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三政教合一事业实验（第1页）

（三）“政教合一”事业实验

政学两界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近代以来，提倡社会教育的人士与其他社会改造论者一样，都迫切希望能够获得教育改革话语权，左右政权的能力大小是实现前提。不少专家热衷行走在“行政与学术”双轨道中，与国民党元老、权力新秀以及各省实际掌权者保持了良好关系，他们依靠这种资源来增大“梦想成真”的砝码。而政府亦希望争取学界支持，赢取其向心力，借以扩大并稳固其政权基础。社教社常务理事梁漱溟曾专门指出：“办社会教育的机关，借政府力量施行他的社会教育；而政府则借社会教育工夫，推行他的政令。”[177]社教社第三届年会有“由本社组织委员会研究政教合一之办法案”，决议“公推相菊潭、赵步霞、彭百川三先生为委员，由相先生召集”[178]，与政府彼此借力。洛阳实验区、花县实验区的政教合一的事业实验，是社教社与政府双方联合的尝试和探索的结果，实验成果的推广所彰显的政治与教育良性互动，不仅巩固和提高了社教社作为“全国社教之总枢纽”的社会地位，而且共同主导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路径。

社教社的政治资源来自骨干成员对社会变动的新挑战的回应能力。“教育是一种推动社会的力量，要和政治经济等改造携手共进，才能表现效能。民众教育者从他们的言论看去，决不是教育万能论者，他们多相信教育的力量是有限制的，当前的环境是不乐观的，然而他们不肯束手以待环境的改善，或冥想理想国的降临，更不肯离弃了实际的工作来空谈路线理论。这是他们所异于经院派学者或玄想的激进党人之处。”[179]社员通过年会提案或其他方式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学术团体对政府、地方对中央、社会对国家政权的要求与愿望，经过大会讨论形成的年会决议案，具有相当的动员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政教合一就在使政教的工作连锁进行，并且使政治的权力和教育的精神合一，使成总的力量，以解决总的问题，所以政教合一，是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180]第二届年会有筹设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的提案落实，紧接着，第三届年会上河南省立实验民众学校递交了“请本社拟定社教机关与其他机关联络合作之办法案”，政教合一是其目标。提案详文如下：

主文：呈请教育部转呈中央通令各省市行政机关与社教机关切实合作，以期收政教合一之效果案

理由：

（一）作君作师是中国自来政教合一之先例。

（二）欧美各国遇有特殊问题，多取决于大学教授，即为政教接近之表现。

（三）中国近代政教分家，主政者类皆漠视教育，地方土劣，又从而把持之，虽仅学者鼓吹说法，然多受政治影响，不能见诸实行。

（四）社会教育为唤起民众之基本工作，但非与政治携手，不能收功倍之效。

（五）现国家忧患并臻，不可终日，而一般民众犹在五里雾中，若不经一番紧急训练，则麻木沉疴不能拔除。然单靠教育，绝难奏功，亟须政教合一，使全国民众均有保乡保国之精神，兴谋生讲礼之风尚，则庶能挽救国家，复兴民族。

办法：

（一）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中小学一律联络行政机关兼办民众学校，内设成人青年小学三部。

（二）呈请教育部转呈中央令各省市行政长官须负教育重大责任，以谋政由教出之成就。

（三）由各省市政府严令地方行政机关与社教机关合一，贯澈政教合一之主张，以奠乡村建设之根基。

（四）访造贤良、扶植正绅，为推行政教合一之步骤。

（五）由各省市政府严令各地方行政机关于各该管辖区域内将所有民众分期训练，以成绩优劣为考成之标准。[181]

该提案经过大会讨论，形成“交理事会于整理中心提案时参考”决议。社教社不仅通过提案、决议案来表达意见，历届年会都提前函请党政两界的代表出席，直接促进政教两界联合。如第一届年会出席的有：中央党部代表杨栋林、教育部代表彭百川、浙江省党部代表胡健中、江苏省教育厅代表相菊潭、福建省教育厅代表钟道赞、浙江省政府代表王继曾。[182]第三届年会应邀出席代表增加到41家；第四届年会邀请到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代表区芳浦、教育部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以及山东、广西、河北、河南、江西、湖南等教育厅代表，“诸先生暨来宾旁听社员等计四百余人，济济一堂，情形异常热烈”[183]。理事会更是频频在年会上强调，希望中央最高的党政机关继续给予该社指导帮助，如第三届年会总干事俞庆棠致闭幕词中谈道：“本社社员都是在社教埋头工作的人，平时或没有多少机会，能够与政府常常接近。我们只有希望中央最高当局顾念民族的危机和我们为民族努力的诚意，能够注意到我们的事业，而常常予以同情与指导”。[184]社教社事业开展亦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开发西北’的一个口号，在今日到处可以听到，同时也有许多事实表现着，譬如本社在洛阳创设实验区，本届年会在开封举行，皆含有这种用意。原想乘年会之便，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以便协助该处教育之改进。会前即订定了办法，公开征求团员。”[185]质言之，社教社的洛阳实验区开办、年会地址的选择以及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等均为响应政府“开发西北”号召，将社教社事业发展归置于政府工作计划的同轨道内。

