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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难教育总动员（第1页）

（三）国难教育总动员

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氛围弥漫，国难教育是各界共同关注点，社教界视社会教育为“唤起民众”唯一途径，“社会教育即民族自决教育，亦即国民自救教育，故社教之产生及本社之成立，都是想为民族谋出路”[104]。在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社教社，从一成立就将国难教育作为己任。第一届年会，社教社理事雷沛鸿、赵冕，常务理事俞庆棠联名向大会递交了“拟请社会教育机关，一致提倡爱国教育案”，大会给予高度重视，经第三次大会议决，将提案中“爱国教育”改为“救国教育”，办法重付审查，并推陈训慈、俞庆棠、高践四、甘豫源、刘绍桢五人为审查委员，审查后，将原案扩充修订如下：

主文：改为“本社应请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救国教育案”

理由：中华民国之教育宗旨，于民国十八年由中央规定者，原有“延续民族生命”“务期民族独立”之语。盖一国之教育，自应以民族独立为先决问题。最近我国内忧外侮，愈形严重，所谓“民族生命”，已濒危殆。尤当以雪耻御侮挽救民族国家之生存为中心目标。社会教育既以最大多数之民众为施教之对象，则其对于“唤起民众”，以“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自应比较学校教育，负更大之责任。故今后中国之社会教育，应尽量灌输救国之精神，而由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以各种方法努力推行之。

办法：社会教育实施救国教育之目标，期在养成民众强毅勇敢之精神，勤俭克苦之习惯，利群爱国之观念，国民应有之常识，与团结自卫之能力。务求在全体民众之中，普及救国自强之共同意识，培植复兴中国之真实力量。其设施之办法，为目前所急应实行或应继续推行者，举列如下：

1。援助东北义勇军；

2。提倡国货运动；

3。普及关于国难之宣传；

4。协助民众自卫；

5。充实各社会教育机关中有关救国之教材，各图书馆、阅报社及民众教育馆图书部等，应尽量购置并陈列关于救国常识之图书；

6。编印各种有关救国之民众读物；

7。编订关于救国之讲演资料；

8。推行足以发扬民族精神之音乐与艺术；

9。就民众娱乐中灌输关于救国之材料；

10。其他有效之各种方法。[105]

该决议方法第九条“就民众娱乐中灌输关于救国之材料”中，做了如下细化分解：“民众固有之娱乐如演戏、说书，应使其注重救国御侮之故事，或供给应时之新材料。新剧与电影，近渐普及，尤宜与之联络，使排演映放悲壮动人关于救国之剧本。此外如幻灯、留声机与无线电等，尽可尽量应用，以作救国之宣传。”[106]由此，进行演戏、说书、新剧、电影制作等的艺术团体被纳入视野中。1933年3月18—19日，社教社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会上赵冕、赵光涛、雷沛鸿、陈礼江联名提出“本社应联络国内艺术机关团体及社会教育机关，总动员实施抗日救国教育案”，经理事会讨论，决议“修正通过；公推朱坚白、彭百川、赵光涛、董淮、雷沛鸿、孙枋、马宗荣为委员，负责组织抗日救国教育总动员委员会，并指定彭百川为主席”。[107]委员们19日假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开第一次会议，商议进行步骤，会上推定彭百川、朱坚白和赵光涛三人赴苏沪一带接洽各艺术团体及各电影公司。“百川等遂于三月二十八日赴沪，二十九日竟日奔走，分别接洽各电影公司，唱片公司，说书社，以及海上著名之艺术家，并于三十日下午二时，假一品香旅社邀请各团体代表茶话，以资联络。”[108]出席代表如表4-7所示。

表4-7社教社赴沪联络国内艺术团体出席单位一览表（1933）[109]

与会代表37人，除社教社社员外，囊括了上海市教育局、上海电影教育协会、商务印书馆以及数家知名说书社、电影制作公司。茶话会由彭百川主持，欢迎各位代表的同时，对社教社在沪招待艺术界意图予以解释：“上海为新文化之发源地，又为艺术人才荟萃之区，举凡电影，戏剧，唱片，说书等等，均为宣传之良好工具，苟能加以利用，则收效之大，洵未可限量也。惟吾人欲以艺术为唤起民众之手段，则必先统一艺术界之意志，而后可言救国，可以发生伟大力量”。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作为社教社社员，自然对彭百川呼吁予以积极回应：“中国社会教育社乃实施社教者与研究社教者所组织，对于社教之设施，多所研究，今日招待艺术界同人，自能为社教前途开一新路线。吾人目击时艰，应集多数人之力量，从事于新组织，及新计划，对一般劳苦工农，施以相当教育，救国前途，实利赖之。”明星影片公司经理、知名导演郑正秋致辞代表了艺术界的看法：

今日承中国社会教育社宠招，非常荣幸！关于改良艺术一端，自问知识有限，心余力拙。即以电影而论，最初未尝不欲以教育影片改良社会，无如难合社会心理，屡遭失败，是以一再牵就，于无形之中，难免有违最初宗旨之弊，而今出品之是否适合教育原理，则未敢臆断矣。贵社有此志愿，吾人极表赞同，惟希有确定组织，在电影方面，详加审查，旧者何种应革，新者应如何产生，尤希于材料方面，多所供给，则艺术教育与社会教育，可以融成一片，向同一方向谋发展也。[110]

随后清贤有声影片公司钱瘦铁、大长城影片公司李君磐、艺乘书画社钱化佛先后致辞，表示艺术界有服务社会的决心，彭百川代表社教社，期盼艺术界努力于抗日救国作品创制，并请各电影唱片公司厂家如有新制抗日救国出品，请函知该社登记，社教社愿代为介绍宣传，以期推广。从结果看，尽管宾主其乐融融，但社教社之前希望成立的“抗日救国教育总动员委员会”并未如愿组织，即便到会来宾“有以此相请者，同人等即答以须请示本社理事会后，方可决定，未予确定答复”，彭百川对此看似抵牾的做法给予如此答案：“同人等于开会之前，对于在沪设立组织一节，曾加以考虑，咸以沪上分子复杂，组织团体，易惹纠纷，及无味争执，故主张暂缓设立”。[111]参照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界纠纷的研究[112]，彭百川这种论断颇有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