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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入世界成协及派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第1页）

（三）加入世界成协及派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按社教社二十一年度社务进行要项、社务工作第七项有“加入世界成人教育协会”规定，“此次俞总干事赴丹麦考察民众教育时，特便道英国，赴该会接洽一切，当时即已履行正式入会手续”。[156]社教社作为国内第一家成人教育学术团体，正式成为国际成人教育学术组织的一员。它以中国成人教育专业学术团体的形象，参与相关国际会议，提交专业议案，承担世界教育大会委托调查文盲的任务，为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寻求国际经验。

1935年3月，世界教育团体联合会来函，世界教育会议定于本年8月10—17日在英国牛津召开，“所有各国之全国教育团体机关，均得派遣代表参加”，鉴于“世界教育会议为各国教育家交换意见、互商合作之唯一集会，既可获得各国关于教育之各种最新方法，且可参加讨论各项教育问题，于本国教育前途颇关重要”，第十一次理事会特推定该社社员郑彦棻代表社教社前往参加。[157]5月，社教社聘定郑彦棻、罗廷光二人出席世界教育大会，并编印该社英文概况寄交以便分发，“爰有第十一次理事会议决定，推请本社社员郑彦棻代表本社前往参加。最近又由常务理事商定，加聘罗廷光社员会同郑先生一同代表参加。本社为求各国人士明了本社概况起见，特由事务所编印英文概况暨工作报告，即将寄交本社代表分发各国代表参考”[158]。8月世界教育会议如期举行，真正出席的只有罗廷光。罗廷光自陈代表社教社、中国教育学会出席，“我国有唐惜分（教育部代表）、邓植仪（广州中大代表）、程国敭、陈世钟诸君及鄙人五人。鄙人代表中国社会教育社及中国教育学会，出席参加一切集会和活动”[159]。

会议期间，英国教育部假牛津市政厅主办了“教育成绩展览会”。罗廷光对8组分组展览给予介绍，“乡村教育组”“成人教育组”分列第四、第五组，尤以后者着墨颇浓。

（5）成人教育组

（甲）感觉教育部

参加讨论者很多，或讲演电影教育的重要及电影与国际谅解的关系，主张教师应与制片者共同合作；或以为感官教育应包含图表、地图、参观博物馆及公共建筑物等在内。教师应能活用影片，不可胶柱鼓瑟。或报告英国现有教育影片，为数在三千以上，但合用者嫌太少，以后须大家改良。或以为教育影片的要素为事实正确，编配适宜，简短而艺术化。末次会议关于电影教育与成人教育，讨论甚详。又会议期内，映放英、德、法、美各国的教育电影。

（乙）健康教育部

如儿童健康对于民族安危有直接的关系，系学校应与社会合作共谋增进儿童的健康，家长、教师、医生应沆瀣一气，学校卫生视察制度及身体健康所影于精神健康等，皆为本组讨论的问题。

罗廷光对该届会议有颇多感慨，他认为“一国的正式会议决议案，尽管多不胜收，然而见之实施者，曾有几许？这样说一个会议的真正效果，或是不可见的”。这次会议对于决议事项，“便不十分注重，末次代表大会中虽也曾通过好些，但都不过一种原则，如藉教育电影和无线电播播音，以促进国际间谅解；……”。他认为，会议的真正效果在于“彼此教育意念的交换，并从观摩上藉以激发其兴趣，增厚其努力根基，否则，一些死板板的决议案纵多，有什么用？”[160]很有意思的是，罗廷光以同名在《社友通讯》上发表时，对这一部分内容换了表述方式：

这会议本是友好团体，自由结合起来的，要问有多少决议案，有什么具体结果可以看出来，那是很难说的。决议案不是没有，有的，共不过几条原则，以便各国从事教育的人们参考，然这究不十分重要。莫说国际团体决议案无人负责执行，即便一国的正式会议，尽管决议事项多不胜数，还不也等于废纸吗？“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早已成了一般的通式，还谈什么！然而会议的真正价值是有，其价值乃在会员重要意见的交换上，藉此以拓展其眼界，鼓舞其兴趣和增厚其努力。[161]

在这段表述中，罗廷光本着大会感受，观照国内学术会议，直接指出国内的会议决议案多不胜数，但大多陷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形式之中。对比社教社每届年会热衷决议案的数量，在《社友通讯》上大幅刊登每届年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或许，罗廷光如此行文是对社教社等国内学术团体的这种行为的婉转批评。

1935年3月，世界成人教育协会来函调查中国文盲数，请社教社推员协助，该会公推刘季洪、张炯、俞庆棠三人负责答复，俞庆棠为召集人，在俞庆棠的主持下，社教社还专门设计了“文盲调查表”，并设计测定文盲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文盲数字。[162]