图3-16政学两界为洛阳实验区筹建时的题词（1934）[186]

图3-17政学两界为洛阳实验区一周年题词书影（1935）[187]

社教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设实验区的初衷是“倡导中原及西北之社会教育，并研究及实验中原及西北之社会教育问题”，在实验区筹备及一周年之期，社教社社刊《社友通讯》先后推出专号，“洛阳实验区筹备专号”请来知名社员陶行知题写标题，还请了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齐真如、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及社会名流王次甫、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题词助威。“洛阳实验区第一年实验专号”，更是不惜拿出三期合刊的篇幅，不仅请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题写专号名称，还邀请了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第四陆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盛士恒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等行政要员、社会名流题词造势。1935年洛阳实验区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添聘祝绍周为董事，刘峙、戴季陶、陈立夫、张继四人为名誉董事，“此次所聘之董事暨名誉董事，或则提倡开发西北，或则热心社会教育，洛阳实验区区务，今后之能长足进展，当为意料中之事也”[188]。显然，政界人士的身份更为社教社所看重。

除积极邀请党政界人士参会，社教社还通过一系列决议案，积极配合政府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救亡、复兴民族成为时代强音和最大政治，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必须直接间接面对这个问题。中国社教社的历届年会，多有围绕该主题的特别议案通过，以民间立场，积极配合着政府的对敌策略。第一届年会，雷沛鸿、俞庆棠与赵冕等人联合提出《本社应请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救国教育案》特别议案，号召各社教机关要灌输救国教育精神，并确定救国教育的目标与方法。经大会审查、修订案通过，并递交教育部。教育部几乎全文采纳，以《社会教育机关实施救国教育方案》为名颁布，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转饬遵行。[189]第二届年会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众案”中心议题作为特别类议案。1934年召开第三届年会时，东北沦亡，华北形势岌岌可危，民族意志消沉，有鉴于此，社教社通过《请由本社拟具华北各省救国教育办法，呈请中央采择进行案》特别提案，要“振起国族精神”“训练青年壮丁，改善各县保卫团”“广设民校，并改进其工作”等，以期配合政府在文化教育上的备战，“培植舆论，唤起民族意识，以为将来抗敌之准备”。[190]此番事业，被国立中山大学崔载阳认为“发扬民族精神及陶铸民族意识为重”[191]，将之归为倡导民族教育的先锋。

实际上，花县实验区前置三合办机关的排序变化，同样在传递着社教社及国立中山大学的“弦外之音”。1936年1月17日，社教社第十三次理事会暨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的《合办实验区办法》中第一条规定：“定名：国立中山大学广东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某某乡村教育实验区”[192]，到了筹备以及实际命名时，广东省教育厅被排在国立中山大学之前，如此凸显出教育行政的地位，应与借助其背后的政治力量、进行“政教合一”事业实验有直接关系。不难看出，强制征学制，军农合一，造产运动等事业，背后都是政治权力的力量推动。“因为乡村社会是整个的，乡村建设是多方面的，绝非人财两缺的民教机关所能负此重任，因之，与其他事业机关联络战线，确属经济而两便，洛阳实验区即本此旨而实行。”[193]政治力量被列入征学制建立的第二精义。“因为有了最经济的方法，必赖政治力量以推行，方能发生教育力量，过去民众教育力量实施之困难，其症结即在政教分家，教育事业没有政治力量以资推进，困难问题没有政治力量来解决，因之费力多而收效少。”[194]花县实验区工作人员反思一年来的实验区工作，认为实验区“在过去，也曾得到学术机关及经济机关的合作，也曾得到多少政治的助力。但，总觉得还是太少。将来实验区所训练的青年回乡服务，乡村基础学校制度之推广，普及教育之推行，经济事业之开发，在在需要各方力量尤其政治助力，始能进行顺利。如普及教育之推行，实不仅技术问题，而政治力量亦有其决定作用。目前实验区是需要从政府请得若干权力可以自由支配及得政府明令各区乡村长对区之尽力协助。即经济方面，亦需赖各方学术团体以及政府农业机关之协助与合作，如是，事业之安排与实验之进行，始不至捉襟见肘”。[195]此言背后，寻求政治力量作为助力是主要诉求。

