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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教合一事业实验（第2页）

[12]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一年》，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13]《河南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办法》，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4]《河南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计划大纲》，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5]《洛阳实验区董事会董事一览》，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6]《洛阳实验区董事一览（一）（二）（三）》，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17]俞庆棠：《到洛阳去》，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8]实验区筹备主任陈大白专门向社教社呈请为实验区发图记一颗：“该主任为慎重起见，特呈请颁发图记一颗，随由本社拟定样式呈请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准备。顷已刻就本质图记一颗，文曰‘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图记’，业经颁发应用，并令将启用日期呈报备查”。《社务报告颁发洛阳实验区图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19]《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经过》，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20]临时设备各费或由各热心人捐募，或自行捐助。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捐助了科学仪器17件、农村工艺品14件、动物标本10件、病虫害标本46盒；赵光涛捐助脚踏车一辆、油印机一架；郭芳五捐助椅子15把；专员公署捐助电话机一架、方桌4张；王海涵捐助小算盘40把、大算盘1把等。赵光涛：《会议席上印象记》，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21]《社务报告请求庚款补助费》，载《社友通讯》，第3卷9期，1935。

[22]《洛阳实验区徽章》，《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23]（1）实施初步教育，奠定村单位实验之基础。（2）精密调查代表农村，编制村单位实验之计划。（3）组织民众领袖份子，建立村单位实验之组织。（4）联络政教热心人士，协助村单位实验之发展。《洛阳实验区筹备处计划大纲》，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24]整理自《洛阳实验区近讯组织设计委员会》，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25]“乡村建设是整个的，社会事业是多方面的，以民教机关少许之经济与人才，断难负此重任。所以我们主张民教机关应该与党、政、军、民事、金融、教育与合作等机关联合战线，通力合作，共谋整个乡村之建设。因为在彼为推广设施，在此为研究实验，相互为用，相得益彰，实施既经济而效率则甚大。”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二年》，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26]《洛阳实验区近讯工作报告心得及困难》，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27]按照洛阳实验区主持人陈大白的调查，他认为：“中原社会还留滞于十七世纪的封建社会，凡社会组织、社会经济、社会文化习惯等与沿海诸省多所不同，因之社会教育之实施方法，亦因地制宜，吻合社会之实际需要。……中原社会还滞留在于十七世纪的封建社会，尚未受到帝国主义之侵略，所以这是中国纯粹的农村之本色。不过在此封建社会中，旧礼教旧势力的确是很大，民教事业之推动，是很感困难。我们从事社教者如何借旧势力来建设新力量，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陈大白：《在开发中原社教的征途上》，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28]《洛阳实验区近讯开幕典礼》，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

[29]《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实验区开幕典礼》，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10期，1935。

[30]陈大白：《写在前面》，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31]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实验区之政治实验心得》，载《建国教育》，第2卷1期，1940。

[32]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实验区之政治实验心得》，载《建国教育》，第2卷1期，1940。

[33]陈大白、邢广益：《洛阳实验区之新教育实验》，载《民众教育月刊》，第5卷1期，1936。

[34]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35]陈大白、邢广益：《洛阳实验区之新教育实验》，载《民众教育月刊》，第5卷1期，1936。

[36]吕庙村地处洛阳县城东北约15里（1里等于500米），距本区区公所平乐村约7公里（1公里等于1000米），本村依据保甲制度编制，隶属第三区65保，联保办事处设在该村，132户村民分属于12甲，50。75%属于自耕农，佃农兼自耕农占总户数的28。03%，地主仅4家，占总户数的1。52%，本村土地系黏质壤土，多属坡田，灌溉不便。盈亏户数为73户，占总户数的55。31%，盈余49户，占总比例的39。12%，盈亏相抵的12户。全村人口总数755人（其中13～18岁人数为85人，占总人口总比例的11。25%；19～39岁人数为269人，占总人口比例的35。63%），务农为50。99%，做笔、赶轿车为该村农户特种副业（做笔26人，赶轿车15人），妇女占总人口比例的61。45%。该实验村设有县立第22小学和县立女子短期小学各一所，学生70余人（男生40余人，女生30余人），民风朴实，女子多缠足，村媪多诵读佛经，附近有西吕庙、大杨树等10个村庄。沙居易、金绍武：《洛阳实验区吕庙实验村之农户调查》，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37]沙居易、金绍武：《洛阳实验区吕庙实验村之农户调查》，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38]《洛阳实验区近况董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

[39]黄理斋：《筹备后期之洛阳实验区》，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40]《洛阳实验区吕庙实验村强迫征学办法》，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7期，1935。

[41]桐膺：《以民众教育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的我见》，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42]陈大白：《征学制实验之发端》，载《社友通讯》，第3卷7期，1935。

[43]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44]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45]大队长为全队最高领袖，在教学与管理上，都站在最重要位置。主要职责为：大队集合时司令、晨操升旗司令，精神讲话、新闻报告、视导教学、主席法纪会议、设计社务服务及教学研讨会主席等；中队长为全中队最高领袖，司点名、整洁监导、指导教学准备、参与法纪会议、维持秩序、视导教学、视导整洁检查、轮值新闻报告；大队长缺席时，得临时代理之。小队长为全小队领袖，也是基本干员。司整洁检查、纪录训练、违警纪录；导生上课时，司准备指导、复习指导，并为上下课时司令，各种活动均由小队长维持秩序，且参加法纪会议，执行惩处。

[46]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47]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48]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49]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