧本及摄制电影，须特别注重发扬中国民族精神，及固有优良道德、古今伟人、模范事迹、生产教育、儿童幸福以及开发边荒等。

（七）举凡涉及迷信肉感，足以萎靡人心之剧本、影片，应绝对禁止发行及摄制。[117]

年会后，社教社第十届理事会议就“请由本社拟具华北各省救国教育办法，呈请中央采择施行案”进行讨论，决议公推李云亭、梁漱溟、孙廉泉三先生拟具计划，交常务理事办理，由梁先生召集。执行状况已分别聘请担任。[118]在社教社理事会的运作下，1935年3月22日，社教社以504号公函向各省市教育厅局，请各省指定规模较大之民众教育机关组织电影巡回队实施电影教育，利用教育电影训练民众，提升民气，增加社会教育效率。[119]四川省政府、河北省教育厅给予积极回应。四川省政府以主席刘湘、教育厅长杨全宇联衔函复：“贵社第504号公函：请指定民众教育机关组织电影巡回队实施电影教育一案，除指定成都、重庆、万县三市，及泸县、合川两县，积极筹备办理外，相应函复查照，并希将新制教育影片，陆续寄府，以便转发放映是荷。”[120]河北省教育厅厅长郑道儒回函，称此建议与该厅事业不谋而合，[121]而社教社第二、第三届年会持续关注的提案，各地社员亦纷纷行动起来[122]，这些史料都无一例外透露出教育电影已在各地社教机关次第推行的现实境况。而第三届年会决议案中开列的办法，如教育电影统制，随着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制场两个官营制片机构成立，特别是1942—1943年，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以教育部的名义创办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教育电影官营化完成，社教社所设计的教育电影有专门机构掌管、拍摄，统一规划全国总发行，各省交易厅、民众教育馆和电化教育巡回队负责放映工作的统制制度成为现实。[123]从这点看，社教社年会决议案有明显的前瞻性，社教社作为学术团体，其集体智慧为社会教育发展框定了方向。

表4-8社教社历届年会“救国教育”主题议案一览表（1932—1936）[124]

续表

由表4-8可知，自第一届年会起，“国难教育”是社教社历届年会持续关注的热点之一。总干事俞庆棠第一届年会上联合雷沛鸿、赵冕提出要实施国难教育，四届年会共有16个议案，其中第二届年会最为集中；提案人不仅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教育行政官员、国立大学教授，更多的提案来自地方基层社教机关主持人。从决议结果看，除“教育民众应注重人格之训练与心理之改造，以挽救民族之危机案”被保留外，其他大多被理事会审查委员会所认可。社教社第四届年会曾通过“各省市社教机关积极实施国防教育”一案，继由第15次理事会议公推彭百川、甘豫源、陈礼江审查，复经第16次理事会议决议，遂呈请教育部通令实行，部分内容如下：

窃外侮横来，国势日蹙，欲确保民族生命，舍整饬国防，其道莫由！考国防之义，除充实武力军备之外，尤应积极实施国防教育，以培养国民之军事知能，唤起国民之御侮情绪。本社第四届年会爰有“各省市社教机关积极实施国防教育”一案，经决议“除通函全体社友努力实施外，并呈请钧部采纳通令施行”，兹谨将该案所拟办法，修正录呈如左：

一、各地民众学校应利用纪念周或集会时间教授国防常识。

二、各级社会教育机关应特设国防教育展览室，招致民众阅览。

三、各级社会教育机关每周应定期举行国防常识讲演，切实灌输民众国防常识。

四、各级社教机关应设法联络军政机关举行大规模之国防演习，切实训练民众国防之知能。

五、各级社教机关应积极推行壮丁训练。

以上各办法均经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详加修正，是否有当，敬恳钧部鉴核采纳通令施行，实为公便。[125]

各社员相关提案的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表明地方社教机关对社教社年会提案的跟进，社教社借助年会提案对同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对各省市社会教育事业起到引导、辅导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