社教社之所以如此热情广邀党政两界人士参与年会，究其原因，可大致归为三个：一是该社遵循民间学术团体年会规定[196]；二是该社为推进社教事业发展，积极追求“政教两界沟通”，以期寻找能将“书生之见”化为“指点方遒”的机会：“中国社会教育社究系学术团体，只能尽提倡设计之责，至大规模的推行，则须得行政机关之主持”[197]；三是政府亟须与教育团体合作，为其政策设计、制定及推行寻找教育界支持，如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颁发的社教法令、规程有很大一部分与该社提交的提案有密切关系。实际上，社会教育家群体通过社教社这个学术共同体，表现在外的，更多是一种集体的力量，将分散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力量聚合在一起，是国家从形式统一向实质统一过渡的侧影。

近代中国各种教育思潮显示知识分子群体（学界）的团体力量，政府希望赢取其向心力，借以扩大并稳固其政权基础。而要争取学界支持，政府对其关切的教育课题及理念必然有所回应，设法将其建议纳入政策，化为具体实践；而学界要争取政府的支持，以便其理念、目标能转化为现实。从效果看，政学两界相互妥协所构成的合力，相辅相成，使得社会教育既不会流于口号、形式或一纸具文，又不至于因为经费的短缺或个人能力的限制、位置变动而昙花一现，社会教育因此得到持续、深入的发展。

综之，无论以保甲为中心的乡村村政建设实验，还是以民众基础学校为中心的乡村基础教育普及实验；以合作社为中心的乡村经济建设实验，抑或以乡村青年学校为中心的乡村青年训练、以乡村基础学校为中心的乡村基础教育实验；两个实验区最为注重的，是为各式培训、训练制定详细日程表（如表3-3、表3-7、表3-8、表3-14），这些日程表背后的军事化的班级生活，为保甲长、塾师、壮丁、乡村青年等民众领袖，军民训练、儿童班传习生以及合作社成员，构建一个有特色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集体仪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国家意识形态的灌输、社会认同的构建，培养他们成为国家政权的代言人而非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成为主要目标。“洛阳实验区可以说是处处依着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和法令，并且帮助党政机关推动主义和法令的施行。”[198]“本区一切事业进行，务须本洛阳县政府之县政进行及区署地方自治的实施，及其他乡建机关切实联络，以谋建国方针的齐一而收政教养卫合一的实效”。[199]花县实验区时时强调训练乡村中坚人物，以民族教育、国难教育为中心，使他们负担起建设乡村的重任，再造乡村复兴民族。