依照第六届世界大会决议，1937年第七届世界教育大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此时中日关系已呈剑拔弩张之势，该会首次在远东举行，如依惯例由政府出面派出代表出席不妥，教育部希望由教育学术团体出面组织代表参加。1937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邀请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国健康教育社、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各团体推派代表来教育部开会，社教社公推高践四为代表，第二次会议派陈礼江（顾良杰代）、雷宾南出席。[163]

第七次世界教育大会，定于本年八月在日本东京举行。前准中国教育学会发起，联合我国各教育学术代表，于一月廿六日下午四时，假教育部举行“中国参加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筹备会”，本社公推高践四先生为代表，出席参加。是日会议情形，已详翌日各报，兹从略。第二次筹备会于二月廿八日仍假教育部举行，本社加推雷宾南、陈礼江、李云亭、刘季洪等四位先生为代表，并请雷先生赴京参加。是日出席者计有本社及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七学术团体代表二十四人。决议要项如次：一、将上次谈话会所决定之“中国参加第七次世界教育会议筹备会”名称，改为“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二、如伪满参加，我国即不参加；三、联合办事处，设在京市玉珍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内。[164]

1937年5月，社教社接到“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函文：“兹参加第七次世界教育会议提案组第一次会议结果，请各团体于每组拟具提案一至三则，尽六月十五日以前，用中英文各一份提交提案组汇编。关于成人、播音、乡村、社会适应等问题，推由贵社担任。”[165]社教社第十七次理事会会议“中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筹备会，本社已推员加入，关于论文之征集，应如何进行案”，决议“交常务理事办理”。[166]为此，社教社还专门在《社友通讯》上登载通告，向全体社友征集提案。

图1-11社教社向社友征集第七次世界教育会议提案（1936）[167]

1937年5月上旬，各学术团体在南京欢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教育学会会长孟禄博士，“席间相谈甚欢，博士甚希我国教育学术团体，正式加入世界教育学会。兹已由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发起，联合参加为正式会员”。社教社报名表于5月10日寄出，该社理事陈礼江就近（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代表本社一切。[168]6月，各学术团体推定17名代表组成“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169]，哥大出身的胡适为团长，程其保为秘书，刘湛恩为干事长（三人均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社教社社员雷宾南为成员之一。尽管最终因日方筹备委员会允许“伪满洲国代表参加”取消行程，但由此七个教育团体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却保留下来，并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随迁重庆，并邀集中华图书馆协会等五团体参加，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通过发行《建国教育》刊物、举办学术讲演、举行联合年会等活动，成为抗战期间各学术团体保留火种的“诺亚方舟”。特别是抗战期间前后举行的四届联合年会，赢得各学术团体的高度评价。如1938年11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年会，大会以“抗战建国中之各种教育设施问题”为中心议题，共同商议各种教育问题的战时应对措施。在战火纷飞中，全国教育界代表围坐一起，“无论从团结意义上讲，抑或从学术沟通上说，均为空前的盛会”，彰显了“教育学术界共谋教育力量助成抗战建国伟业的意义”。[170]综之，社教社通过积极加强与国内外学术团体联络、沟通，在为自身社团发展寻求助力的同时，宣传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并从而影响了一部分人士对社会教育的看法，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性的舆论环境，并寻求了“同声相应”的助力。

[1]郑成林、路中康：《社群、社团史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重构：“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述评》，载《近代史学刊》，第5辑，2009。

[2]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3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2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4]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江苏巡抚陈夔龙奏报纸电讯集会演说以范围于法律之内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6]《宪政编查馆、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折》，载《政治官报》，第135号，1908。

[7]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7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8]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3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大学院公报》，第1年1期，1928。

[10]《教育行政机关管理学术团体办法》，载《浙江民政月刊》，第26期，1930。

[11]《教育部关于各学术团体应呈请备案的训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一、二）》，72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2]第一个层面是从传统士大夫中蜕变而成的近代士绅知识分子，以张謇、梁启超、张元济、熊希龄、江谦、唐文治、袁希涛、沈恩孚为代表，有科举功名出身，有深厚的中学根基，对新学不排斥，多数清末曾担任过显赫职务，他们以自身影响力保护和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第二个层面是清末民初的归国留学生（游历海外），包括留日、欧美等，以蔡元培、蒋维乔、黄炎培、陈宝泉、张伯苓、郭秉文、胡适、陶行知、陈鹤琴、蒋梦麟、晏阳初等为代表，用与传统士大夫迥异的知识结构与价值理念，投身教育改革浪潮；第三个层面是在国内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青年。见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438～44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13]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322～32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4]《全美最古老之华人社团》，载《华侨时报》（香港），1989-09-15。

[15]孙广勇：《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191页，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

[16]朱有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252～25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17]笔者整理于江苏省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历年会务简明报告表》，自刊，1926。

[18]刘正伟：《巡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33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9]尽管按照《章程》规定，会员代表大会（常会）是该会的最高权力及决策事务的机构，但每年只召开一次且需参加人数达到会员的三分之二才算符合程序，远远不如每月召开一次、10人参加即可的评议员会方便、便捷。