美国社会学家科泽认为：“人们需要为他们自己构建一种社会认同，以及表达出和他人的一致感，集体仪式为达成这些目的提供了重要的方式。”[200]在集体生活仪式的作用下，原本抽象的国家、民族、政党等概念因特定生活课程安排而具体化，成为引导、强化学员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党歌、党旗、国旗、总理遗像、总理遗嘱等作为国民党政党文化的符号，作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象征与载体，密集出现，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们浸润在训练班所表征的各种意义符号之中。而象征符号和仪式作为社会动员、国家认同的方式之一，它们具有整合族群、团体和社区的认同和强固功能，象征符号通过仪式过程得以生动呈现和充分展示，“符号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关键在于符号霸权的形成，从而使人们对符号产生习惯性记忆，并将这种记忆化为集体无意识从而对他们产生作用”[201]。各种训练班、民众基础学校的生活课程安排中，教员们的身份、主要内容以及口号等，都成为国民党“党治”权威下基层社会渗透的文化运作方式，构建的集体记忆为国家观念、政党认同做了坚实铺垫。“（洛阳实验区儿童高级班升旗典礼，笔者注）民族意识是我国教育所亟应培植的，每当上早操时前，朝气方盛，即撞钟升旗，全体肃立致敬，村民每个人的心中又是怎样的动**着国家观念呢？”[202]实际上，无论洛阳实验区，抑或花县实验区，均利用这种制度设计，将彼时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丰富素材进行抽丝剥茧，凝炼为集体记忆的简洁文本，在这“丰富”与“简洁”背后，体现的是实验区在进行集体记忆建构时采取的多维途径（包括时间、空间和仪式议程、宣传口号等），而每一种途径都在为实验区“政教合一”的实验目标制造着可能。借助这种富含象征与隐喻的多维途径，社教社的精英们向实验区的民众们渲染新的生活秩序和价值取向，民众们身处其中，民族国家、党治文化、合作经济、新生活运动等流行话语体系，被安插在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实验事业中，多向度渗入他们的社会日常生活，党歌、党旗、国旗、总理遗愿等三民主义符号被广为认同。洛阳实验区管教养卫实验事业[203]，花县实验区的乡村青年训练、乡村基础教育实验，绝不仅简单地将政治秩序投射到象征层面，还为政治秩序完善提供了新的佐证，为新形势下政教合一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单就完成六年计划的洛阳实验区来看，如果从实验区董事会的顶层设计和结果来看，偏于一隅、似乎不那么轰轰烈烈的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大体按照预定目标进行，其实验结果甚至与国家重大的法律意志和政治制度——以国民教育为中心，容纳儿童、青年、成年于一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为一体的新县制不谋而合[204]，折射到新县制下的国民学校实践中。从这个角度讲，社教社合办实验区的价值和结论，似有重估的必要。

[1]郑一华：《几年来民众教育中的矛盾现象》，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8期，1934。

[2]许公鉴提案，认为社教社应订定中国社教研究实验事业总计划，支配各地社友分别研究实验，分工合作，按期进行，改变之前向无联络、各就所好、各行其是的局面，大会通过“组织中国社会教育社研究实验事业协进会，委员人选及详细办法，交由理事会斟酌办理”决议。许公鉴：《如何谋研究实验事业之分工合作案》，《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68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3]高阳按照理事会安排，专函晏阳初，邀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加入“研究实验事业协进委员会”。11月11日，晏阳初回复高践四，欣然应邀入会，并提出通信联络各地的建议。“践四先生有道：敬复者：奉读大函，敬悉一是。中国社教社组织研究实验协进委员会，邀约敝会参加，欣兴良深。惟弟意同仁散处各省，召集不易，如用通信商讨阐明，以为如何？承赐表格，谨择其简要者填写奉上。敝会在定各部分工作，正在研究实验之中，较为复杂，原寄表格难于填写。另由邮寄奉最近敝会工作简要小册数本，即请察收转致为幸！专此奉复，顺颂大安弟晏阳初拜启”《复高阳》，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4卷，书信卷（1916—1989），376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

[4]理事会公推高践四、彭百川、屈凌汉、尹全智、杨效春、江恒源、周德之、张永荣、马祖武、雷沛鸿、罗廷光、相菊潭、雷鸿堃、王公度、刘宰国等参与组织中国社会教育社召开实验事业协进委员会。《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5]《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15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6]陈大白：《在开发中原社教的征途上》，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7]杨汝熊：《勘察本社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区址经过》，载《社友通讯》，第2卷1期，1933。

[8]俞庆棠：《到洛阳去》，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9]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一年》，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10]实验区的顶层设计，早在1933年8月就开始进行。以“民众教育培植国民力量、树立自治基础、唤起民族意识、复兴中华民族、增加农业生产、改善经济组织、促进乡村建设、充实人民生活”为目标，制定了13条原则，如教养卫合一、自治区民众教育与区农业指导合一、以区为单位由下而上由小而大、做学教合一、改进生产能力实行经济合作、训练民团寓兵于农、以全区为学校以全区民众为学生以乡村建设为课程等；社教社第二届年会期间，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赵光涛提交“积极筹办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案”，大会决议由理事会推5～7人组织设计委员会，计划一切创办事宜，并募集捐款作为开办费用。会后，理事会推定钮永建等5人为设计委员从事实验区设计工作。《社教社筹建民教实验区》，载《民众教育季刊》，第2卷1期，1933；《社教社民教实验区计划纲要草案中之分年计划》，载《民众教育季刊》，第2卷1期，1933；陈大白：《筹备前期之洛阳实验区》，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1]杨汝熊：《勘察本社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区址经过》，载《社友通讯》，第2卷1期，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